“大丈夫当学伯承兄！”

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

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出奇制胜，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著称。

他被毛泽东誉为“一条龙下凡”，被朱德曾赞誉“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

他被陈毅元帅留下过“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名句。

面对荣誉和功劳，他本人生前曾谦逊地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刘伯承。

“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邓小平这样评价老战友，老师长。…

“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面对辛亥革命的洪流，刘伯承毅然选择从军之路，他剪掉辫子，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信念，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二十多岁成为川中名将。

1912年进入将校学堂10个月，他不但学业出众，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恶习不沾闻名全校，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

1916年3月在指挥攻打丰都县城时，右眼中弹致残。在疗伤过程中，他为了不损害脑神经，强忍钻心的疼痛，坚持不施麻药，被为其主刀的德国医生赞叹为“军神”。1924年10月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1927年4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这是中共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被任命的第一个军长职务。7月下旬秘密转赴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奉派赴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刚到苏联时，为攻克俄文关，他“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承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率部奋战在太行山上。面对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他经常用“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无角绵羊受欺压，有蛰的黄蜂不可侮”等话语来激发将士们的对敌斗争信心。他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百团大战中的正太榆辽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的频繁“蚕食”和残酷“扫荡”。与此同时，他率部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牢牢把紧太行山这道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使“平辽半壁山”得以免遭敌寇的蹂躏涂炭。抗日峰火，淬炼了刘伯承，使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尽情发挥，“军神”名符其实。

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面对自己率领部队打下的一个又一个的胜仗、立下的一个又一个战功，刘伯承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从不邀功请赏，更不居功自傲。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调集三路大军，分别向嘉祥、巨野、濮阳进攻，企图围歼冀鲁豫野战军于鲁西南地区。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依据避强击弱原则，立即向濮阳转移。转移途中，获悉国民党军一部由菏泽向鄄城孤军冒进，刘伯承遂当机立断，发起并亲自指挥了鄄城战役，在鄄城以南地区歼敌9000余人。随后又指挥了历时4天的滑县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104旅、保安第12纵队全部及第125旅大部共11800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欲打通平汉线占领邯郸的美梦。但在总结这两次战役的成功经验时，刘伯承反复强调：“我们的胜利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我们正是因为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才取得了消灭敌人四个半旅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刘伯承淡泊名利的高尚境界。

刘伯承用兵如神、屡战屡胜的故事，在中原大地不胫而走。1947年6月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安阳召开了庆功大会，解放区党政军群各界派出代表送给刘伯承一面绣有“常胜将军”四个大字的横匾。刘伯承婉言谢绝了这块横匾，谦虚地说：“说我是常胜将军，我不敢当。不会是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在后方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没有人民给吃、给穿，军队就不能打仗。”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在“刘伯承”条目下这样写道：“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刘伯承的意见时，他拿起笔，毫不犹豫地把“革命军事家”改成“革命军人”。刘伯承说：“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刘伯承受人钦佩和爱戴，不仅因为他在战场上神机妙算、战功卓著，而且因为他不揽权、不恋位，扑下身子做实事，为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刘伯承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校，是“科班出身”的元帅，一直关注部队军事人才的培养和正规化建设。他在红军时间就担任过红军大学的校长，1946年又在频繁的战事间隙，补译、校订《合同战术》一书，思考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问题。1950年6月，在得知中央军委决定建设陆军大学的消息后，刘伯承基于“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的认识，主动给中央写信，言辞恳切地要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自告奋勇去办军校。毛泽东被他的真诚所感动，同意了他的请求。就这样，刘伯承担负起了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重任。

为完成好中央军委赋予办学的光荣任务，花甲之年的刘伯承以“昼夜不息”的精神，带头学习，勤奋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在刘伯承的不懈努力下，军事学院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建设日臻完善，使刚从战场上成长起来的“泥腿子”将军得到了正规军事课程的淬炼，为新生的共和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既有实战经验又富理论素养的德才兼备的高、中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刘伯承给后人留下了刘伯承的勤奋好学还在于他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有影响的战争或战役，认为那里面有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经验与教育。从南昌起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和战斗，刘伯承常常都有系统的思考与总结。他强调“用兵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刘伯承刻苦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使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军事理论。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集毕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大丈夫当学伯承兄”，诚哉斯言。

“大丈夫当学伯承兄！” “大丈夫当学伯承兄！” “大丈夫当学伯承兄！” “大丈夫当学伯承兄！” “大丈夫当学伯承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