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2月26日早上，刚升任教育部社会司一科科长的鲁迅，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带领下，前往北京铁狮子胡同总统府，谒见大总统袁世凯。
早在两天前，就是24日，袁世凯开始接见政府各部官员，也就是说，他要和自己签字任命的官员见见面聊一聊，彼此熟悉一下，以便接下来更好地开展工作。接见官员每天三到四批，26日就轮到了教育部。
接见仪式完毕，袁世凯要求教育部的每个官员，说说自己对国家教育发展的看法。
虽然这次与袁世凯会面的时间很短，却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后，鲁迅在考察民国历任统治者的文化策略时，这样说道：“这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一向刻薄的鲁迅对袁世凯居然没有任何微词，还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尤其第二句，他将袁世凯和后来的统治者做了比较，从反面凸显了袁世凯见识广博。
有人会说，鲁迅做小科长，人家袁世凯是大总统，鲁迅拍袁世凯马屁本就自然。可是，不要忘了，鲁迅是个“吃人不嘴短，拿人不手软”的主儿，一边拿着政府的俸禄一边骂政府，这样的事他做多了，以他的个性和风骨，根本不可能做溜须拍马的事。何况他说这句话时，袁世凯早就去世了。
其实，关于袁世凯重视文人，还有一件事或许更有说服力。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学大师、革命家章太炎大闹总统府，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龙泉寺。在软禁期间，章太炎不仅没有受到迫害，还享有高薪优待。袁世凯每个月给他的生活费是500元。
500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那时京城一个普通警察月薪是4个大洋，大学顶级教授每月的薪水是400大洋。也就是袁世凯给章太炎的待遇，比大学教授的最高工资还要多出四分之一。
可是章太炎性格刚硬酷烈，骨头比鲁迅还硬。早在光绪在位时，他就敢在文章里骂光绪为“载湉小丑”，载湉是光绪的名，在当时直呼皇帝的名字那可是大罪。文章发表在《苏报》上，由于报社地处英租界，最终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捉拿章太炎。被捕后章太炎置生死于度外，押解途中，他还大义凛然、淡定自若地吟着诗：“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后，每天都要把袁世凯的祖宗十八代问候一遍。除了“叫骂功课”之外，他还雇了十多个仆人供自己摆谱，因为知道仆人都是袁世凯安排的，他就故意折腾这些人，平时让他们称呼自己为“大人”，有客来访时，要改称自己为“老爷”。每逢初一、十五要磕头，如果犯了错还要罚跪、罚薪水。他做的这些事袁世凯都清楚，但袁世凯还是以超乎寻常的忍耐，宽容对待了章太炎的“放肆”。
袁世凯死后，大家以为章太炎肯定会对袁世凯狠狠地口诛笔伐一番，可章太炎却说：“袁世凯还是很不错的人，我戳着他的眼珠子骂他，他熟视无睹。现在的人听到有人在背地里议论自己，都恨不得弄死他们，谁敢当面揭短？别说痛骂了。”
看来章太炎也觉得，袁世凯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何况袁世凯出身军武，还能重视文人，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通常我们评价一位历史人物，讲究“盖棺定论”。古代君主和重要大臣死后，都会有谥号，就是用简短的字概括这个人一生的功过是非，然而人生那么长，人性又那么复杂，哪里是几个字就能概括的。于是这样的盖棺定论，很容易给我们一个“非黑即白”的误导。
比如，隋炀帝，就凭他谥号这个“炀”字，让我们认定他是一个好大喜功、背信弃义、好色无礼之徒，从而本能地忽略他对国家的功劳。我们忽略了隋炀帝20岁时灭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忽略了他统治期间修建东都洛阳，后来洛阳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更忽略了隋炀帝大业二年正式设置进士科，从而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为寒门学子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对隋炀帝如是，对袁世凯也是如此，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关于他的记述全是过，每每想起他，我们脑海里总会出现“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之类的词，他的功却极少有人提及。
其实，袁世凯的功劳，和他犯下的错一样，也是很突出的。
袁世凯痛恨科举，一生都致力于兴办现代教育。光绪27年，他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端方上书朝廷教育改制，开启了我国近代教育发展。他督鲁时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山东大学。1905年废除科举后，他为培养新式人才，确立了发展师范教育的战略，建立各级师范学校40多所。因为重视教育，所以相比后来的统治者，他更加尊重文人。
袁世凯是中国共和体制的主要缔造者，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发起和筹建了京张铁路，关于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用人等方面袁世凯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创办或改革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电灯厂、第一个自来水厂……
1908年《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说：“袁世凯是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是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人。”1911年《纽约时报》又写道：“不论革命派还是保守派都认为袁世凯是有能力领导中国的唯一一人。”
客观的说，如果袁世凯在1913年就死去，他会作为一个进步人物，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被载入史册。可惜的是，他多活了三年，最终复辟帝制成为他生命中最大的败笔，也直接影响了他在后人心中的色彩。
对袁世凯的评价，我觉得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说法是最公允的：“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冷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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