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丛瑞
这个暑假，丛瑞同学又把《汉代政治制度考》修订补充了一遍。从原文的6000多字增补到14000多字。“考”为考察、推究，这篇文章可视为丛瑞同学学习秦汉历史的一篇随笔。难得能喜欢历史，并有四五年的持续（不能用坚持一词，爱好是最大的动力），只可惜每次假期才会有时间读史落笔。这一次增补也是每晚10点至11点完成的。开学升初二啦，期待下一篇。
究古今之政制，通秦为始。然汉承秦制，故可言：汉制自秦而来，优秦之本而用之。近得暇以研汉制，自当欣慰。然恐刍议知不足，咎于不甚渊博。自当改之，藉以表明。
2018年2月1日
（2018年2月11日增补）
（2018年8月14日增补）
汉简
绪论
一、总序
统全局而言，汉制与秦制之本别，在于皇帝逐渐将更多的权利给予中央；汉制与后世的唐制相区别，根本在于领袖制到委员制的转变，即宰（丞）相及其官府再将权力发散。当然，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需求，我们不能仅凭这个区别从而指出其弊病。而要就此时代的条件而言，从执行力与结果、中央与地方、平民与官府，如此两面兼顾，才不会作空谈之论。
二、汉代及以前官政趋势
自上古以来，在部落联盟兴起时，领袖的地位一则凭品德易当，二则权力不是以压倒性的态势管理人民。（《尚书·尧典》）中央的观念尚未树立，职权制度也不完善。这可以归结为时代的因素。然自秦以来，“皇帝”一词确立，中央集权形成，大多古制推翻，废除分封制、昭穆制，改宗法制为官僚政治……（《史记·秦本纪》）各项制度趋上古时代于完善。但是却显现出封建王朝的特点，即皇权至高无上。然而皇帝定然不能亲力亲为无时无刻管理天下大事，需要官员辅助并代理，官职产生，官制形成并完善。但是皇帝也考虑到单独由一人掌权恐留后患，于是为了权力之间的制衡，又将权力分散。依我所言，历朝历代皆以权利的逐渐分散为趋势，在权力分散的同时收权于中央。使得中央集权逐渐“权威”。汉代便有这样的趋势。
三公九卿制度
一、来源
在汉代，从中央政府而言，官员的增多大多因素来源于从“天子家臣”的转变。仅举“六尚”的例子。秦朝时，尚书权职并不能涉及天下事，仅顾皇上一人。然汉朝时，尚书规模开始扩大，有了掾属。东汉及之后的魏晋，便有台阁了，即专门行政机构，且权力也扩大，开始掌管一些国家事务。（《后汉书·百官》）除尚书例子，还有九卿、兰台等……触类旁通，我们便可知中央官制趋于完善的根本来由。当然肯定还有种种因素，仅举最浅显之例为上。
二、职权分配
三公九卿制度，来源于秦。就地位而言，三公位上，太尉为首，但不常置且多为虚职，故可言丞相为上，往后次之。汉初则以相邦或相国为上。九卿次于三公，太常为首，往后次之，且权力划分越来越细。（《汉书·百官公卿表》）从太常掌祭祀礼仪等，便可见王朝对于不同事情给予不同关注。然最末的少府，掌管下属官员众多，但都极细碎。上至服御诸物，下至诸侯王国一个花园的打扫，故称其为末等。但经汉代屡次改动，均已趋于平等。（《后汉书·百官二》）综上可知，国家对事情的重视程度为：先祭祀，后天子，再政府，次社会，末杂琐。
中外朝体制
一、具体体制
三公九卿制度为政府及政府长官的受辖制度。然而天子即皇室，与各层机关政府之间，形成一道鸿沟。而此也恰成为权力的象征。即中外朝体制。天子居住办公之处与丞相府衙门非处同门，一者在宫内，称“宫禁”，一者在宫外。中外朝体制的形成，产生了许多徒有虚名的“官号”。举如：侍中、给事中，等不胜列。（《汉书·百官公卿表》）
二、得失分析
这如通行证，允许此类“特批”官员入宫办事。如此一来，打破了一板一眼办事的官政。然此等弊病，酿造了两汉末外戚宦官专权的拉拢势力的把柄。历史总在演进，东汉时期，便有中阁兰台缓解这一现象，但由于其制度尚未完善，所以不得结果。值得说笑的是，真正完完全全打破这一僵局的，竟然是在乱世。隋末群雄并起，隋炀帝迁至江都后不久被禁卫军（骁果）杀害，此前起兵并已夺取长安的李渊立代王杨侑。杨侑自知权无，颁制如下：
少帝以帝为丞相，进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万机百度，礼乐征伐，兵马粮仗，庶绩群官，并责成于相府。......
————《大唐创业起居注》
如此可见，将宫内的大殿让与丞相，为世之少有。但只得勉其难为乱世，制崩官罢，并无实之德泽百姓。
三、缘由
历史总是不会允许乱制出现，但中外朝何所解释？个人总结，引咎于刚得已建立的中央集权制。秦朝，制定皇权至高无上，掌管一切军政大权，然始皇“日不阅千石不息”，从“总管”，到“辖管”，皇帝过目阅批是最重要一环。但是哪个官员负责汇报？此制应运而生。自古言：汉承秦制。真正等到“三省六部制”要到唐朝，（《旧唐书》）所以此时中外朝不难理解。
四、三公九卿制度与中外朝体制的总体得失
但是细心研究不难发现，在这种政治制度的不断沿革中，三公九卿制与中外朝体制内部形成了一种皇室与政府间的平衡与沟通。皇室保留权威，政府执管政务，中间的中外朝必不可少，其自有的“不严谨”反而为之间的沟通提供多种方式。一个名号，解决了众多事务的繁杂。汉王朝就是在这种形成了“决策与执行”“政务与监察”“实务与清议”的制衡机制，相互嵌合，保证了长治久安。
地方政治制度
一、前言兼延续过程
我们常说，中央集权的设立，得益于中央与地方执政的联通性。但是这也经历了一个过程。秦朝设立郡县制，为史之首创。汉乃沿用之。但汉高祖刘邦开国后因政分封五个诸侯国。（《史记·高祖本纪》）史称“王国”。于王国内也有郡县制的设立。但王国独立性极大，甚至淮南王英布曾在封地内篡改郡县制制度。到西汉中前期，王国公开造反，而国家的大多郡县都在王国统领下，“吴楚七国之乱”的挑起，也标志着郡县制的顺利执行已经到了尽头。经过景帝竭力平叛，汉武帝推恩令的实行，强制剥削了诸侯王的管控范围与权力，使得郡县两级制度再次步入正轨。
二、具体管理方式
（一）一般性地方
在研究中有这样一个感悟：汉代地方治理极有条理。中央于国都掌控核心实力，分散权力于地方。然而还设有总领地方的长官，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分别管理国都一地，又监督总管地方，总管府也设于国都长安（西汉）。可与“天津与北京”的关系相媲美，且总署地方人员，史官总称其为“三辅官”。因其地理位置特殊，秩高为中二千石；汉初，王国还有与以上“三尹”职权相当的都尉；地方分设有郡、县。郡之长官为郡守，景帝前仍留秦之“太守”，后改为“郡守”。郡下设县，全国有几千个县，县的长官，万户以上称县令，不满者称长。要注意的是，县较郡有较大的独立性。而县以下还有更小的组织管理。县下置乡，由“有秩”“三老”“游徼”为长官，分别掌管“户口官职、教育、法律官司”同时为收赋税，设立“乡佐”“属乡”“主民”；乡以下设亭，亭长为长官，主管“禁盗贼”；亭下设里，里魁为长官；里下设民官“什”，什下设“伍”，乡亭里都有监官，称为“司”，每一司掌管五十家。（《后汉书·百官五》）将地方划分细了之后，又设“刺史”掌管监督郡，共设十二个刺史。
（*）在研究乡亭里等更小的地方行政单位时，不像郡和县那样的一环扣一环，据1993年出土的《尹湾汉简》30·4載：“海西吏員百七人：令一人，秩千石；丞一人，秩四百石；尉二人，秩四百石；官有秩一人、鄉有秩四人、令史四人、獄史三人、官嗇夫三人、鄉嗇夫十人、游徼四人、牢監一人、尉史三人、官佐七人、鄉佐九人、亭長五十四人，凡百七人。”從中可見，“乡”和“亭”并非有隶属关系，两者只是行使不同的权力：“乡”行使的是地方行政事务；“亭”行使的是地方治安职责。而我上文所描述的“下”字，只不过是为表明辖管人数而以区分。切莫以为下属，则吾罪不可卸也。
（二）汉代边疆地方治理
汉代地方治理极其精细，可谓“因地制宜”。在边塞有“障塞尉”，严防边境。在南方蛮夷之地，还将县为“道”，以便管理。详列如下。
1.北方
自秦代以来，北方的匈奴一直为中原大患，西汉时张骞“凿空”通西域，“识北方道路”，初了解匈奴。卫青及霍去病终将匈奴打退至漠北。于是，汉朝对匈奴的治理极其重视，在河西走廊处设立“河西四郡”予以治理，设立“使者校尉”以解决屯田戍兵的粮草。东汉时期南匈奴归顺汉朝，汉朝在贡纳制度的基础上，设立“使匈奴中郎将”。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一则作汉于匈奴的控制，二则储备军事支撑。
2.南方
南方蛮夷者众多，在今云南甚至越南国一带为汉下属区，今福建地区尚未纳入汉版图。前文已经指出，南方的县为便于管理，已易名为“道”。然不仅如此，凡县之有蛮夷者，皆以“道”管理。據《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載有：“夷道長印”一印，可以證明。又有在西北地區漢代石刻可以再次證明“道”的出現：“〔武威〕西狄道司馬長元石門〔建初〕六年十月三日成。”、又《居延新簡》E.P.F16載：“匈奴人晝入甲渠河南道上……。”可證；
南方治理可谓“三管齐下”：既有地方普遍的郡县制，又有汉初设立的王国制，还设有军事管理系统。汉代由于灭掉南越西羌，由于通商之便，从祥牁郡开始，到益州郡结束，共设立郡若干，使得南方也正式纳入管理；但是为了管理得长久，民心安稳。且南方蛮夷有一重要职责——戍边。故属国制仍在实行。汉代蛮夷分内蛮夷和外蛮夷，外蛮夷更多的用属国制管理。由中央委派“都尉”，进行正规管理。但又保证其可依然享受原有的权力和生活方式。这样一来，一则扩大汉代版图，二则安稳民心，稳定边疆；而对于军事管理，中央设立“护羌校尉”，下有长史司马，总管西羌兼边疆的安定。（《续汉志·百官五》）
◎专题：都尉的再划分（7.27增补）
在都尉制度之下，汉朝朝廷设有“部都尉”、“属国都尉”与三世纪初的“典农校尉”。三者皆为治理特殊地方而置，典农校尉为东南方，即汉末孙氏领地所见，因方位分区，故于后讨论。此先析前两种。
首先是部都尉制。论述之前，先举三例。
第一例：汉武帝初年，平西夷，设沈黎郡。汉武末，沈黎郡废除，改为蜀郡之西部都尉。有《曹全碑》為證：“金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都尉。”
第二例：汉宣帝间改汶山郡为蜀郡之北部都尉。
第三例：建安二十年，立上庸郡。但不置太守，而置都尉。
此上三例，时间不同，权力行使不同。相同者便在都是边境，少数民族长居处，或时局动荡，战乱不止处。归纳可得，在政治清明时，部都尉作为新设郡的前兆；在政治腐败或天下大乱时，往往郡县已不能正常行使作用，便将郡退为都尉。
综上所述，一般的部都尉行使军事权力，在辖区实施军管。因政区变动而设的部都尉，则在军事管理的基础上，免征赋税，表面上是轻加管理，实质上起到安稳民心的作用。
但都尉改置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三国。如东吴所设新郡约有26个，由部都尉改置而来约有12个，约占一半。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是属国都尉制与典属国制（7.28增补）。与都尉制类似，属国都尉也是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官制，初受典属国管辖。“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汉书·武帝纪》）此便为属国都尉制的渊源。但依据材料，此时的属国都尉制规模远低于郡制，且尚为军管之地。但在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归附汉朝，属国制逐渐与郡制平分秋色。
校尉与都尉辨析
然而，校尉的重要性大于都尉，可见军事力量的强化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维持稳定，但不求长久。故都尉职责以辅助，即负责归附蛮夷事务。到东汉末期，都尉始得军事权力，各项事务看似越来越平衡，但是随着黄巾起义的爆发，西北凉州叛乱，东汉疆域的缩水，这些所谓的制衡也名存实亡。
值得一提的是，南方设立属国后，居住在汉朝境内的“内蛮夷”以“部”为单位，接受管理。当条件合适时，直接用州牧制管理。具体的州牧制后文讨论。
3.东方（7.28增补）
（1）狭义的朝鲜半岛的东方
东方之治理，范围远狭隘于西南北三面。汉时日本尚处于古坟时代，无贸易治理可谈，可谈之处只朝鲜半岛一处。公元前1122年（传），一商王室成员逃往所至。汉朝紧挨朝鲜半岛，但只能是在疆域国力达鼎盛之时才可征服。治理较为草率，武帝末年撤销四郡之二，削属国，朝鲜半岛也就不治自立了。
（2）广义的包括东南地区及蛮夷（如冉陇族）的辖区范围
在汉末，孙氏经营东南吴地。因地理优势着重发展农业，便在吴郡无锡以西为眦邻典农校尉。
4.西方
说起汉代的四邻，西域为最可讲之处，也为最可分析之处。然西域之细讲，还需在下文细述，此条因条例而设。
三、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得失分析
（一）郡县制
汉代，抑或是秦代，其所使用的郡县制，为史之创举。其不异于将分封制改善，并细化。这便是历史演进的事实。郡县制的创立，开创了政治制度的新局面，同时也为后世治理地方立下根本。
细说郡县制，其可谓“短小精悍”。既有像分封制的土地和人民，还有军事化的部队，使得地方可自行解决事情；全国紧密连通，使得郡县办事效率极高。最可称赞一点是，全国所有的郡县，排除京兆地区，其他地区的郡县大小和军队数量基本相等且权力稳定。朝廷虽给予很多权力，但互相制衡，不会对中央造成威胁。这可用道家“小国寡民”的思想解释，因汉初政治者采取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但这却着实不啻一大创举。
此即地方行政的易位“无嫌”。地方官员调度，调任者须为外郡人员。这样可以避免小人之谗言，又避免了像北宋时期将领调换的军心不稳。因为郡县之间的制衡，保持了其中的稳定。
保证了地方人才的施展才能空间。这得益于地方察举制的优端。地方人才只有优者送往中央，故地方的人才储备均不会受到中央的支配。这就避免了科举制的弊端，即“中央皆精英，四方皆白丁”的乱局。
这一条引用了严耕望先生的观点，即“地方治理的精神为历代所不及”。我认为很有道理，将其引用。
（二）特殊用途郡县（7.27增补）
与一般性和特殊性不同，这里专门讨论一种为特殊功能而置的郡县。在西汉，设置了专为祭祀而用的“陵县”，即“陵邑”。
在汉高帝死后，他所葬之地长陵便被封为“长陵县”，以作为宗教用途。同是汉朝，有七个县先后被封为陵县。在汉元帝后不再设置陵县，于此制销声匿迹。
（三）陵邑意义及得失分析
首先，邑在古语中是分封给女子的土地，陵邑则代表了原始社会，即母系氏族社会的残留风气。而其宗教用途更是能证明此点。在陵邑本身来说，甚至可以看作是归已故的先皇管理。因为一不交税，二不征赋，居民所支出皆用于祭祀。但这种说法毕竟太脱离实际，它仅仅适用于宗教用途。
其次，在全国3000多个县中，此类县的地位比郡还高。所有陵县一律置令，且秩两千石，和太守相当。而且在长陵县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坚实的城垣，这都证明地理位置上的重要。在政治方面，陵县不归“三辅”管理，而由太常直辖。真正的史书记载也是在汉元帝以后才重归三辅官吏管理。这和现今直辖市的道义相同。
最后，在陵邑定居的不是原住民，而是强迫搬迁的关东豪族。这说明不仅仅是宗教因素，还有政治管理因素使其地位颇高。
西域（7.29動筆）
一、西域治理之由来
（一）初解西域及西域概况
在先秦，西域一直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直到汉代张骞凿空通西域，这一谜团才得以纾解。在《汉书·张骞传》中，标明的西域大国有大月氏、匈奴、楼兰、乌孙等等。其兵力可从人口的数量一窥。详见下表
以上表格，皆为西域36国中国势最强，人丁众多之国。按人口进行排列，当以安息为首、乌孙为副，康居次之。但是从史料中可以发现，这三个国家都不属于西域都护府的管辖范围。在西域都护府的管辖范围中有大宛、于阗等西域相对的大国。由此便可发现，西域兴起由来已久。
1.乌孙等府外国家
“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这是《汉书》中颜师古作的注。如果其言正确的话，乌孙可能源于欧洲而非雅利安人的后裔。
乌孙政制与匈奴相仿，只是由大小昆弥分置。《居延漢簡》387.19載：“皇帝陛下車騎將軍下詔書曰烏孫小昆彌烏”予以證明。其中最突出者为“候”的设置。这使得乌孙国内及军事体制环环相扣，不会出现割据政权等灭亡国家的祸根。
乌孙首都为赤谷城，眦邻汉西域辖地，使得乌孙与汉朝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合作优势。
2.大月氏
再举大月氏一例。《居延漢簡·新間》T59.582載：“月氏至烏氏五十里。”據遺址考古證明，大月氏正是與烏孫往西南約27公里處，與漢簡契合，這樣的距離，更使得大月氏與漢朝的聯繫較為困難。大月氏原是敦煌地區的土著居民。但是由於與匈奴戰敗，遭受國恥，“以其头为饮器”（《漢書·張騫傳》），於是才西遷，遷至伊犁河一帶。據《居延漢簡》甲1793載：“鋛□小月氏柳羌人。”所亦可證，大月氏之祖應為羌人一種。約為公元前2世紀西遷，此時漢王朝“鑿空”才剛剛開始。
（二）张骞凿空通西域——西域观念的改观
1.張騫出使西域之事
“骞者。汉中人也。初为郎。应募使月氏。时匈奴杀月氏。王遂西徙。故汉欲与月氏击匈奴。骞行为匈奴所得。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常持汉节不失。后亡到月氏。月氏未有报匈奴意。骞留月氏岁馀乃还。并南山从羌中来归。复为匈奴所得。留之岁馀。会单于死。国内乱。骞乃与其胡妻来归。汉拜为太中大夫。初骞行百馀人。十三年乃归。唯骞与唐邑氏奴二人得还。骞身所到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国名。具为上言之。”（《前漢紀·孝武皇帝紀三》）
《前漢紀》為最原始且最接近當時朝代的史書，但后散逸，後人輯補之。然此段仍清晰整嚴，從此段中可知：張騫一共走過4國，帶領隊伍只剩兩人，且初始的目的沒有達到，但卻得到了寶貴的西域資料，徹徹底底開通了：“絲綢之路”。
2.“鑿空”之舉——意義及價值
後人及史書皆言張騫此舉為“鑿空”之舉，其言不謬。我認為大致有三點，分析如下。
（1）政治
從當時政治意義上來看，張騫西行可謂出使西域，第一次出行拜訪四國，皆為西域頭等大國。此四國中處康居與漢朝關係較為冷淡，其餘三國不是歸附漢朝，就是與漢朝有着嚴密的軍事、經濟、文化合作關係。當時西域統稱以“夷”或“羌”代替，這樣的開拓，使得漢王朝的“領土視角範圍”前所未有地擴張，對於漢王朝的政治基礎擴張，有着不可磨滅的功勞。
其次，張騫出使西域各國后，使漢朝在西域諸國中贏得了很高的威望，有助於打破匈奴的“專制”局面。據當時出土漢碑記載：“孝武時有張騫，廣通風俗，開定畿寓……南苞八蠻，西羈六戎，北震五狄，東勤九夷，荒遠既殯，各貢所有。”從最後一句可知，當時西域諸國像幾百年前分封制朝貢的諸侯一樣，更有《敦煌漢簡》HC.1328載：“大朋�屬禹一食西域大月氏副使者”、《敦煌懸泉漢簡》90DXT0309載：“客大月氏大宛凭勒于闐莎車渠勒精絕扜彌王使者十八人貴人□人。”從此可見張騫此舉對於漢朝在西域諸國中形象的改變。
（2）军事
其实张骞出使西域的真实目的，是军事目的，即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但大月氏在大夏族领地，水草丰美，“乐不思蜀”，已经忘记了国耻，欣然生活。对于反击匈奴的事情已经没有斗志。但张骞此举仍有其不可磨灭之军事意义。凡张骞出使之国，皆有详细记载，尤其是在被匈奴关押的几年中，将匈奴的军事地图详细绘制，在第二年卫青进攻匈奴时“大作威力”，将匈奴一举击败，张骞也顺势封侯。这仅为第一要义。
第二则是针对西域诸国的。以大宛为例。在大宛不愿进献汗血马的情况下，汉朝派遣李广利将军征大宛，这才取得了汉朝在西域这一大国的“归附权”。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张骞不出使西域，汉朝甚至是会连这个国家都不会知道的！还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匈奴向汉朝一样在西域诸国中取得了像这样的“正面威望”，对汉朝将会是多么大的威胁。
在西域诸国中，除了人口大于100000的大国，其余大多归附汉朝或成为汉朝的附庸国。这对于汉朝的打击匈奴、战略西域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
从后世来看，这对于历代王朝边疆统治，以及西域民族以汉文化为正统之思想，更有助于多民族的文化统一，在此举一例：诸位皆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一物，便是出土于离汉朝几千公里的精絶国。如果当时的汉文化没有通过张骞通西域传至西域，那么这件织锦应该也不会有这样传奇的经历，甚至如果留存在汉朝本土，会增加流失的可能性。从此一例便可知开通西域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
（3）經濟
說到這里，我又要引用之前漢碑的一段文字：“南苞八蠻，西羈六戎，北震五狄，東勤九夷，荒遠既殯，各貢所有。”張騫出使西域，後人多稱之為“絲綢之路”。絲綢是一種經濟作物，在中國有着悠久的種植歷史。而且，這種種植技術在國外一直屬於空白階段，絲綢的售賣能給漢朝帶來巨大收益。
目前，剛剛新出土的《敦煌漢簡·新間》121-131綴合記載了一次非常詳細的漢宣帝時的某地的絲綢交易記録，鈔以呈下：
“出䋴一隻(雙)，以食長史君，一食，東。
出䋴一隻(雙)，以食使者王君所將客，留宿，再食，東。(114簡)
出䋴二隻(雙)，以食大司農卒史田卿，往來四食，東。(115簡)
出䋴一隻(雙)，以食丞相史范卿，往來再食，東。(116簡)
出䋴二隻(雙)，以食長史君，往來四食，西。(117簡)
出䋴一枚，以食太醫萬秋，一食，東。(118簡)
出䋴一隻(雙)，以食刺史，從事吏一人，凡二人，一食，東。(119簡)
出䋴一隻(雙)，以食大司農卒史馮卿，往來再食，東。(120簡)
出䋴一枚，以食使者王君，一食，東。(121簡)
入䋴二隻(雙)，十月辛巳，佐長富受廷。(122簡)
入䋴一隻(雙)，十月甲子，廚嗇夫時受毋窮亭卒□。(123簡)
入䋴一隻(雙)，十二月壬戌，廚嗇夫時受魚離鄉佐逢時。(124簡)
十月盡十二月丁卯，所置自買䋴三隻(雙)，直錢二百卌，率隻(雙)八十，唯廷給。(125簡)
縣(懸)泉置元康四年十月盡十二月丁卯䋴出入薄(簿)(126簡)
九月毋餘䋴。(127簡)
今毋餘鶪。(128簡)
最凡䋴卌四隻(雙)。正月盡十二月丁卯所受縣䋴廿八隻(雙)一枚，正月盡十二月丁卯置自
置䋴十五隻(雙)一枚，直錢千二百一十五，唯廷給。(129簡)
縣(懸)泉置元康四年正月盡十二月丁卯䋴出入薄(簿)。(130簡)
元康四年十二月甲寅朔戊辰，縣(懸)泉廚嗇夫時敢言之，謹移正月盡十二月丁卯鶪出入薄(簿)”
從以上簿牘可知，近兩個月，僅該地因絲綢所獲利潤，便高達進兩千錢，以此推算，敦煌郡一年可獲利150000錢，此不啻為一筆鉅款。
這只是眾多絲綢交易中的冰山一角，大型交易在《漢書》中自有記載，不必贅言。
（4）小結
總結來說，張騫出使西域，最重要的還是漢人對西域觀念的改觀。之前的西域範圍僅僅侷限於隴右一帶，後來視野逐漸開闊，隨着行政區劃的建設，一路向西到了大宛一帶，在東漢，則國人大多知曉安息，帕提亞等過，少數則知曉大秦等極遠之國。這對於西域人口流動，文化交融，提供前所未有的良機。
二、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政制西域
這里，便要用到歷史地理學的一些知識，去解釋具體的關於河西五郡的創設與變遷。
（一）從涼州刺史部看西域開拓雛形
談起西域都護府，各位應該都知道，即在烏壘城的一鄭吉為第一任都護的那個。但是從西域都護府的建設來看，應該從河西五郡，也就是涼州刺史部來一步步分析。
按照相關史料記載，先有河西四郡，後有最後第五郡，即武威郡。關於具體的設立順序的問題，學界爭討已久。不論最終我們得出了什麽結論，都可以確定：河西諸郡的設立都建立在對西域軍事控制的節節勝利。具體河西四郡的建設意義，與下章討論。
然而，我们却可以从凉州四郡的规划，一窥西域开拓的雏形。由图示，我们可以发现河西四郡几乎都是呈台阶状，一块连一块发展。但是它们设郡的伊始，源于汉朝对于这一块临近西域的地方的完全控制权。汉朝在击退匈奴以后，已经拥有了这片广阔土地的控制权。而敦煌酒泉两郡，则是张骞招乌孙东还，即将为打开西域统治大门铺设好的小路。而原来的住民，则在原有秦朝建制的基础上，“徙贫民于关以西，乃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平准书》）当年汉武帝早就看中这块水草丰美的荒漠边缘，于是想要“通西北国”、“鬲绝羌与胡通之路”。由此才有了与西域的初步友好往来。
附图一张，仅做参考
（二）西域都护府
1.西域都护的俸禄问题
前文已经有所提及，便是西域都护府的建设早在宣帝神爵二年便有了，在这里关键想提出的一点便是西域都护秩两千石，仅于郡太守相比。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普普通通的郡，管辖范围至多达到今天云贵地区的面积大小，而西域都护府则是完完全全管理一个远大于今天新疆地区的诺大的范围。从本角度来讲重视程度的话，西域都护府甚至还没有面积不过北京市的陵邑重要（见前文）！但这对于当年汉武帝的初心是相违的。
这可以从上一个皇帝，也就是昭帝那朝，一窥究竟。在昭帝时期，国内形势紧张，实行“紧缩政策”，对西域则是“无心管辖”，于是导致刚刚收回的车师国再次失于匈奴之手，以及还有那个为后世“臭名昭著”的“龟兹违命杀汉校尉将军事件”都是在此时发生的。而临近国内本土的敦煌城，则被地方豪强强取豪夺，仰仗“天高皇帝远”，蒙骗商人，剥削土地，使得西域愈难管理。管理不善的后果便是经济贸易大跌，生产总值一低下，汉王朝对于此地的希冀就越小，本问题不难理解。
2.西域诸国
谈起西域都护府本身，其不过是设于烏垒城的一机构，遗址在现在的新疆，可一览无余。但其所管辖的36国，地域综合起来西至今阿富汗地区，影响辐射甚至可到今乌克兰地区。然具体西域三十六国与后来变迁至48国，最终50余国的细节，在此不予赘述。唯一要细加分析的，便是由引言提及的那几个西域周边国家，在西域管辖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细节。
余曾有暇，分别就府内和府外选取两个国家——龟兹及罽宾两国，分别前去参观它们的遗址。两国皆处于都护府边缘。
龟兹地处今新疆库车县南部，地处重山险峻之地，古房屋多依山而建，且为土质强，耐风耐沙。汉朝之所以选中龟兹一地，不仅仅是国家向汉朝归附，更是汉朝向匈奴交战时所出奇制胜的兵家必争之地。龟兹更是在汉朝扩张的“浪潮”下，变为西域军事重镇。
罽宾古城撒马尔罕地处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地势开阔，文明先进，原为难兜国辖土。对于地势偏于太远，又没有地理优势的地区，汉朝其实原来还抱有使其归附的想法，尤其是在东汉班超一行人的带领下，但汉朝当时已经面临西域各国分裂兼并的局面，乌孙不再接受管理，且国内很快便迸发内乱，无心管辖，遂放弃管理。
三、河西四郡的设立——“西域经济”伊始
（一）自然环境决定经济发展
详见《汉西域考略》
（二）根据汉简等文物综观河西屯田制
详见《汉西域考略》
四、专题考古——从玉门关看汉代西域军管
（一）关于玉门关
众所周知，玉门关位于中国新疆、甘肃交界处，现在仅存一盘城遗址。但是，玉门关却是在考古学中地湾遗址大分区中最西部也是最重要的一处遗迹。同样，它在汉代也是极为重要的关口，可谓是汉朝本土的最后一关。
但是，汉代边防一般不用“关”，而用“塞”。为什么玉门关不叫“玉门塞”呢？从其他一般性的关和塞，可以找到答案。
在秦汉时期，所谓的“长城”、边关，不过是一层夯土，或者是一段城垣罢了。即便如此，管理权也是归当地的土著居民管理。具体的汉代边关可大致分为一下三类：
（一）城垣工事
1.城圈
关于城圈，近来考古学家说法不一，通常来说城圈主要分两类，一类专门用于大的县城及郡城，主要为保护当地的人民而建。另一类则又称之为“障”，里面主要是起到“边防哨所”的作用。有的地区这里主要是障尉的管理“指挥部”，学界也有认为是“候官”等官的总的“司令部”。
2.长城
此类长城统称为秦汉长城，绝对不同于明长城。汉长城的北部部分多沿用战国时期赵国的“燧长城”，依山而建，以较大的石块堆积而成烽火台。而稍加改进，在开阔地带用夯土做城垣，或者是版筑。在玉门关地区则因位置险要，为夯土城垣。
3.坞
此类可谓是新近发现的考古成果。一般来说，坞不同于普通的城垣，其墙壁普遍薄于城垣夯土。而有意思的是，在烽燧或障的外面，一般都有一层坞。
（二）特殊公事
1.木栅
在秦汉长城的组成部分中，不是所有之地都为夯土城垣，在有些道路闭塞或形势紧急之地，大多为木栅建筑。在一些建筑学古书中，将这种木栅乘坐“虎落”或“疆落”（虎落一词见汉书中颜师古注）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要排胡人来专地专人管理了。
2.天田
天田则为一有趣之物。在大片平地中，撒上细沙，看商旅行进之足迹。当敌军来临时，一则与商人行道不一致，二则行止一致，易于辨认。若想追踪敌军踪迹，此便为良策。
（二）居延泽-玉门关防线
从汉代遗址可得，障内居住者根据汉代边防官制，可列为：太守、县令、都尉、候官、障尉、候长、隧长。从汉简中作者各具一条，用以阐明：
塞：去河水二里去隧塞□七十二里□廿二
边：□□吏卒□隧不以候望为意尚行边丞相御史常
城：□□肩水候官城尉
障：河平五年正月乙酉丙寅甲渠鄣候谊敢言之
坞：居延坞长……
关：居延有塞关……
隧：候官隧次行……
亭：甲渠部候以亭行
从上可知，汉代边防官制早已完备。在玉门关这一重要关口处，设有都尉以管理。详见下图各遗址图。
从地湾遗址群，看得一路无数汉代遗留之烽燧，一路串联，刚刚好好是沙漠线边缘的守卫线。从玉门关的遗址考察来看，城垣配备齐全，城坞虽已破损，但依稀可见。所以玉门关称之为关而非塞。
分别附图两张
1.30日着笔
2.16日初稿（未定稿）
6.9日二稿
7.15~8.15日三稿及修订
附：
一、后记
说起这个《汉代政治制度考》，实属我学习汉制几个月来之成果。不敢与专家相提并论，仅提出一参考罢了。这次研究对于我个人还是比较有纪念价值的，这是我为我将来的研究专业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从博通到专精的奠基。在这里我没少阅览书籍，古籍，古今人考察成果。在这里一并致谢。
吕思勉大师曾经说过：“我们学习历史，是要学习分析问题的能力。”我通过这次尝试，更是矢志不渝地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可能，我们研究一个史实，要研究事件过程、分析影响、总结进程等等过程，这样，我们随着努力的迭加，也就会有更多的能力去攻克更复杂的问题。这个话题出发，不仅是历史工作者，还是国学工作者，等等很多，都离不开。
然而从我个人爱好，也就是从历史政治的角度出发。这源于另一位史学大家周予同观点的启发：“我们学习制度，重点要在对比，要分析得失问题。这样，我们在一个大的历史时间线下去研究，便会为现代社会的形成做出预测，为人类文明的演进了解甚多。”幸而，我得以有与其共勉的机会。我预计从汉代开始，沿唐宋元明清，做通史下断代史的研究。作为汉代政治制度的初步研究接近尾声，也当其他朝代学习将毕，便会以一篇知识分析性的文章，做出总结。
我很高兴，能继承前人之遗志，在新时代展开我们一代的学习。前人的书籍中，既有研究通史性的作品，也有专攻断代史的大作。我更为兴奋的是，还有专项即话题研究的佳作。不仅是从政治学，还有经济学，法律学等等方面。更有从国学方面作人生之谈。在这点钱穆先生可摘其揆。我最欣赏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是我既往以来研究政治学的动力，更是我的目标。
那么作为一段断代史的秦汉，历史上还存有不少谜团。我极其关注有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发现，也将一个兴趣放在研究新兴史料上。尹湾、龙牙、居延，从古至今，都是如获至宝般的材料。最近有一档节目我特别喜欢，便是《国家宝藏》。其中《睡虎地秦简》的这一期，便是起到引路人的效果。也是通过这档节目，让我增加了对原始史料的重视，打破了传统“正史”观念。也在此臻以致谢。
另外，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给予我了最基础也最全面的学习历史方法。“专精而博通”便是其所说。我同时也将他推崇的“工作随时努力，”作为学习历史的座右铭。再次向我的精神导师致谢。
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跟历史是段不解之缘。历史之于我，是我的志向，填补了一段精神旅程；我之于历史，也是在于一段指引之路。通过当年天坛游览的启蒙，我知道了历史；通过研读纷繁的古籍，使我钟情于历史。
不必赘言，在研究的道路上我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万里长征须积跬步。不须得骄躁。希望我能与知识共勉，为追溯历史的源头，砥砺前行！
2017年除夕夜作
2018.7.27修补
二、体例编写的缘由与注意事项
在这里我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下我这样行文的缘由。我通过几个大主题，分成小主题后分述。当然原文早在体例成立前便写完了，故在原稿上拆分，总有种“生搬硬套”的不快。
然而，这究竟不是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但我是尽量向其靠拢。所以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排版较乱，影响阅读，一并致歉。然而，史料是死的，运用起来便是活的。随着文物考古新成果的屡屡发现，越来越多的疑团浮出水面，当然也会纠正一些谬误的地方。我尽量试着去用最新的史料校阅这篇文章，终其不然。故有错悖指出，盼请指正。
三、修訂說明
本文之修订之缘起，实来自于一次偶然。在中研院的汉简资料库中，我得以浏览《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以及最新的《疏勒河出土汉简》等文物之原件。使得我顿生将原有之文章进行校正，删去陈旧过时的观点，考证新近提出的观点，并完成我未完之大章——西域。
本次修订中，主要是将原有毫无根据的观点加以史证，将大的改革性的观点进一步阐述。将最新的文物研究成果、考古阶段性成果等，运用于文章中，也是对历史工作研究者的致敬。
在本次重改中，笔者再次查阅了大量的书籍，使得原有参考书目变之冗长，在此致歉。在此衷心感谢台北中研院王汎森院长，您解答了我原有论文中许多待议之问题，并且极为详细，实为感谢！同时还要感谢中国秦汉史研究协会的部分专家，没有你们的帮助本拙文难以写就。最后，我要感谢已故的历史、考古大师劳幹先生，他所著述对我在历史文献学上的进步影响深远。
其中关于西域部分的一些文字，仅为摘要，本人已就此方面新作文一篇《汉西域考略》，可做参考。
文已写就，评由读者。
2018.8.14
四、参考书目
（一）官修正史
1. 《史记》
2. 《汉书》
3. 《后汉书》
4. 《三国志》
5. 《东观汉记》
6. 袁弘《后汉纪》
（二）后人著述断代史
7.钱穆《秦汉史》
8. 马孟龙《秦汉史》
9. 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
10. 费正清、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秦汉史》
（三）后人著述通史
11.吕思勉《白话本国史》
12.钱穆《国史大纲》
13.柏杨《中国人史纲》
1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5. 程帆《中国通史》
16. 白寿彝《中国通史》
17.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18.周予同《开明本国史》
（四）专项研究通史
19. 社科院主编《中国皇帝全传》
20. 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21. 谭其瓖《中国历史地图集》
22.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五）专项研究断代史
23.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
24.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
25.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
（六）串讲类书籍
26.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27.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28.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特质》
（七）古人著述书籍
29. 佚名《尚书》
30.王夫之《读通鉴论》
31. 赵翼《廿二史札记》
32.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3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34.《汉碑全集》
35.《内蒙古居延汉简》
36.《甘肃敦煌汉简》
37.宋人《太平御览》
38.宋人《册府元龟》
39.《太平广记》
40.《文苑英华》元大德本
41.勞幹《居延漢簡研究》1~7中研院本
42.勞幹《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
43.榮新江《新穫吐魯番出土文獻》
44.唐長孺主編《吐魯番文書》
45.《地灣漢簡》1~6文物社本
46.《地灣漢簡文字編》臺北中研院本
47.《尹灣漢簡釋文編》
48.《馬王堆漢墓集成》湖南考古所本
49.《额齐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社本
50.《居延新简》1~6甘博本
51.《敦煌汉简》书局本
52.《秦汉金文录》民国鼎文本
53.《汉代石刻集成》日本同朋舍本
54.《未央宫文物集成》台商务本
（八）散史类书籍
55.刘歆《西京杂记》
56.罗大经《鹤林玉露》
（九）体例参考
57.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十）方法参考
58.严耕望《治史三书》
59.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60.钱穆《中国史学发微》
（十一）參考輯刊
61.《歷史研究》
62.《文史》
63.《歷史地理》
64.《中研院史語所專刊·集刊》
65.《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
66.《西域史研究》
67.《清華學報》
68.《復旦學報》
7.27增补
五、《中华书局》所刊《文史知识》中2005年第五期中摘录
摘录：关于秦汉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秦汉时期我国已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而西方一些国家则是到十五六世纪封建社会末期，为适应原始资本积累才建立起来的。为什么中国形成这么早？它的基础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有争议的问题。另外，还有诸侯王国的问题，外戚宦官的问题、官制、兵制、法制等问题及其利弊得失，也值得作为重点去研究。
我为何摘录此篇文章
此篇文章引领了学习秦汉史的一大门径，在现在古物重现的大趋势下，此方向仍会屹立不倒，成为研究者青睐之话题。
这一小段话也引出了我的下一篇文章，即《关于中央专制集权主义在秦朝出现的原因分析》。
作者：刘丛瑞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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