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

1.

“芸，谢谢你！”刚进家门，我就对妻说。

“哎哟喂，老曹也知道感恩了。”先一步进家的妻刚喝完一大杯水，眼睛瞥了我一眼，揶揄着回复我。然后，急急地把整个身子都投进了沙发，看起来是真累了。

“这下该满意了吧？”

“看来你还是不理解我啊！”我也口干舌燥，满满一大杯凉开水下肚后，顿时感觉到浑身通畅。

“今天为你爹妈迁坟花了三万五千元，你还要让我怎么理解你？”

“要不我说谢谢你呢。”

“别说谢，你只要以后不再用眼泪折磨我就行啦。”我必须承认，妻的确是心疼我才割肉般地花钱。

说到眼泪——一个文弱的中年男人的眼泪，总有点不好意思。我原来以为今天迁坟以后，它就应该被有效地控制住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就在刚才它还在毫无征兆且鬼使神差般地冲击我的眼眶。我知道原因，知道该怎么做，也只有那么做，才能彻底解决我时常流泪的问题。

“咱妈是自杀的！”我虽然感觉妻的表现，已经值得，或说应该知道真相了，但我此时说出来，还是有些佩服自己的勇气。

“老曹啊老曹，你真行，用完了眼泪再用套路，你到底想干啥呢？”妻的愠怒情有可原，毕竟我那不定哪会就有的眼泪掏光了她——也是我或说我们家的大部分积蓄。

“咱妈是自杀的！”我严肃而又认真地重复道。

“胡说啥呢？”

“咱妈是自杀的。”当我再次重复，并把从卧室抽屉里拿过来的那个铁质烟盒打开，取出一把孩子削铅笔用的小刀时，仰躺在沙发上的妻才梦醒般地认真起来。

“怎么回事？”妻已从沙发上仰起身，并用惊异的眼神瞪视着我。

我觉着，那个尘封了九年的秘密，可以让妻知道了。

2.

“你是个没爹的孩子”，这是我小时候，我妈挂在嘴边的话。实际上，我也的确没感觉到爹的存在——在我记事之前，父亲连张照片也没留下就离开了人世。

“你爹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有了你。”这也是我妈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可能是我有五个姐姐的缘故吧。在那个没有儿子便意味着绝户，就意味着要受歧视的年代里，我的存在完全体现了我爹的价值。

“都给我听着……”这是我妈的口头禅。这句话以我妈有了我——儿子为界。之前，别说我的奶奶、爷爷、姐姐们等亲近的人了，即便所有与我妈有过联系的人，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听她说过这句话。包括生产队的队长，甚至公社的干部。但他们几乎从没表示过反对，或不屑，因为我妈无论是说的还是做的，往往是对的，或者是好的。

比如：曾经村里有人动员已是组长的我妈接任队长的时候，我妈就说过，“都给我听着，儿子才是我的天。”

所幸的是我还真就应了我妈的话，成了村里的“天”——村史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后来，这句话在外面出现的频率下降了，但在家里却依然如故。尤其是在每年的大年初二这一天。我妈会用她特有的大嗓门说N次“都给我听着……”，而每次的场面往往是寂静后的喜悦和赞扬。就连已是当地副乡长的二姐夫，或者那些调皮捣蛋的孙辈娃们，亦或是我那标准的城市媳妇，也都会无一例外地洗耳恭听。尽管是些诸如“多吃菜，少喝酒，娃们要好好学习，大人要认真工作”类的正确而良善的废话，但是，每人还是会仔细聆听我妈的语气语态，并根据她的神情去体现到行动上。

如果不听，后果是严重的——二姐夫刚进门的那年初二，在我妈两遍“都给我听着”后，还执意与我和大姐夫喝酒。我妈立刻新开了一瓶白酒，与二姐夫单挑。后来，即便晕头转向了，我妈还要坚持用板车亲自拉着烂醉如泥的二姐夫回家。谁劝也白搭，一路上就一句话：“都给我听着，我绝不允许家里有一个醉汉。”送下二姐夫以后，是我用板车拉着我妈回来的。

从那以后，家里所有人都更加认真地对待我妈”都给我听着“这句话了。

我临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召集了个全家会议，“都给我听着，你四个——成家了的姐姐，三年内，每人每月给我8元，算我借你们的。三年后，等你弟弟毕业工作了再还给你们。”会后，我妈单独给我说：“这六百元钱足够你一年的花销。学不好，改了姓再回来。”

我虽然学习不算好，但也不算坏，幸运的是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离家不远的另一个县城工作。这是一家生产电机的国营工厂，规模不大——全厂只有六十多人，我被安排进了技术科。厂长的热情迎接和工人们的另眼相看，使我深切感受到了大学生这一身份的荣耀。

在参加工作一年后，厂长有意选我做女婿，并得到了他女儿的同意。当然，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在婚礼仪式问题上，尽管我一再给妈提示：未来的媳妇是城里长大的女孩，而且是厂长的女儿，婚俗习惯最好依人家的方式办理。

可我妈总是说，“都给我听着，婚礼必须按咱的形式，在咱家举行”。

“妈，人家什么都准备好了，去城里办婚礼，咱还能剩下笔钱……”，当我忍不住把抵触情绪表现出来时，听到的却是：

“再说一遍，都给我听着，我不缺这份钱。”

如此决绝的态度，注定了要按我妈的想法办。但我妈为这次“都给我听着”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家里的粮、树、猪、鸡、兔，没了；有了的是债。

此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妈说“都给我听着”的频率出现了明显下降。即便是在每年都很隆重的大年初二，我妈说这话的次数也变得少了起来。

不过，也有两次异常。一次是在我儿子出生——我妈有了孙子的那一年，她说“都给我听着”的次数恢复过曾经的高频；还有一次是面对我和姐姐们的规劝，我妈说了三回，“都给我听着，我哪儿也不去，就住在这！”

上了年纪还一个人独居，这怎么行？敢于反驳的不仅是我，还有嫁到同村的五姐。我的理由最合乎伦理，却最没有说服力；五姐的理由虽不合乎世俗，却最有说服力——宽房大宅，闲着也是闲着，干嘛非得跑来跑去。但是，无论什么理由，都抵不住我妈那句话的力量，“再说一遍。都给我听着，我哪儿也不去，就住在这！”

尽管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男人，却说不出“都给我听着”的话来——我除了“大学生”这个曾经响当当的身份之外，六七年了，几乎一无所成。就连厂里那间30多平米的婚房，还是当厂长的岳父帮忙解决的。

我妈曾经说过的——我记忆中唯一一句没有底气的话是：“都给我听着，咱家也要建……”，她的话没说完，但绝不是我或姐姐们打断的，是她自己中断的。建新房的事原本我最该说，可我却说不出来。

3.

我妈第一次进县医院是在59岁，当时大夫还以为我妈撒谎——他以为绝不止59岁。可能是我妈看着老相，但我和姐姐们都不以为她老，因为我妈不仅单独生活，而且还一直在忙着农活。也没要求我们帮她做过什么，更从未给我们说起过哪儿不舒服。

这次进医院，是同村的五姐回家后，发现我妈神情木然地坐在椅子上，衣服上全是土，嘴角倾斜，话语不清。因此，她才迫不得已，进了县医院。

检查的结果是中风，治疗的结果是右半身不遂，外加说话不清，流口水。总之，失去了自理能力。

对于出院后，我妈由谁、到谁家住的问题，我们六姐弟的态度是争抢。最终，我妈用坚定的手势及含糊不清的“都……”——“都”字是她得病后，唯一一个可以听清的字，选择住在我家。

但是，出院那天，我妈却坚持要先回老家看看。这虽是多此一举，却没有人能阻止得了。送我妈回乡下的汽车是妻联系的，原本以为我妈在家里收拾一下东西，就会随车返回城里的我家。可出人意料的是，我妈却决意要留宿一夜。

找个汽车容易吗？当我强行抱她上车，并喊出“你要听我的”时，我妈那还有力的左手竟然打起了自己的耳光——那响亮的耳光声仿佛就是我妈那曾经豪迈的“都给我听着……”。

无奈之下，妻随车返回了城里。汽车走了，一切像是恢复了平静。我妈连嚷带比划地催逼着姐姐们各回了各家，只留我一人陪伴。

晚上，我躺在妈的身边，仿佛回到了童年。——那时，是妈给我说话，我听，无论我说或不说，其实我不懂；现在，是我给妈说话，妈听，无论妈说或不说，其实妈都懂。

那晚，我给妈说最多的是明天到我家后的一些生活细节问题。比如：每晚妻和女儿要睡卧室，我到楼下的储藏室去睡，妈要睡在临搭的沙发床上，这是最好的安排，一定要听，千万别任性——我是担心妈会为谁睡储藏室而犯倔，所以提前做工作。

实际上，自从住院开始，妈就基本不说话了——她是不想让人觉察到她连话都说不清楚的窘况，也不想让人听到她那难以辨清的话音，更不想让人知道她失去的不仅是正常说话的功能，还有她赖以图强而积聚在右手上的力量。

但是，那晚我妈的话，相较而言，算是多的。只不过我要么没听懂，要么没当回事。当深夜将要来临的时候，我妈嚷嚷着示意我去别的床上睡觉。如果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绝不会离开。但是，没有如果。

当第二天天亮，我起床去问候妈妈的时候，我从体温确定妈是刚走——走进了她认为可以重新“都给我听着”的天堂。

她分明是在我起床后，将要过来的时候，才把身体挪到了漏电的位置，同时又用灵活的左手摁下了开关——那是为了她儿子——我的安全。

当然，这是我的猜想。除了我，所有人看到的、想到的、理解的都是我妈不慎触电身亡——罪魁祸首是她身下漏了电的褥子。

4.

“你怎么就确定妈是故意的呢？”我理解妻的疑惑，因为我感觉她的心在通向妈的心。要不然我不会告诉她真相。

“因为电褥子上漏电的洞，只有在断电的情况下，用这把小刀划割才会有那样的形状。而这把多出来的小刀是在我的床边发现的——这是我妈还算灵活的左手所能抛到的最远处——妈的心意是，让我把它藏好，不要让人知道是她自己认输的。没有人知道这把小刀的存在，除了你。”

“咱妈这是为什么呢？”妻眼睛湿润，虽似有所悟，却还是情不自禁地问道。

“为了我，为了你，为了’都给我听着’……”我把模糊的泪眼，移向窗外，仿佛看见了妈妈那被人理解后的会心的笑意——那也是一种死得其愿后的如意神采，但对于我而言，那却是难以容忍的痛。

我任凭思念和感恩的泪水流淌，希望借助泪水的力量，培育出像妈那样坚韧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