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陈独秀便是如此。为了国家和人民，先后四次被捕入狱，他是不怕监狱的，因为救民于水火，就必须吃得苦，就要“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不只是陈独秀侠义。1919年陈独秀因为五四运动被捕入狱。社会各界对他被捕表示极大的义愤，营救陈独秀成为全国浪潮。在营救陈独秀人群中，有几个人是陈独秀没有想到的。这几个人是支持守旧的马通伯、姚叔节、余裴山，尤其是马通伯，作为旧文人，对新文化运动强烈反对，不仅骂新文化，还骂陈独秀，陈与马的关系势如水火，是人尽皆知的。
但是在此刻，马通伯联合姚叔节、余裴山等友人致函警察厅，要求保释陈独秀理由是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
多年后，胡适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重提当年：“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陈独秀(左)与胡适(右)
章士钊，以前跟陈独秀是好友，后来他跟康有为一起诋毁新思想，开倒车，陈独秀深感惋惜，在杂志上刊文批评对方。
然而等陈独秀第四次被捕时，全国没有多少律师愿意为陈独秀辩护，只有章士钊站出来，在法庭上慷慨激词，辩护词洋洋洒洒五千字，逻辑严密，有理有据，“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
这些民国大家虽然政见不同、观念不同，但在关键时刻，多少有侠士义气。在那个黑暗的社会中，让人看到细微的光明
梁实秋，中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翻译家。鲁迅却对梁的观点深为不满，一次梁实秋在报刊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在梁实秋文章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卢梭与胃口》，梁鲁论战就此打响。论战很精彩，梁实秋以散文闻名，鲁迅以杂文闻名，二者文笔难分高下，在论战期间，被誉为杂文典范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此诞生，这篇杂文文采之高，直到后世学者都津津乐道。
后来梁实秋评论鲁迅，尽管对鲁迅很是挑剔，但是在他看来，鲁迅的文章还是有些好处，“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当他去台湾时，台湾学校要取消鲁迅的文章，梁实秋极力反对。由此可见文人间的尊重。
民国时期，大师辈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尽管时代动荡，社会黑暗，可是总有人仍旧抱着从前的侠义之心，去给黑夜带去点点光明。光虽弱小，难以划破黑暗，但至少让人感觉自己生活在“人的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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