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南回城后，地区农科所（我的单位）和父亲的单位都表示，农场方面既然没有给你们报销回程的车船费，就在单位报销吧。但我翻阅了有关的政策和财务制度，请教了人事部门的同志，都说，属于处理善后工作的来回车费，一般都是由所在单位负责。于是，我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黄岭农场付还我们的回程路费，均没有得到回音。
1975年10月，广东省农村青年工作会议在海南岛召开，我作为地区农科所的青年工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进行分组讨论时，海南农垦局青工处的高处长（女）当了我们这一组的组长。我把二弟的情况和回程路费诸事向她作了汇报，她听后表示，会向黄岭农场反映，让他们尽快把回城路费付还你们。但最后还是没有回音。后来农场知青回城探亲，谈及此事，知青们说，高处长就是农场场长MY的老婆，他怎么会答应。
知青们还说，这次场部对你们的接待规格是几年来处理善后工作的最高待遇，因农场对二弟是认定 “因工牺牲”，所以格外照顾了。但实际上场部还是层层设卡，同二弟一起到农场的80多位知青要求场部派车到海口送葬，农场不同意，只派1辆送二弟的遗体和我们家属，知青们愤怒：“农场如果不派车，我们就抬着到海口。”农场到海口约150公里，场方怕影响不好，才勉强同意派2辆车，但到了海口，却不安排知青们的午饭，说是你们自己要来的，不是场部派你们来。我们买了黑布，做手圈，才1元多，场部也不给报销。
5月10日，MY下令陪我们的4位知青回连队，停止了他们的膳食。同时，要我们缴交每人每天0.4元的伙食费，粮票则按实际定量计算。
5月13日，我们要离开场部，要求搭乘场部送广州招工知青专车到海口。可场部却不给安排，而安排我们乘场部往屯昌运货的货车，把我们甩在屯昌了事。屯昌离海口90多公里，给我们购买车票、行李托运带来了不少麻烦。幸好我在兴隆华侨农场的堂叔赶过来帮忙，他一直帮我们到海口，买了往广州的船票后才回兴隆华侨农场。
MY，当时黄岭农场的主要负责人，论年龄，可当我的父辈，理应受到尊敬。但他的所作所为，却让人无论如何也敬不起来。在农场的时候，我就问过，农场是雷发区，为什么不装避雷针？场方说，原来有，坏了，就没再安装。说得轻巧，拿别人性命不当回事。我不知MY现在是否还在人间，如果有，请你扪心自问：在你当权期间，你让多少兵团战士亡命他乡？你对得起苍天？对得起大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地区农垦局的一位领导，听了我的叙述后，吩咐我写了一份材料，要帮我把应该得到的路费要回来。再后来，听说召开全省农垦局长会议，省农垦总局的领导在会上点名批评了MY，要他把这事作为政治事件处理，人家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兵团，是干革命，为了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你不心疼？你没孩子？
1976年2月5日，黄岭农场来函，同意我们父子俩回城180多元的路费给予报销。
感谢二弟在黄岭农场工作过的连队的干部职工，感谢黄岭农场的知青朋友，感谢一切有正义感、善良的老领导和同志们。
往事如风，流年如水，二弟转瞬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再回首，梦里依稀，字里行间都有你的身影和气息，键盘敲下的那点点滴滴的文字，只能是一种直白的描述，纵然倾尽南国之红豆，思念的篇章也始终没有止笔……
二弟，安息吧！
兵团战士.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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