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君”传语报平安
听孩子读岑参的《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不知怎的，竟生出一阵有关人际联系不断变迁的翩翩遐思。这诗中的“君”，当然是指人了，是诗人所托的信使。古时相互联系极为不便，所以有“鸿雁传书”、“鱼传尺素”的美好幻想，在现实中就只能托人带信了。想那李白见不到好友王昌龄，只好借"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表失落;苏轼见不到弟弟苏辙，只好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来排遣了。多少至爱亲朋为此而“生死茫茫两不知”了。
我却有幸生活在了这“君”不仅是指人的时代。
当然也指人。
解放初期，县区两级都有通信员，将人民政府的指示、精神传达到下属的合作社乃至更基层机构。记得到我父亲当大队长时，这类通信员还有着呢，不过逐渐由骑自行车乃至摩托车代替步行了。
我能模糊记事时，上下单位的联系一开始由手摇电话唱主角了。当时大队队部守值班电话，可是一个日常的重要任务呢。而老百姓之间交往，还只能继续靠着人了。一般情况只好基本不联系，真有了红白喜事之类的大事，那就必须接客了，远近该接的亲戚都得接到。忙不过来？那就请户族近门的帮忙跑路。
无事不登三宝殿？不一定的。关系再铁的亲朋好友，久不联系，恐怕也要生分了。又没别的联系手段，不“登”又咋办呢？我高中时代相与的几个哥们姐们，假期里就是这样串门子的。有时要想聚一聚呀，那就得一人先上一家，再相邀到另一家，三五好友终于凑到了一起，说不定已是两三天这样“滚绣球”的结果了。真不容易呀！
八九十年代，可正是我风华正茂的时光。写信，是我的最爱。上学呀，打工呀，邮递员叔叔成了主要的感情粘合剂了。要赶时髦？家里装部电话呗！
九十年代末吧？一位分到城市工作的大学同学约我去玩。去了怎么找哇？他说不要紧，他身上带有电话。打公用电话倒是很方便，但身上怎么能带有电话呢？见面才知道，他身上别了个大家伙，叫大哥大，还带了个小不点，叫寻呼机。这位好友后来移居国外了，从此没了联系。要是能预知，没过几年，手机这玩意就满天飞了，恐怕就不会留下音信杳杳的遗憾吧。神州行不行？那就全球通嘛！
时下的潮男潮女们可就更美气了。可视电话，网上视频，哪怕远隔重洋，也可以零距离煲电话粥啰！
人际联系可真是越来越方便了，再也不必有李白"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无奈，再也不必似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自慰，当然也就没有了岑参的“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的痛苦吧？凭“君”传语，报的又何止是“平安”呢？
快乐沟通的同时，可真得感谢这与时俱进的“君“哟！
附注：本文为建国六十周年而作，特晒出来做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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