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探

1、简述曹家的兴衰

说起红学，不得不先说一下《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成书经过。要了解《红楼梦》的成书经过，作者的生平事迹也是一个必须了解的内容。曹姓这一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是个很古老的一个姓氏，当然，我们在此仅讨论曹家在清代的兴衰历程。

曹家自高祖曹振彦从辽阳随多尔衮入关后，即因功升迁。后来，曹振彦之子曹玺的妻子孙氏又当了康熙帝的保姆。康熙即位后，康熙二年，任命曹玺任江宁织造。织造一职，原属内务府，是专为皇帝驻京外办差的。在当时，除江宁织造外，还有苏州织造、杭州织造等。都是富可敌国的皇商兼地方重臣。康熙二十三年，曹玺去世，其子曹寅继任江宁织造，后复兼两淮巡盐御史，为康熙帝之亲信。曹寅才干出众，诗文词曲书画并擅，为一时之人望。曹家于曹振彦后，复经曹玺、曹寅两代数十年之经营，已为东南巨宦，文酒风流，极一时之盛。天下名士，多与唱游。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由曹寅于江宁承办接驾大典，并驻驿于江宁织造署，可见康熙对曹寅之荣宠。然而，正是由此，曹家落下巨额亏空，沦入困境。 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病逝。子颙继任江宁织造，子颙很有才能，却是身体虚弱之人。三年后，子颙又病死。这时曹家嫡系的男丁基本都死绝了。但是为了维护曹家，康熙特命曹寅三弟曹宣之第四子曹过继接任，依旧为江宁织造。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曹家一下失去了靠山。雍正五年末，曹即因骚扰驿站案、织造亏空案被革职抄家上枷号。六年初，曹家回北京，住崇文门外蒜市口，这时雪芹约虚岁14岁。 曹家回北京时，曹仍在枷号中，雍正七年尚未宽释，直至乾隆元年始得宽免。曹家以后的情况就再无消息。
      曹家虽然在江宁六十余年，但他们在北京原有家业，曹在奏折里说：“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这些财产在抄家时例应抄没，但无明载。然在抄家以后雍正七年的“刑部移会”里说：“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这是很确切的记载；另外，曹家在京郊有祖坟，所以曹玺、曹玺之妻孙氏、曹寅三人在南方去世后，均北归葬于京郊的祖坟。曹颙是在北京去世的，故李煦在奏折里说：“于本月内择日将曹颙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则可见曹家的祖茔确在京郊。

曹雪芹自北归以后，曾一度在右翼宗学任“瑟夫”(教习)。因而结交宗室敦敏、敦诚。后雪芹移居西郊，与张宜泉交，此三人皆留有赠雪芹的诗篇。 曹雪芹约于乾隆九年前后开始写作《石头记》，据我们所知，纪年最早的《石头记》稿本，是乾隆十九年的甲戌本，现有此本的过录本传世。可知此时《石头记》八十回已基本完成。后来雪芹贫病交迫，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又殇子，禁不起丧子之痛，此年除夕雪芹病逝，终年虚岁48岁。曹雪芹生于荣华，中经巨变，历尽沧桑，于世态所味甚深，而又博学通识，才华富赡，胸多波澜，笔无滞碍，才得成此绝世之作。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以自己和亲戚家庭的败落为创作素材的，因此带有一定的回忆性质；但他创作的《红楼梦》是小说而不是自传，不能把《红楼梦》作为曹雪芹的自传看待。

以上是对曹雪芹家族及其写作动机的简介（关于曹雪芹的具体写作因由，且留待日后专文讨论），下面开始讲红学。说到红学，很多人都多少了解，红学——无非是研究《红楼梦》这本巨著的一门学问。但是，红学到底是谁掀起的？红学单纯就研究《红楼梦》内容而没别的了吗？红学的又经历了怎么个发展阶段。接下来，就由笔友带领大家慢慢走进红学这个奥妙多彩的研究世界。

2、红学之说

  关于红学的来源，有这么一个典故：清朝乾隆以后，社会上不少人热衷于研究“经学”，埋头钻研《易》、《诗》、《书》、《礼》、《春秋》等几部经书。当时有个叫朱子美（字昌鼎）的人，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学者。但他却对经学不感兴趣，而喜欢看小说，特别是《红楼梦》，他更是爱不释手，无比精熟。有一次，他的朋友问他：“你怎么不研究‘经学’呢?"他说：“我也在研究‘经学’，只是，我这个“经”字少‘一画三曲’而已。”友人不解，问他研究的经学少“一画三曲”是怎么回事。他笑着说：“我研究的‘经学’少‘一画三曲’就是‘红学‘呀！”原来，“经”字的繁体字写作“經”，他研究的“经学”少了“一画三曲”，自然便是“紅”学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典故了。但是，从朱子美对红楼梦的无比热衷中，可以充分说明，在那个时侯，《红楼梦》就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对《红楼梦》的钻研也成了当时的一门学问。

再有一个，嘉庆初年，有位叫得顾亭的文人写了一本诗词集《京都竹枝词》，关于这本诗词集的艺术成就，这里不作讨论，但是，在这本诗词集里，却写到了这么两句话：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这里又可以说明，在当时，谈论《红楼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了。

到底，《红楼梦》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值得这么多文人雅士对它如此青睐呢？无疑，《红楼梦》吸引人的地方最先体现在它非凡的艺术成就，在《红楼梦》这本小说中，除了一般小说有的娱乐性特征意外，还有大量艺术性很高的诗词歌赋，这是一般小说所不具备的优势；再者，在《红楼梦》这本小说中，摒弃了常规小说所有的年代朝纪记叙（当然，事实上，《红楼梦》所反映的历史背景依旧是康乾三朝，并非无历史背景可考），再人物的构造上，也不再是照搬一般性的才子佳人、夫妻分合、功成名就抑或贞洁伦理之类的俗套，而是另辟蹊径，单纯写男主宝玉与一群女孩子之间的故事，再借事讽喻当时的纲常时政，深刻的揭露了封建王朝晚期的种种弊端，有很大的思想鞭策价值。关于这一点，在《红楼梦》的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里作者已经说到，且看其叙述：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 

三者，便是《红楼梦》的隐喻性，在《红楼梦》里，无论是人名、故事，还是诗歌辞赋联，都似乎无一例外的隐喻了某种内涵，这些内涵，或暗喻书中主人翁的命运、或透露自己的生平遭遇、又或直指当时的时局政治，引得众学者争相猜测，具有很高的艺术和社会研究价值。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因素，使得《红楼梦》‘独秀于明清小说之列，竟引诸儒争相探讨之’。总的来说，红学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众多因素一齐推动的结果，这也正是《红楼梦》的伟大之处了。

3、红学的发展

《红楼梦》成书初期名为《石头记》，在当时思想极度束缚的背景下，因《石头记》里面的内容稍有涉及情爱及反对经济仕途的方面，而为道学家所厌恶。当然，这不是列为禁书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石头记》里写的以宁荣二家为核心的四大家族由盛转衰的历程极大地折射出了当时的政治的腐败及危殆，大大的刺激了统治者，故为当时统治者所禁止。

后来，乾隆宠臣和珅无意中读了《石头记》里面的内容，读完后不由对《石头记》倾心折服，认为《石头记》是天下第一好书，又因《石头记》当时只有前八十回，甚觉美中不足。于是组织了当时的著名学者高鹗与程伟元续写了《石头记》后四十回，更名为《红楼梦》并呈递乾隆御览。乾隆一见果然非常喜爱，手不释卷，一气读完，赞不绝口。和珅于是请求乾隆解除对《红楼梦》的禁令，刊行天下。乾隆允诺，由当时全国最好的出版机构武英殿刊刻一套聚珍版，从此《红楼梦》一书流遍全国，风靡一时。

自《红楼梦》解禁后，读《红楼梦》的人也越来越多，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士大夫阶层，无不爱谈《红楼梦》，因而，研究《红楼梦》的文字也开始出现，红学由是兴起。在《红楼梦》出现至今的两百余年里，红学的发展大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旧红学、新红学与当代红学。

在红学界，一致公认，以五四运动之际胡适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为界限，在之前的红学研究统称为旧红学；而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至1954年9月李希凡、蓝翎二人在《文史哲》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其它》和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 这一时间段所进行的红学研究则称为新红学；其后的红学研究的便属于当代红学。

先说旧红学，《红楼梦》出现到五四运动之前的一百多年间，众红学家对《红楼梦》的研究无非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对《红楼梦》的诗歌及其文中人物悲欢离合的研究，以此类研究为主的统称为题咏派。其中，题咏派的代表人物有乾隆时期的叶崇仑，他的《红楼梦题词》便是一个代表作，书中道：‘即色即空，幻境荒唐人不识。情天恨海，黄土朱颜尽可怜。韶华难驻，几个聪明能觉悟？曲度云屏，多少红楼梦未醒！’表达了对《红楼梦》里面人物的无限感慨与惋惜 ；二是对各种版本上的批注和评论，以此类研究为主的则被称作评论派。说到评论派，有一重要代表人物相信看过《红楼梦》的人都或多或少了解，那就是脂砚斋。脂砚斋是最早学金圣叹而对《石头记》（《红楼梦》）加以评点的评论家，她写下大量评点式评语，因而使《石头记》获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专有名称。脂砚斋的批语随《红楼梦》抄本的正文保留下来。脂砚斋作为红学研究的鼻祖，如今，她的评论亦成为研究《红楼梦》的珍贵资料，笔友在这里只能表示无限崇敬；三是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作大量繁琐的考证，从而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以此类研究为主的则被称为索隐派。索隐派的开山鼻祖当推周春。乾隆五十九年，周春撰写了至今公认的第一部“红学”专著《阅红楼梦随笔》。周春认为《红楼梦》只是“叙金陵张候家事也 ”。张家——何许人也？大家都认为《红楼梦》是作者以自己背景为题材所著的一本巨书，因此他的观点很少人认同，故影响不大；以上说的三大派别系旧红学的主要流派。

这里还有一人不得不提，虽说他不系任何派别（也可以说独树一帜，且称其为美学派），却是旧红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那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之艺术价值的红学家。他首先建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其次他提出辩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使红学的研究能脱离昔日红学的猜谜式的附会。他曾写过《红楼梦评论》一文，分析曹雪芹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并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一书的基本精神是展示了生活之欲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这一观一悟，写出了彻头彻尾的悲剧，具有典型的美学价值。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独具慧眼，第一次道出了小说的内在含义，推倒了封建文人视《红楼梦》为“诲淫”之作的偏见，也批评了“索引派”繁琐的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推举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作品，肯定了它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王国维研究的哲学思想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研究的角度却是可取的，这也确定了其在旧红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再说新红学，新红学是二十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而又命途最为多舛的一个红学流派。新红学的兴起与西学东渐有着很大的关系。1910年，陈独秀高举“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大力提倡科学精神，以科学论证的方法看待问题。在这股大浪潮中，胡适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的传统人文学术，尤其是《红楼梦》，并于1921年发表了新红学兴起的奠基之作——《红楼梦考证》。这是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红学长文。在这篇著作中，胡适根据清人书籍中有关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片断记载, 得出了以下六条结论: 一、《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二、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 曹寅的孙子。生于极富贵之家, 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 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作诗, 也能画, 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 他因为不得志, 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 三、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 或稍后; 四、曹家极盛时, 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 但后来家渐衰败, 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五、《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 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 书未完成而曹雪芹死了; 六、《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现在我们对《红楼梦》的共识（如作者是曹雪芹，书中的贾宝玉暗指曹雪芹，贾府其实是曹家的暗喻等）大都是胡适考证时得出的结论，因此，胡适在红学界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胡适的影响下, 俞平伯、顾颉刚二人, 也对《红楼梦》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 于是二人便以通信的方式, 共同讨论、研究《红楼梦》,俞平伯在此基础上,写成了《红楼梦辨》一书。无论观点还是研究方法, 该书都与《红楼梦考证》一脉相承, 且更为完备和丰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红学渐渐跳出了胡适以“考证”、“著者”、“本子”之类为证据的考证路子，不少研究者另辟蹊径，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对《红楼梦》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点、人物形象加以探讨，如李辰冬《红楼梦研究》（1934，巴黎出版法文本）。作者认为曹雪芹的“人生观”是“达观的”“出世的”，其著的目的就是在于抒发“人生不过一场梦”的感概。《红楼梦》的社会由世家、平民和奴隶三种阶级组合而成，但是“它们绝不含任何阶级斗争现象”，书中的人物都是“平凡的人格”，不存在“奸人”“坏人”的对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人物形象心理状态分析之上，代表作有太愚（即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收文十篇，1948）、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1945）、阿印的《林黛玉的悲剧》（收文7篇）、高语罕的《红楼梦宝藏》（共6讲）。四十年代末，周汝昌（周汝昌是贯穿新红学与当代红学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早期的研究成果系新红学，中后期的研究则系当代红学）发表了《红楼梦新证》，是继胡适《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辩》之后出现的一部影响较大的红学专著。红学界评价为“一部对于《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在红学史上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用马列主义指导《红楼梦》研究，第一次对脂批给予重视”。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对作家的生平作了更加细致的考证，但往往因运用大量的文字资料而只是为了应证一个小小的观点，使之有过度解释之嫌疑。

总的来说，新红学的影响依旧是巨大的。新红学家有目的地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交游作了详细考证，为更好地研究小说本身打好了基础。并确定前80回作者是曹雪芹，后加回为高鹗所补，使对文本的思想艺术研究更为科学。同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相比。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人为代表的新红学是飞跃式的前进，是质变，也可以说是一场学术革命。

最后是当代红学，当代红学开端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因而，其发展路途也是变化多端。总的来说，当代红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分别1954年-1976“文革”以前和“文革”后至今。从1954年《文史哲》9月发表了李希凡、蓝翎二人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其它》和1954年10月《光明日报》发表的的《评〈红楼梦研究〉》对俞平伯二书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为始，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号召开展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支持了李、蓝两个“小人物”的红学新观点。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斗争，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红楼梦》研究的范围。这一时期的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何其芳《论红楼梦》、周汝昌《曹雪芹》、冯其庸《梦边集》、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刘梦溪《红楼梦新论》、张绵池《红楼十二论》、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白盾《红楼梦新评》、胡文彬、周雷《红学丛谭》、周中明《红楼梦语言艺术》、舒芜《说梦录》、林冠夫《红楼梦纵横谈》、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吕启祥《红楼梦论集》、王朝闻《论凤姐》、陈诏、孙逊《红楼梦与金瓶梅》、邓云乡《红楼梦识小录》及《红楼梦导读》等等。在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和反抗压迫的观念很强，因此，那时的红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激进思想的左右，或多或少为当时的政治民意服务，失去了红学原本的内涵。

“文革”结束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观念渐渐消失，学术界慢慢恢复往日百花齐放、自由辩论的风气。届时，这一时期的红学发展又可以分为三个小阶段。分别是1976-1979年、1980-986年、1987至今。1976-1979年是“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红学研究的不少文章虽还没有跳出“文革”中形成的老套路，但随着一场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红学研究也呈现出逐渐向文本本身回归的变化。在这一过渡时期，红学家在文献研究方面回归考证方法，继续对《红楼梦》作者及成书状况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发表了一些列红学著作，如年陈毓罴、刘世德和邓绍基的《红楼梦论丛》（1979），另有戴不凡于在《北方论丛》、《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石兄和曹雪芹》、《秦可卿晚死考》（1979）等文，提出作者乃“石兄”曹俯，而曹雪芹只不过是修改、整理者。之后，反驳戴文的文章有近30篇。版本学的研究也有了一些进展。同时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1977）在台湾出版，1978年冯其庸的《论庚辰本》是第一部红学版本考证的专著也问世。该书通过对庚辰本和己卯本之间关系的详尽的分析和比勘，认为庚辰本是己卯本的过录本，是曹雪芹去世前最后的、也是最完整的一个版本，是仅次于曹雪芹手稿的珍贵抄本。庚辰本自胡适发现后，一直未获重视，冯其庸的详实考核才使人们对其版本学价值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另外在文本研究方面，红学家们的目光也逐渐回到了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内容、价值的探讨上，虽然仍不能完全摆脱运用阶级话语的分析，但较之于“文革”时期的“政治红学”，这种研究的回归仍具有其积极意义。
  1980年-1986年，这一时期是当代红学研究的辉煌繁盛时期，真正就《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研究形式和效果与以往大大不同，西方文艺理论也被引入红学研究中，给红学研究带来许多新视角。在文献学研究方面，索隐派在大陆已基本消失，但在港台仍有赵同的《红楼猜梦》(1980年)等，但均未成气候。这一时期的考证派却极其活跃，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曹学的考证尤其繁盛，对曹雪芹的家世、祖籍、生卒年、故居、曹家遗迹、抄家原因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1980年)，在对1963年公开的《辽东曹氏宗谱》研究基础上，对曹家成员状况、从官历史等做出了考证，认为曹家的籍贯是辽阳，而非河北丰润；梅挺秀的《曹雪芹卒年新考》(1980年)通过对脂批的重新标点分段，推论曹雪芹之卒年为乾隆甲申(1764)年春天，有别于传统研究者所支持的“壬午”卒年及“癸未”卒年两说；另外还有吴恩裕的《曹雪芹丛考》，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1980年)等著作。除曹学外，对《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也十分活跃，大体理出版本源流的一些情况。如己卯本和庚辰本同出于己卯庚辰本；王府本与戚沪本、戚宁本属同一支；甲戌本虽是过录本，但属年份最早的版本。港台方面有王三庆专著《红楼梦版本研究》(1981年)。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红楼梦》早期存在状况及这部小说的传抄转录过程，都有很大的价值。与曹学、版本学的盛况相比，脂学和探佚学方面也有一些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出现。如孙逊的《红楼梦脂评初探》(1981年)。
  这一时期，对《红楼梦》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的成果也异常丰硕，许多著作都层层深入地剖析，鞭辟入里。如张毕来《贾府书声》(1983年)、薛瑞生《红楼采珠》(1986年)等等。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美学研究思潮使美学阐释方法成为红学研究的一种新研究视角。其中如王朝闻的《论凤姐》(1980年)，就是对《红楼梦》进行现实主义美学阐释的一部著作。此后，各种各样的美学方法都被使用起来，如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1984年)等。此外，对《红楼梦》的人物、主题、结构等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问世。如王志武先生的《红梦楼人物冲突论》(1985年)，通过对《红楼梦》情节、高潮和其他诸种矛盾的分析，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矛盾不是贾政和贾宝玉之间的冲突，而是王夫人和贾宝玉围绕选择薛宝钗还是林黛玉而进行的冲突；运用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也在这一时期普遍产生并发展起来。但由于红学队伍大多为古典文学研究家，因此，运用西方理论进行研究总的说来多在局部起作用较多，有大建树者则嫌寡。在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梦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等一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叙事学方法的引入，在红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是用叙事学方法结合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此外，在翻译、出版方面，1981年由李治华、雅歌·阿雷札艺思合译的《红楼梦》法文全译本出版；另有蒙文、维吾尔文、斯洛伐克文等译本问世。因此，在这一段时期，红学的研究取得了很不错的成就。
  1987年至现今，红学研究受经济大潮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逐渐呈现出经济性、消费性和大众化的特点。在文献学研究方面，索隐派红学自上世纪20年代胡、蔡论战之后，便日渐寥落，上世纪50年代后在大陆已基本消失。但随着1989年霍国玲、霍纪平的《红楼解梦》的出版，索隐派红学在大陆再起波澜。《红楼解梦》认为《红楼梦》乃影射清朝佚史，是曹雪芹怀念恋人之作。《红楼解梦》在总体理论构架上流于索隐派的主观臆度，而缺乏正史资料的支持；1994年刘心武的《秦可卿之死》出版，作者提出“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之说，索隐出秦可卿故事乃影射清廷复杂的政治斗争；从2005年起，刘心武又连续出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但其考证部分重复周汝昌的观点，其文本分析则重复王志武《红楼梦人物冲突论》的观点。索隐派红学以其离奇的故事性、传奇性，满足了多数普通读者的猎奇心理，迎合了大众文化的消费趣味，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这种受经济利益和消费性的促使，方法上又流于玄虚的红学研究，并不值得提倡；考证派红学亦出现不少异说新论。如1994年欧阳健的《红楼新辨》经过对版本的再梳理，指出20世纪发现的所有脂评本皆系伪造，唯独程甲本乃《红楼梦》真本；至2003年出版《还原脂砚斋》，形成了红学辩伪派考证体系。曲沐的《红楼梦会真录》也是辩伪派观点。1995年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则认为《红楼梦》中暗伏伏羲画卦结构，《红楼梦》有两种，一是故事红楼梦，一是结构红楼梦，曹雪芹的小说是一部对称结构艺术的著作；还有“二书合成说”，认为《红楼梦》是由《风月宝鉴》和《石头记》两本书拼合而成；另有一部分人则从开发本地经济效益出发，对曹雪芹的祖籍提出了一些五花八门的说法。以上种种可见，红学考证越来越走入趣味化，其中的“祖籍考证”则明显地表现出经济目的，许多考证文章不仅仅远离红学，而且对了解作品并无积极意义；在文本研究方面，传统方法的研究仍在继续。首先，红学的学科反思更加成熟、深刻，如1989年韩进廉的《红学史稿》，还有一些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来研究《红楼梦》，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1991年)，即对 贾宝玉的形象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研究方面，有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1995年)，从儒、道、释三个角度系统分析了《红楼梦》的主题；续书研究方面，赵建忠的《红楼梦续书研究》(1997年)填补了两百年来红学方面关于续书研究的一项空白；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摆脱艰深晦涩的学风，把传统的随笔式之灵动融入严肃的学术思考中，出现了一批属于导读式的随笔专著；在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红楼梦》方面，研究方法显示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如1998年王彬的《红楼梦叙事》，用叙事学理论来系统地研究《红楼梦》；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的阐述方法也被用于红学研究上；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的科技成果也被引入红学研究，如利用计算机的统计功能来考察《红楼梦》的作者问题等。
  总的来说，两百多年的红学发展可谓历经千万，各种流派、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其间植入的各种思想也是一个接一个。其间取得的成就当然是巨大的的，然而，其中的问题也事不容忽视的。如：有些红学家研究红学是出于对红学的眷爱，不在乎什么名利，只凭着一股毅力，一如既往的钻研。在这里，笔友对此类红学家表示深深地敬意；还有些红学家研究红学只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时局，一昧的歪曲《红楼梦》原意，以达到歌公颂扬的目的，在这里，笔友表示不齿；还有些红学家为了名利，迎合大众的猎奇兴致，不惜挖掘低俗下贱的字眼大说特说，这样不仅诋毁了《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小说，也丧失了身为文人学者应有的研究品格，笔者对此表示恶心。

4、红学的分支

分析完了红学的发展简史，接下来由笔友带领大家了解一下红学的分支。研究《红楼梦》，各红学家有各自的研究方法，因此，可以以不同的流派分之。至于研究的侧重点，则以分支辨别。要读懂《红楼梦》，不得不先了解曹雪芹的家族史，因此，红学的主要的一个分支便是曹学。
  还在清朝时期，索隐派便已把《红楼梦》和历史事实结合了起来，虽然索隐派把红楼梦看为“明珠家事”的隐写，在研究对象上犯了错误，但客观上开了把文学和历史原型结合的先河。到了胡适的时候，提出了自叙说，首先把红楼梦和曹家在康雍乾的历史结合。后来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里，他采取当时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就认为曹雪芹写的《红楼梦》是一种带有自传性的作品。鲁迅先生这么说：“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红楼梦》的特点是八个字：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他写实写到力透纸背的程度，本来写实好像是最不新鲜的，虚构、想像是最新鲜的，因为他以最大力度来写实，写得非常之好，“转成新鲜”，反而赛过那些纯虚构的、纯幻想的作品。这是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于是在红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分支——曹学。曹学是通过研究曹雪芹的生平、经历来了解《红楼梦》的一门红学。周汝昌写《红楼梦新证》和《曹雪芹（小）传》则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的突破和总结，也由此开辟了曹学的新时代。
  再就是脂学，上面简略说道，曹雪芹在写《红楼梦》之际，有个重要的女性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参与对《红楼梦》的点评，这个人物就是脂砚斋，由于脂砚斋对曹雪芹的生平有着很深的了解，在曹雪芹写《红楼梦》的种种细节中，脂砚斋都有一语中的点评。因此，脂砚斋对《红楼梦》的点评（有脂砚斋评语的《红楼梦》也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就成了研究《红楼梦》的重要资料，由此衍生出一门脂学。顾名思义，脂学，就是以脂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脂批，又称脂评，是目前学者公认中国传统小说《红楼梦》最早的点评。脂批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脂批是指以脂砚斋、畸笏叟（有的说法认为他们俩是一个人）和梅溪等诸人的批语，狭义的脂批是单指脂砚斋的批语。这些批语和红楼梦正文一样重要，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信息。
  版本学也是红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红楼梦》成书初际，由于触动了封建统治者的忌讳，被列为禁书。所谓禁书就是禁止民间流传的书籍。但是，由于《红楼梦》这部小说写的实在太好了，所以当时就一些文人宁可冒着被杀头的罪也要手抄了《红楼梦》作为阅读和珍藏。由于都是手抄，因此在流传的时候难免有抄错抑或抄写者在抄的过程中进行一些文字上的更改，致使在解禁后，《红楼梦》一下子出现了多个版本。如果市面上一直流传的是曹雪芹的原著（没有经过任何人修改的八十回），或许也没有版本学这一分支。但是众人在手抄相传之际，因诸多原因，使得出现多个内容的不相吻合的版本。故而，后人在研究《红楼梦》时，自然要追求研究曹雪芹的原著。所以众多的版本也就成了必要的研究资料，版本学由此出现。现今流传下来的《红楼梦》版本明确来说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仅流传八十回的脂评抄本系统（即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是不知何人（或许就是程高二人续写的）续写了后四十回，经程伟元、高鹗整理补缀的一百二十回印本系统。脂评系统的本子，现存十二个版本，分别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蒙府本、戚序本、杨本（也叫梦稿本）、舒序本、列藏本、梦觉本（也叫甲辰本）、郑藏本、靖本、卞藏本。因其祖本都是曹雪芹生前传抄出来的，所以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原著的本来的面貌；至于程高系统的本子，基本上只有两种：程甲本和程乙本，它们前八十回依据的也是脂评系统的本子，但已经过了整理者较多的改动，程乙本改动尤甚。所以，研究版本学问题不仅是纠正版本出现的问题，也是研究《红楼梦》的流传的情况及改版情况，乃至主题思想等进行研究。
  红学分支中还有一支极为重要的学问这里不能不讲，那就是探佚学。何谓探佚，探佚就是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探佚学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八十回后，原稿迷失了，现在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程伟元整理所续的。因此探佚学的任务是要探讨曹雪芹完整的艺术构思，勾勒出八十回后的基本轮廓，以显示曹雪芹原著的整体精神面貌。 早在“五四”运动之际，红学开始迈上科学研究的台阶起，“探佚”就应运而生了。在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便有“从脂本里推论曹雪芹未完之书”一章。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 》、《红楼梦简论》等著作中也专门讨论了八十回后曹作原貌的章节。探佚学真正成为红学中的一门重要的学问是由周汝昌提出的，他指出探佚是研究红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如果不探佚，很多研究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因此，周汝昌在他的《红楼梦新证》 中不仅有关于黛玉宝钗、史湘云八十回后情况的专门文章，而且辑集了有关八十回后情节的脂批。周汝昌认为，“探佚”本来就是红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探 佚 ”被视为“主观唯心论”和“繁琐的考证”而沉寂下来。可是由于“探佚”实是红学中关键 所在，所以尽管在冷落中，仍然有散兵游勇不时撰文及之，诸如史湘云的结局、“一从二令三人木”的解释等问题时被提出。但这些解决问题实实在在是老大困难。多年以来屡被研讨，而解决的希望却似乎是杳如黄鹤。可谓是众说纷纭，难成定论。这种情况导致了红学界内外的焦燥失望情绪，有的人干脆声称那都是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呼吁偃旗息鼓。莫非真如胡适所说，非得让上海灵学会把曹雪芹的亡魂请来才行吗?“探佚”真有点象不驯服的贾宝玉，由于性格的“ 乖张”而失去了宠爱。 虽是如此，但在几十年的红学研究与发展中，探佚学依旧摆在红学领域的中坚地位，甚至可以说是红学众多分支中最重要的一支。在一些重要红学家看来，“探佚”的确很难，却也绝非不可能。因为有读过或了解《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全貌的读者都知道书里有大量的脂砚斋、畸笏叟等人所作的批语，其中透露了不少原著八十回后的情节发展;因为曹雪芹写作《石头记 》时用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写作方法，脂批是这么说的：“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致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可见，《红楼梦》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引文”、“伏脉”等写作技巧进行前后照应，使我们有可能根据前八十回来探讨八十回后的情况;又因为《红楼梦》的原始素材不少来自曹家的家族史实，而红学家们对曹雪芹的身世、家族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不错的成果;且红学中的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脂砚斋研究都有了相当的进展; 不少野史笔记中也透露了《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消息，所有这一切都是进行“探佚”的依据。总的来说，探佚学的出现，对于红学的发展不失为一个重大推动。
  以上四门是红学众分支中最重要的分支，除了上述分支以外，红学中还有诸如：满学、结构学、思想艺术学、人物学、诗词歌赋学、大观园学、饮食饮馔学、服饰学、器物学、植物学、秦学等多门学问。这里也就不一一介绍了。单有一个秦学，笔友想在这里简单讨论一下。众所周知，当代红学的走红人物叫刘心武，此人满腔热情，独自钻研《红楼梦》数十载，并先后发表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四部著作及《红楼梦八十回后的真故事》。到后来自觉钻研的差不多了，于是直接来了个28回目的《红楼梦后续》。先说说刘心武研究《红楼梦》的入手点，此人很有意思，因为在以前，红学家们研究《红楼梦》大都是从主角或是作者本人入手的。刘心武却是一抛旧例，从《红楼梦》里挑了一个次要人物秦可卿作为切入点，从秦可卿的言谈举止、她在贾府中的地位、尤氏对对她的评价和秦可卿的葬礼中，推断出秦可卿是废太子胤祍的女儿。然后从中推断出拥护废太子集团和朝廷的种种斗争，并总结说贾府的兴衰与拥护废太子胤祍息息相关。可以说，刘心武探佚的结论是很新颖的，然而不管对与错，笔友在这里都不作评论。因为学术是自由的，各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刘心武潜心钻研《红楼梦》二十余年，就他这份精神，笔友表示无比的钦佩；再说说他续写的《红楼梦后续》，笔友是细细看过几遍的，如果仅从文字功底上来比较，客观的说，刘心武的续篇不仅比不上曹雪芹前八十回，就连程高整理的后四十回也比不上。笔友在此不是贬低其辛勤成果，我们都知道，刘心武是当代人，而程高二人是与曹雪芹几乎同一时期的人，对于当时的小说文字考究，刘心武就比不过人家；再者，可能很多读者或许不察觉，在当时，《红楼梦》就相当于现在的玄幻小说，是供人娱乐的一部小说，所以很多人是读得懂其中的内涵的。而现今过了两百多年，当代人很多都看不懂以前的古白文字或是对当时一些惯用性的字眼手法陌生了，致使他们的对小说的理解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也是制约刘心武续篇不如程高续篇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无论作何对比，刘心武对红学的功绩还是不容忽视的，远的不说，就拿近年来的红学热，很大程度上就是刘心武研究《红楼梦》后才掀起的。所以，刘心武对红学走向大众化和《红楼梦》的推广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5、红学小论

以上是笔友为大家做的一个红学发展简论，红学发展了两百余年，兴也哉，衰也罢，唯一不会变的就是红学的研究不会消失，总会有人去研究《红楼梦》并发表自己的所见所解。在这里，笔友想表达自己的几个浅见。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红楼梦》确实是一部伟大的封建百科全书式小说，全面详细的介绍了封建大家族由盛转衰的历程，其间还涉略了诸多社会人文方面的内容，并由此揭露了一个事实：以清朝为背景的封建王朝也将会沿着大家族命运慢慢走向衰弱，甚至可能重复前朝的命运……说到这里，相信很多读者都会继续想到：《红楼梦》也是一部大胆的反封建小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和两人各自的思想观念无不体现着其反封建的思想。其实，这是一个极大地误区。众所周知，曹雪芹是何许人也，清朝盛世（即康乾时期的人物）的人物，当时清王朝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也是中国封建史走上顶峰的时期，试想，一个正处于盛世之人，他即使能看到这个社会潜在的某些弊端，但是，他能预料到清朝会怎么灭亡、封建史要结束了么？肯定不能！任何一个古人，即使他的思想再怎么空前，他始终都是作为那时代的产物，思想永远禁锢在那个时代。清末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薛福成等人，相信学过历史的人都多少了解，在当时，他们的思想是多么的前卫，然而，依旧跳不出皇权世袭这个坎，更何况一百多年前的人！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灵感来源，很多红学家也都提到了，与他个人的的生活经历休戚相关。曹家曾经是依傍皇室的包衣世家，算得上是第二流的皇亲国戚。所以，当时曹家经历过好长一段奢华的生活，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曹家迅速衰落了。作为家族由盛转衰的见证者，曹雪芹满腹感慨，由此激发他创作了以自己家族兴衰为背景的《红楼梦》。首先，读者应该有个明确的意识，《红楼梦》不是一部自传性小说，只是以曹家兴衰为题材写的一部娱乐性小说，或多或少涉及到作者自己曾经的经历，也不缺乏作者主观的想象杜撰。但是，很多红学家就揪着《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性小说不放，巴不得书中的每一个情节都与他的个人或家族历史甚至与当时不为人知的政治时局扯上关系，一旦扯不上，某些红学家就不由自主的发挥了自己的主观创造性，自己设定脉络。自己“挖掘”潜在信息，然后把他自己“挖掘”出来的信息点全部笼统结合在一起，得出自己所谓的新发现。这是很让笔友哭笑不得的一个现象。
  再有，关于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指导思想，笔友也想谈谈。为什么呢？读者们或许都有体会，就是，不同时代的红学家们在研究《红楼梦》时总喜欢把他们那时代的社会思想强加在作者身上，然后有根有据的说曹雪芹是按照某某指导思想来指导其完成这部《红楼梦》的。多么可笑，多么主观唯心！还是继续上面的话题，曹雪芹是清朝盛世的产物，那时清朝正处于闭关锁国的时期，压根就没有外来思想文化的浸入，所以曹雪芹本人的思想是地地道道的封建士大夫思想，是受过当时儒家纲常伦理思想所熏陶过而培养出来的一个优秀人物。或许，曹雪芹在深入了解了封建思想文化后及其受到家族衰落的打击下，深刻的认识到这种社会思想的一些潜在弊端。但他又是作为那时代的人，无权无势，不可能掀起一种变革社会风气的运动，无奈把心中的悲苦和对社会的种种不满发泄到小说里，由此创造出贾宝玉这一类人物。可以肯定的是，曹雪芹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士大夫形象，他遵守社会中的种种纲常伦理，参加过中央政府主导下的科举考试。但是，他也深刻意识到自己是个受害者，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认识了。很多文人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封建科举制的受害者，以致终其一生依旧碌碌无为。所以，我们可以明确的事曹雪芹的指导思想是捎带反叛精神的儒家纲常伦理思想。什么资本主义思想、美学思想抑或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等等全都扯不上关系。要想研究曹雪芹写这部小说所携带的一些反叛思想，身为红学家，首先应该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来考虑事情。而不是站在自己或者自己所处的社会时代来考虑，这样只会越研究下去就离曹雪芹本意越远。
  最后就是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红楼梦》这部小说，或是说如何吸收它的价值。首先，《红楼梦》最伟大的价值是它的思想艺术价值。何谓思想价值，在当时社会思想界一片保守愚昧的情况下，曹雪芹却有着如此清晰地危机意识，这就很了不起，这是我们所要吸收的精神；至于艺术价值，这个笔友不消说了，《红楼梦》但从文学艺术上来说就是一部无以伦比的小说，这对现在和以后的文人都很很高的赏析和借鉴价值。还有就是它的一些诸如饮食、建筑等一些当时社会的优秀文化，我们也可以吸收。至于红学的钻研，笔友始终都坚持这一观点：站在作者自身的观点去看问题，坚持客观唯物、切勿一昧主观唯心。笔友也相信，在世界某一个角落里，存在着曹雪芹原著且完整的一部《石头记》，或许若干年后它被发现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前人对《红楼梦》的所做的种种匪夷所思的猜想时，就会对之不屑一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