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礼教与反礼教思想冲突研究

《红楼梦》礼教与反礼教思想冲突研究

一、《红楼梦》礼教与反礼教思想冲突的类型分析

《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有其特殊的艺术表达方式，因此，我们对问题的把握必须依靠作品故事情节的展示与说明。《红楼梦》这部作品是通过以皇朝衰败为里，以家族衰败为表，以宝黛爱情为中心，这三条线索来展开全书情节，表达作者思想观点的，也是从这三个方面来揭示其“以理杀人，礼教吃人”的真貌和“运终数尽，不可挽回”的趋势。而这恰好也相应了蔡尚思先生在其著作《中国礼教思想史》中所说：“宗法礼教内容很多，最集中表现于君、父、夫三个特权。”

（一）君臣关系的冲突

“君臣关系”乃是封建政治关系中的核心关系。儒家对于君臣关系有很精要的论述，认为君臣关系处得其宜，才能振敕纲纪，整肃法令，而使政治清明，上下相孚，社会安定，万民乐业，以收国泰民安之效。《论语》中记载：“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里颇含有各尽其分、对等相待的意思。可见，儒家对待君臣关系之初，并没有绝对的君权思想。汉代董仲舒论证君权的神圣和至高无上，认为皇帝代表“天意”，是万民的主宰，君命不可违抗，臣必须绝对服从君主，于是把“忠君”的道德准则抬到最高地位。宋明以后儒者就把君臣之义构建成上同于天理，下纳于人心的缜密完整的理论体系，看成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大本大伦，把它当作牢牢桎梏人心的锁链。明清之际，更加变本加厉，臣地位更加卑微，沦为君的附属品，完全失去了独立人格。清初几个皇帝讲“以孝治天下”，那仅仅是思想统治的权术。事实上，他们更为重视“忠”，把“忠”认为是很高的品德。在《家塾蒙求》作者康基渊看来，君臣之道是绝对的。他说：“事君犹事父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由于封建社会的宗法等级特质，这种演变仿佛是一种必然出现的趋势。

1.对封建君权专制的批驳

《红楼梦》中对“君仁臣忠”——即封建君权专制的“批驳诮谤”是放在全书背景的深处，与封建家族的衰败互为表里，两者粘结渗透，双双由盛转衰。在书中，“圣上”，犹如一个巨大的阴影，无所不见，无所不在，笼罩着全书主体情节的发展，他实在是全书所有悲剧——众多家族被抄的悲剧、天下女儿们被戕害的悲剧和贾宝玉最终落“狱神庙”的悲剧的总根源！书中对此的批判和揭露，俯首即是。

（1）专制残暴，不圣不仁

《红楼梦》第十六回，贾政的生辰，宁荣二处人丁都齐集庆贺，热闹非常。忽有门吏忙忙进来，至席前报说：“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唬得贾赦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摆了香案，启中门跪接。早见六宫都太监夏守忠乘马而至，前后左右又有许多内监跟从。那夏守忠也不曾负诏捧敕，至檐前下马，满面笑容，走至厅上，面南而立，口内说：“特旨：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敬殿陛见。”说毕，也不及吃茶，便乘马去了。贾政等不知是何兆头。只得急忙更衣入朝。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探信。

脂批曰：“泼天喜事却如此开宗，出人意料之文也”。活画出天威莫测、伴君似伴虎的恐惶之态，众多官宦之家的荣辱，实在“圣上”的反掌之间，最后这个家族还是葬送在“天威”的手里。

第 六十三回、六十四回“老太妃薨逝”的侧写，更是对“今上”的“至孝纯仁、体天格物”之虚伪，赤裸裸的暴露。

“礼部见当今隆敦孝悌，不敢自专，具本请旨。原来天子极是仁孝过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贾蓉笑道：“各门另户，谁管谁的事？都够使的了！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别叫我说出来。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厉害，琏二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凤嫂子那么刚强，瑞大叔还想他的帐。哪一件瞒了我？”（六十三回）

贾珍贾蓉此时为礼法所拘，不免在灵旁藉草枕块，寝芷居丧，人散后仍乘空在内亲女眷中厮混。（六十四回）

（2）荒淫腐败，误国误政

《红楼梦》通过主人公贾宝玉，直言不讳地把“忠臣良将”和“士大夫诸男人”斥之为“钓名沽誉”、“不知大义”的“国贼禄鬼”。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一节，一词一诔、一前一后，恐怕并非偶然或闲文。如果说《芙蓉诔》是指控家族“鬼蜮”们的一纸檄文，那么《姽婳词》实在是射向君臣腐败的一支利箭。它把“纷纷只保身”的“将士”，“立朝纲”而不治国、唯知“献城”投诚的“文武官员”，荒淫好色而把武备当儿戏的“恒王”，乃至“惊慌”失色的“天子”，批揭诮薄得何等全面，讥刺嘲讽得何等狼狈，直问得君臣个个“垂首”，无言以对；而“不期忠义明闺阁”：热情褒扬林四娘等“秦姬赵女” 们的临危不惧、为国前驱，以此更反衬出君臣们的荒淫无能，但她们也只能落得

“柳折花残”、“马践胭脂”的结果，作了这批误国君臣的无谓牺牲品，难怪宝玉要为之“长太息”了！这桩“前代”的遗事，书中明明借“众人”之口含蓄地点穿：“是竟应在本朝”的，作者以此借古讽今，将“圣朝无阙事”的神话兜底戳穿，隐晦曲折地写下一场所谓“治国平天下”的丑剧！“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一对比，与全书对女儿们的褒奖和对“须眉浊物”们的贬斥一脉相承，实在是“女清男浊”这一口号的扩大和发挥。

正是在这一点上，贾宝玉与贾兰、贾环二人作品的题意马上区别开来，他们二人无不重在突出林四娘的忠义报恩之心，与贾宝玉的借题发挥大相径庭。

第十三回末，诗云：“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同样以“裙钗”贬斥“须眉”，结论性地概述了万千“金紫”既不“齐家”，又不“治国”的事实。

（3）奢侈靡费，敲骨吸髓

第十六回，作者假借赵嬷嬷追忆“南巡”、“接驾”道：“把银子花得象淌海水似的！”……“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俗语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如今现在还有江南的甄家，噯哟哟！好势派！独他们家接驾四次，……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市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害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闹去？”

第十八回“省亲”的虚热闹，“且说贾妃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

第五十三回贾珍和乌进孝的一番对话补叙道：“比不得那府里，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这一两年里赔了许多，”乌进孝笑道：“那府里如今虽添了事，有去有来。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呢？”……贾蓉等忙笑道：“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我们不成？他心里纵有这心，他不能做主。岂有不赏之理？ 按时按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玩艺儿。就是赏，也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一千多两银子，够什么？这两年，那一年不赔出几千两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亲， 只怕就穷精了！”

第七十二回凤姐的一场“娘娘夺锦”的恶梦，偏偏夹在周、夏太监上门勒索和家道艰难的当口，肯定是个“凶兆”无疑，预示着这个女当家的“江郎才尽”连同家族的衰竭，除了跟“咱们家的娘娘”元春的命运乖违有关，恐怕是由于“家亲”和“外崇”——“常应候宫里的事”两路夹攻造成的。

（4）“大伤天和”，荼毒儿女

第十六回，作者秉史公之笔，集中披露，由于“国体仪制”，那些“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抛弃父母”，“骨肉各方”；致使“儿女思念父母”，“父母在家思念儿女”，“竟不能一见”，遂致“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而这场离散天下骨肉的大悲剧的总根源，在于“皆由朕躬禁锢，不能遂其天伦之愿，亦大伤天和之事”。文中的揭示字字血泪、句句斧钺，直可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原君篇》对看。

第十八回写元妃省亲，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妃忍悲强笑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反到哭个不了，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贾妃叹道：“许多亲眷，可惜都不能见面！” ……“田舍”之家，齑盐布帛，得遂天伦之乐；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 “元妃虽不忍别，奈皇家规矩，违错不得的，只得忍心上舆去了。”

其状是何等的“伤惨”！元春在“十二钗”众多女性悲剧之中，乃是直接由 “朕躬禁锢”、葬身宫帷的一个典型。脂砚斋在“只管呜咽对泣”句下披云：“《石头记》得力擅长，全是此等地方。”在“又哽咽起来”句下披云：“追魂摄魄，《石头记》传神模影，全在此等地方，他书中不得有此见识。”一场泼天大喜事，临了却是一场“呜咽对泣”。这确是绝大的笔力，更是绝大的见识，他书中“不得有此见识”的。试想这九重深宫，人间天上，在《红楼梦》中，却像冰冷的牢狱， 没有一丝一毫人间温情，令人一想起来就泪如雨下，这不就是“离散天下之子女， 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吗？那么谁是制造这种人间悲剧的罪魁祸首？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思想家黄宗羲的语言，曹雪芹却以形象出之，一个是证明，一个是显示，对“君”的罪恶，予以揭露与批判。

2、对待国家、君主的新态度

揭露了“君王”、“圣上”的一系列罪行后，我们再来看看书中反叛者的态度。

（1）对专制皇权的冷面铁心

第十六回中说道：水溶又将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来，递与宝玉道：“今日初会，伧促竟无敬贺之物，此系前日圣上亲赐蕶苓香念珠一串，权为贺敬之礼。”

宝玉又把念珠转送给黛玉，按一般的世俗之见，“圣上亲赐”的珍珠，那还了得，谁得了不受宠若惊！然而，林黛玉却极为鄙夷地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遂掷而不取。（十六回）

这显然把皇帝也列入了贾宝玉所说的“泥作的骨肉”当作污泥一样“浊臭逼人”而加以唾弃。封建专制制度，从皇帝到封建家长，都由这般“泥作的”浊臭不堪的“臭男人”在统治着。所以文中所批判，不是某个皇帝个人，也不是一般的昏君、暴君，而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浊臭和不合理。这是

《红楼梦》对封建忠君思想的重大突破。“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加封“贤德妃”，“归省”荣国府，全家人听了都“喜气洋洋”，贾母“按品大妆起来”；贾政更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贾琏夫妇得意忘形，打趣开心，俨然以“国舅老爷”自居； “宁荣二府上下内外人等，莫不欢天喜地”，“欣然踊跃，个个面上皆有得意之状，言笑鼎沸不绝”。然而，唯独贾宝玉，对此却“置若罔闻”、“视有如见，豪不曾介意”。他一味为秦钟的病危“怅然如有所失”，“虽闻得元春晋封之事，亦未解得愁闷”；除此，“只问得黛玉“平安”二字，余者也就不在意了”。可见，“今上”的隆恩，姐姐的显达，家族的荣耀，在贾宝玉眼里，都远远抵不上对一个寒窗好友的关切和对心上人的思念！对专制皇权如此“冷面冷心”！

（2）揭露“忠烈名节”的虚伪

第三十六回议论“忠烈”、“名节”一段：“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 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袭人道：“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他对“君臣大义”连刺三剑，剑剑命中要害，将“君仁臣忠”的假面毫不留情的撕下。第一剑刺臣，即所谓“忠臣良将”。他把历来臣子的最高德行——“忠烈”的两大表现“文死谏”和“武死战”，骂得一文不值。把前者斥为“邀名”，是“浊气一涌”；把后者斥为“无能”，是“血气之勇”。两者都不过是“沽名钓誉”、“不知大义”，“皆非正死”。第二剑刺君：“文死谏”，“必定有昏君他方谏”； “武死战”，“必定有刀兵他方战”。也就是说：昏君和战乱才是产生“文死谏、武死战”——“愚忠假良”的臣将的真正原因。这两剑，等于直接直白宣告：封建君权专制是臣既不良、君更不仁，君昏臣愚、一塌糊涂。最后一剑更进而刺向“天”。“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这里包含着一个极妙的二难推理：如果朝廷真是“受命于天”，那就应该“既圣且仁”，如果朝廷“不圣不仁”，那么“天断不会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他就不是“受命于天”的。而现在的朝廷既是“不圣不仁”，又说是“受命于天”的，足见虚假性；而那“天”居然会把“这万几重任”照样授予了“不圣不仁” 的昏君，足见是个地地道道的昏“天”！这样一箭双雕，既巧妙地揭穿了朝廷“受命于天”、“君权神授”的欺骗性，又含蓄地剥夺了“不圣不仁”的昏君——即暴虐的君权专制存在的合理性。

（3）“贤王”标准

《红楼梦》反对的是封建君权专制的昏淫腐败、不仁不圣、朕躬禁锢、荼毒儿女、大伤天和、败国坑人——恰恰是这个制度的虚伪性、腐败性、专制性这一点。然而有“破”，即有“立”，这并不是说要“翻天”，取缔君权制。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当时还不可能找到足以彻底取代君主制的对立物，所以我们不可以苛求作者和他的作品，然而，在《红楼梦》中却流露出一种新的对待国家、君主的态度。也就是说在贾宝玉的心目中肯定存在着一个理想化了的君王形象，那就是与“昏君”对照的“贤王”——北静王永溶。而这个宝玉心目中的“贤王”到底有什么标准呢？

首先，“形容秀美”、“才貌双全、风流潇洒”、“好个仪表人材”话说宝玉举目见北静王水溶头上戴着洁白簪缨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鞓带，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十五回）

中外一切理想主义者，尤其是其发展到新的高级阶段的历史形态——主张把人所固有的一切天性从中世纪的专制制度和禁欲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的近代民主主义或人文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无例外地总是把人的完美发展——人的最高理想的体态容貌和智慧才干，作为理想人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等等。贾宝玉天生地“重情不重礼”、“反理而注情”，她每每把“聪灵逸秀”、“俊俏风流”、“才情智慧”作为臧否人物、选择爱人、结交朋友的一个必要条件，所谓“不因俊俏难为友”。他的这个特点，正是这种新型的近代民主主义理想的一种突出表现，而绝非“好色”。

其次，“性情谦和”，“十分谦逊”，“不妄自尊大”贾珍急命前面驻扎，同贾赦贾政三人连忙迎来，以国礼相见。水溶在轿内欠身含笑答礼，仍以世交称呼接待，并不妄自尊大。贾珍道：“犬妇之丧，累蒙郡驾下临，荫生辈何以克当。”水溶笑道：“世交之谊，何出此言。”遂回头命长府官主祭代奠。贾赦等一旁还礼毕，复身又来谢恩。（十四回）

宝玉的这条标准，令人想起黄宗羲的要求：君主不应“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而应当“不敢自为是非”。也就是要反对唯我独尊、专断独行的封建君主，因此，已经颇有些平等思想和民主作风了。

最后，“不以官俗国体所缚”，“不以王位自居”，“未以异姓相视”近闻宁国公冢孙媳告殂，因想当日彼此祖父相与之情，同难同荣，未以异姓相视，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丧上祭，如今又设路祭，命麾下的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一毕，便换了素服，坐大轿鸣锣张伞而来，至棚前落轿。手下各官两旁拥侍，军民人众不得往还。（十四回）

这种对君主“贤”的标准，已经远远超出了历代“贤君”、“明君”的要求。譬如贾元春，被封为“贤德妃”，但她的“贤”，虽然与“昏”、“暴”、“奸”等等截然相反，却正在于她是一个标准的封建传统伦理的楷模，因而恰恰成了恪守“官俗国体”的典范。

展眼元宵在迩，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监出来先看方向：何处更衣，何处燕坐，何处受礼，何处开宴，何处退息。又有巡察地方总理关防太监等， 带了许多小太监出来，各处关防，挡围幕，指示贾宅人员何处退，何处跪， 何处进膳，何处启事，种种仪注不一。外面又有工部官员并五城兵备道打扫街道，撵逐闲人。

至十五日五鼓，自贾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服大妆。园内各处，帐舞龙蟠，帘飞彩凤，金银焕彩，珠宝争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静悄无人咳嗽。贾赦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街头巷口，俱系围幕挡严。

一时传人一担一担的挑进蜡烛来，各处点灯。方点完时，忽听外边马跑之声。一时，有十来个太监都喘吁吁跑来拍手儿。这些太监会意，都知道是“来了，来了”，各按方向站住。贾赦领合族子侄在西街门外，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静悄悄的。忽见一对红衣太监骑马缓缓的走来，至西街门下了马，将马赶出围幕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时便来了十来对，方闻得隐隐细乐之声。一对对龙旌凤翣，雉羽夔头，又有销金提炉焚着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值事太监捧着香珠、绣帕、漱盂、拂尘等类。一队队过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金黄绣凤版舆，缓缓行来。贾母等连忙路旁跪下。（十八回）

从以上情节可以看出，君臣有序、等级礼法森严、威势吓人的“皇家规范、违错不得”。

而贾宝玉按照他对“贤王”的标准，就是要打破把皇家规范（官俗国体）、君臣之序（王位自居）、宗法种姓隔阂（异姓相视），打破“君君臣臣”的等级规范体系。这样的要求，已经和清代那些近代民主主义先驱者们的思想，相去不远。

“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为民而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男子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斌之禄， 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唱多于三代以下矣。” “人君于天下，不能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众治之而刑措矣。” “以天下之权，寄以天下之人。” “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贾宝玉与以上诸人的区别只在于成熟程度和表述方法的不同，其愿望和包含的思想实质，已属于诸上之人相同的思想体系。因而，这样一种君王“贤”的标准，已经带有君主的民主和平等的朦胧要求，显然，已经与古代旧的民本主义思想相去甚远，而带有了近代民主主义的性质。

（二）血亲关系的冲突

随着以两性结合为特征的夫妇关系的成立而生儿育女，自然就产生了以血缘相通为特征的父母关系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儒家将这两种关系分别概括为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也就是说父子关系中还包括了母女、母子和父女关系，兄弟关系中也包括了姐妹、姐弟和兄妹关系。而实际上，儒家所谓父子关系，只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中一种纵向的上下辈之间的典型性特殊关系；所谓兄弟关系， 只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中一种横向的同辈之间的典型性特殊关系。由于这两种纵向和横向的关系都是以血缘相同为特征的，因而儒家把子女敬爱父母的“孝” 和兄弟姐妹互相敬爱的“悌”并称为“孝悌”，两种关系密不可分。儒家初期对于父子关系，主张“父慈而子孝”，双方都有义务，而且往往“孝慈”连称，但是后来，就片面强调父对子具有绝对权威，子对父必须绝对服从，到了清代就更加变本加厉。康基渊的《家塾蒙求》说到父子之亲：家人有严焉君，父母之谓也。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父母者，子之夭。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也就是说，父亲和母亲在对儿子的态度上必须有或严或慈的不同以及对好儿子和不好儿子应分别对待等等不同的规定。

《红楼梦》中基于主人公对家族、皇朝及其腐朽制度的否定性认识，因此他

决计不为他们服务，决不就范他们所规定的人生规范，而确定了他自己的反进学、反仕途、反“天恩祖德”、反“光尊耀祖”的人生道路，和主张自由平等，做人权力的思想这也就注定了其与父母、兄弟之间的矛盾冲突。

1.父子关系冲突

贾宝玉与贾政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是围绕他个人的读书和进学——人生道路和人生自由问题进行展开。

第四十三回，为王熙凤生日“攒金庆寿”，宝玉“躲了出来”，为祭金钏“私自跑了”。贾母大发雷霆：“怎么也不说声就私自跑了，这还了得！明儿再这样，等老爷回家来，必告诉他打你。”可见，“老子”的权威，封建社会后期，“父，尊而不亲”，即为父必须“严”，父不严，就失去了为父的尊严，贾政本是一位典型的封建社会卫道士，在贾府那一堆有地位的男人中，可算得是“正人君子”了。他整天板着脸孔，“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虽然百无一能，但却一味装腔作势，以贾府主宰者自居，指三划四，正儿八经，鹤立鸡群。虽然是妻妾俱全，但却落了个不近女色的假名；尽管对金钱也是垂涎三尺，但却没有落个凤姐的恶名。他的这种行为，使身边的一群无耻之客也摸透了他的脾气，故意顺着他的眼色说话、办事，使得这批人成了贾府的正统正经派。他一心要儿子熟读《四书五经》，走仕途之路，光尊耀祖。因为儒家的孝道不仅要求子女对父母要尽孝养和孝敬的义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求子女自身要立德、立功、立言、修身行道、成就事业，以达到扬名显身、光宗耀祖的目的。否则就是“大不孝”。《孝经·开宗明义章》记孔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而宝玉贬“富贵”而重自由，恨得就是“天天圈在家里，一点作不得主”。所以他对“严父”——封建家长专制的活标本贾政，“躲猫鼠似的”能躲就躲、能避就避，阳奉阴违、软泡硬抗，在读书、交友、人生道路和婚姻择配等一系列问题上， 处处与父亲对着干，总之就是不就范于家长专制，更是绝不以乃父为纲——为样板的。他的一生都在想方设法竭力摆脱他的控制，走自己的路。宝玉抓周时，伸手只把那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贾政便说他将来是酒色之徒。七八岁时就有奇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对此，贾政更将其当作淫魔色鬼看待了。

第八回，贾府家塾开业宝玉入学前向乃父请安，贾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理。仔细站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

“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第十七回，大观园建成后，贾政要宝玉与众清客一道共题对额。宝玉所提， 新颖、合度，受到众人称赞。贾政内心赞赏却还要外面斥责：“不可谬奖，他年小，不过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罢了。”“休如此纵了他。”“无知的畜生！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旧诗，敢在老先生们跟前卖弄！方才任你胡说，也不过试你的清浊，取笑而已，你就认真了！”“无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贵为佳。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终是不读书之过！”未及说完，贾政喝道：“谁问你来？”唬得宝玉倒退，不敢再说。”直到最后也是以家长的绝对尊严将他喝退的。

第二十三回，关于宝玉给袭人起的名字，贾政道：“只是可见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作工夫。”“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

第七十三回，宝玉晚上预备明儿盘考，说：“如今打算打算，肚子里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二论” 还背得出来。至“上孟”，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背；至“下孟”就有大半生的。算起五经来，因进来做诗，常把五经集些，虽不甚熟，还可塞责。别的虽不记得，素日贾政幸未叫读的，纵不知，也还不妨。至于古文，这是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左传》、《国策》、《公羊》、《谷梁》、汉、唐等文，这几年未曾读得，不过一时之兴，随看随忘，未曾下过苦功， 如何记得？这是更难塞责的。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

第八十一回贾政回家后检查宝玉功课时说：“你近来作些什么功课？虽有几篇字，也算不得什么。我看你近年来的光景，越发比头几年散荡了，况且每每听见你推病，不肯念书。我还听见你天天在园子里和姐妹们玩玩笑笑，甚至和那些丫头们混闹，把自己的正经事总丢在脑袋后头。就是做得几首诗词，也并不怎么样，有什么稀罕处。比如应试选举，到底以文章为主。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儿工夫。我可嘱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许做诗做对了，要单习学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无长进， 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

关于读书，宝玉有自己的见解和选择。

第三回，给黛玉起名字，说道：“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呢。”

第十九回，袭人说他：“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外号儿，叫人家‘禄蠹’；又说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起来的。”

第八十二回，宝玉被贾政叫去问功课回来后，见到黛玉，说：“还提什么念书！我最讨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还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我在诗词上觉得很容易，在这个上头竟没头脑！”

而宝玉喜欢看什么书呢？皆是些佛道、诗词、戏曲、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脚本如《会真记》等。这些书宝玉都视其为珍宝。“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都不想吃呢！”而文中的女主人公黛玉也是与宝玉有同样的爱好与性情，才与宝玉结为“知己”。

而真正出现激烈交锋的是三十三回里描写的一次大冲突。贾政是封建宗法制的捍卫者，他一直要宝玉走封建礼法规定的道路，读书仕宦，立身扬名，光尊耀祖， 成为封建贵族阶级的继承人，而具有叛逆精神的宝玉，却鄙弃功名利禄。久而久之，自然会产生激烈的冲突。因此，他们的矛盾也逐渐从一般的父子之间的矛盾， 转化为封建礼教维护者和反叛礼教者之间的矛盾。

第三十三回，痛打宝玉，缘于一条导火索：忠顺王府长史官来贾府逼问琪官下落，贾政了解到宝玉“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而且王爷一级政治斗争复杂万分，稍有牵涉，全家将遭殃。再加上不巧又遇到贾环添油加醋诉说宝玉强奸金钏未遂致自尽，彻底把贾政激怒，宝玉的所作所为不但完全与其理想背道而驰， 恐其将来达到“弑父弑君”的地步，因此，痛打宝玉，“要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倘若不是贾母、王夫人等人及时赶到，委实必欲致宝玉于死地而后快。宝玉的挨打，是由于对贾政的不孝，然而，最终使贾政放下手中板子的，却竟也是出于对贾母的孝道，真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然而，宝玉挨打之后并无悔改之意，甚至说“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而且知道贾母让他养病几个月，就更加放纵。

第三十六回说：那宝玉素日本就懒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今日得了这句话，越发得意了，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的晨昏定省，一发都随他的便了，……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劝导，反生气起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了！”

可见，宝玉不但没有因为挨打从此走上父亲为他定制的仕途经济的道路，反而在反礼教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2.母子关系的冲突

贾宝玉与其母王夫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则主要围绕女婢们的自由平等和做人权利的展开。

宝玉上来便拉着手，悄悄的笑道：“我明日和太太讨你，咱们在一处罢。”金钏儿不答。宝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了我就讨。”金钏儿睁开眼，将宝玉一推，笑道：“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去罢，我只守着你。”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子，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都叫你教坏了。”

这里金钏儿半边脸火热，一声不敢言语。……登王夫人便叫玉钏儿：“把你妈叫来，带出你姐姐去。”金钏儿听说，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骂，只管发落，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来年，这会子撵出去，我还见人不见人呢！”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气忿不过， 打了一下，骂了几句。虽金钏儿苦求，亦不肯收留。（三十回）

文章采用明褒暗贬的手法写了王夫人对女奴的残害，如果她真的“宽仁慈厚”，怎么能因为一句玩笑话而不顾十年服侍情谊赶走金钏，害其跳井而亡。而宝玉虽然没有当庭顶撞，却在其祭日的时候，不顾凤姐生日之喜，出外祭奠她。

发展到第七十四回，家族内政的主持者王夫人组织人马大举反扑，“抄检大观园”，“雷嗔电怒地大肆挞伐和镇压，充分暴露出这个‘染了男人气味’的女人，确实比男人更可杀。”

王夫人道：“宝玉房里常见我的只有袭人麝月，这两个笨笨的倒好。若有这个，他自不敢来见我的。我一生最嫌这样人，况且又出来这个事。好好的宝玉，倘或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便冷笑道：“好个美人！真象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阿弥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劳你费心。既是老太太给宝玉的，我明儿回了老太太，再撵你。”

这里王夫人向凤姐等自怨道：“这几年我越发精神短了，照顾不到。这样妖精似的东西竟没看见。只怕这样的还有，明日倒得查查。”

这样的举动，就连探春都为之震愤。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王夫人皆记在心中。因节间有事，故忍了两日，今日特来亲自阅人。一则为晴雯犹可，二则因竟有人指宝玉为由，说他大了，已解人事，都由屋里的丫头们不长进教习坏了。因这事更比晴雯一人较甚，乃从袭人起以至于极小作粗活的小丫头们，个个亲自看了一遍。因问：“谁是和宝玉一日的生日？”……王夫人细看了一看，虽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几分水秀。视其行止，聪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这也是个不怕臊的。他背地里说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这可是你说的？打谅我隔的远，都不知道呢。可知道我身子虽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难道我通共一个宝玉，就白放心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的人叫来，领出去配人。又问，“谁是耶律雄奴？”……“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们，你们又懒待出去，可就该安分守己才是。你就成精鼓捣起来，调唆着宝玉无所不为。”……“唤他干娘来领去，就赏他外头自寻个女婿去吧。把他的东西一概给他。”又吩咐上年凡有姑娘们分的唱戏的女孩子们，一概不许留在园里，都令其各人干娘带出，自行聘嫁。（七十四回）

宝玉对仗势欺人的那些婆子的一番说辞，从侧面揭示出了他对母亲残害女奴的不平和愤怒：“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七十七回）

因为他完全明白这一切人和事背后的指使者就是其母王夫人，他尽管表面上“不敢多言一句，多动一步”（实际上他也确实无能为力）内心却为此“恨不能一死”，并发出质问：“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

如今且说宝玉只当王夫人不过来搜检搜检，无甚大事，谁知竟这样雷嗔电怒的来了。所责之事皆系平日之语，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虽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际，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动一步，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念那书，仔细明儿问你。才已发下恨了。”（七十四回）

直到晴雯惨死，他的满腔悲愤终于勃发，批判矛头直指戕害晴雯的“悍妇”——王夫人及其奴才帮凶，《芙蓉女儿诔》就是一纸战斗檄文。他把对晴雯的这场迫害斥之为“鬼蜮之为灾”，是“狂飙”、“骤雨”的摧残和“蛊虿”的谗害；他把这位“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最低下的家生女奴誉为“鹰鸷”“茝兰”，甚至与遭谗的贾谊和个刚直的鲧相提并论；而将迫害者贬斥为“鸠鸩”、“薋葹”、甚至对其忿恨到了“箝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的程度！

晴雯死后，王夫人通过给贾母解释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出，她对美好女子的扼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对下人的评价标准是看“是否奴性十足”。

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错。只怕他命里没造化，所以得了这个病。俗语又说：‘女大十八变。’况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调歪。老太太还有什么不曾经验过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我便留心。冷眼看去，他色色虽比人强，只是不大沉重。若说沉重知大礼，莫若袭人第一。虽说贤妻美妾，然也要性情和顺举止沉重的更好些。就是袭人模样虽比晴雯略次一等，然放在房里，也算得一二等的了。况且行事大方， 心地老实，这几年来，从未逢着宝玉淘气。凡宝玉十分胡闹的事，他只有死劝的。（七十八回）

而贾宝玉评价人的标准又是什么？他把等级最高、品格最低的“富贵人”比做“泥猪癞狗”、“粪窟泥沟”、“枯株朽木”；他自己只愿做等级不高、品格不低的老杨树，而把“身为下贱”——等级最低，“心比天高”——品格最高的家生丫头比做品性高洁的白海棠。

我和你们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五十一回）

这前后的比喻很有深意，里面不仅透露着他愿意抛弃“富贵”身份而甘愿去做“老杨树”的平等化、平民化思想倾向，更包含了一种新的划分人之高下的标准，即不在于传统地位之尊卑，不在身份之贵贱，而全然在于品格之高下，在于人本身，在于心。

龄官道：“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那雀儿虽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儿在窝里，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得！”（三十六回）

这是女奴们对人身自由多么强烈的渴望！但王夫人对女奴们的态度却是“不肯听其自由”连芳官们要求有虚伪的“佛法平等”和选择佛门的自由都不给。而只有宝玉，明确主张要给女奴们人身自由。

春燕对她妈说，宝玉常说，将来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说，喜的忙问：“这话果真？”春燕道：“谁可扯这谎作什么？”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绝。（六十回）

贾宝玉的“全放出去自便”与王夫人的“不肯听其自由”已经分道扬镳。而除了父子、父母关系以外，贾宝玉与贾环兄弟之间的关系在《红楼梦》中也有所涉及。

3.兄弟关系的冲突

宝玉对兄弟之间的“长幼有序”有着新的看法与见解：贾环不敢则声。宝钗素知他家规矩，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哥，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兄弟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饶这样还有人背后谈论，还禁得辖治他了。”更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你道是何呆意？因他自幼姊妹丛中长大，亲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诸人。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 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有这个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只是父亲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这句话。所以，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并不想自己是丈夫，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是以贾环等都不怕他， 却怕贾母，才让他三分。

而即使贾环做了错事，宝玉对其进行教育，也不是摆出长兄的架势去训斥他， 而只是告知事情的情理而已。

宝玉道：“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你别处顽去。你天天念书，倒念糊涂了。比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弃了这件取那个。难道你守着这个东西哭一会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来取乐顽的，既不能取乐，就往别处去寻乐顽去。哭一会子，难道算取乐顽了不成？倒招自己烦恼，不如快去为是。”（二十回）

而贾环却因不甘地位的低下，不但不敬爱兄长反而对其记恨于心，以怨报德。二人正闹着，原来贾环听的见，素日原恨宝玉，如今又见他和彩霞闹， 心中越发按不下这口毒气。虽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算计，只是不得下手， 今见相离甚近，便要用热油烫瞎他的眼睛。因而故意装作失手，把那一盏油汪汪的蜡灯向宝玉脸上只一推。只听宝玉“嗳哟”了一声，满屋里众人都唬了一跳。（二十五回）

宝玉对贾环的行为不但没有大加斥责，反而对事情的真相加以隐瞒。宝玉道：“有些疼，还不妨事。明儿老太太问，就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凤姐笑道：“便说是自己烫的，也要骂人为什么不小心看着，叫你烫了！横竖有一场气生的，到明儿凭你怎么说去罢。”（二十五回）

恰恰是受害者保护了陷害者，由此可见，贾宝玉并没有封建传统兄弟关系中的“长幼有序、嫡庶之分”的观念，有的只是“平等”二字。

4.两性关系的冲突

“夫妇”观念的产生，乃是人类从自然人进化为社会人的重要标志。有了夫妇关系，才有父子、兄弟、君臣、师友等等诸多社会关系的相继产生，才创造了人类社会的文明。《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婚恋基于天地阴阳之性，为人伦之本，家始于是，国始于是，社会一切制度，莫不始于是。而最初夫妇之道是什么呢？“何谓人义？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即：“夫义、妇听”，也就是说，丈夫守义，妻子听从。或者说，丈夫对妻子要专一和顺，妻子要听从丈夫的意志，维护丈夫的尊严。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礼教对男女关系与婚姻的干预和束缚逐渐强化，妇女必须对丈夫绝对服从和忠贞守节。明清时代，《家塾蒙求》中讲夫妇关系：以智率人者也。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夫之道，在敬身以率妇；妇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妇，聘为妻，奔为妾。妻者，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就决定了在婚姻家庭中，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更多表现为以生儿育女为目的的两性结合。由于宋明理学对人性的摧残，在婚姻家庭中，男子能占有主要地位，但择偶也不见得有多大自由，而女人作为男子的附属物，嫁鸡随鸡、嫁犬随犬、三从四德、守一而终。

《红楼梦》不仅通过宝黛纯真美好感情的毁灭表达了对封建礼教的无比愤恨，还透过贾政和王夫人、贾赦与邢夫人、贾珍与尤氏、贾琏与王熙凤等变异的夫妻关系，更全面的否定了礼教本身。在否定与批判的同时，也推出了新型的以思想观念的趋同为基础的恋爱观和建立在双方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尊重、相互关爱、相互忠实的婚姻观。

5.恋爱观的冲突

在男女双方择偶原则上，《红楼梦》表达了反对“门当户对”、“家族联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强迫与非自愿，主张恋爱自由的进步思想。

贾宝玉与林黛玉，自开始见面到耳鬓厮磨，逐渐产生爱情，完全是自由选择的，而且这种选择并不是开始于初见面。而是渐进的、萌发式的，因此，这种爱情的发生，连贾母、王夫人等人都不知道，更没有什么外力的促成。

贾母流泪道：“我当有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玩话。”又向紫鹃道：

“你这孩子，素日是个伶俐聪敏的，你又知道他有个呆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么？”薛姨妈劝道：“宝玉本来心实，可巧林姑娘又是从小儿来的，他姊妹两个一处长得这么大，比别的姊妹更不同。这会子热剌剌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第五十七回）

且他们爱情的产生也不是因为什么门当户对，家族利益等的驱使，而是强调知心。可谓“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五十七回）

除此之外，尤三姐主动向封建礼教进攻，并更加突出表现了她的新思想的，

是她不仅渴望爱情和婚姻自主，而且，公然理直气壮地提出自主择夫的主张。

“但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向来人家看着咱们娘儿们微息， 不知都安着什么心。我所以破着没脸，人家才不敢欺负。这如今要办正事， 不是我女孩儿家没羞耻，必得我拣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才跟他。要凭你们挑择，虽是有钱有势的，我心里进不去，白过了这一世了！”（六十五回）

爱人要自己挑选，不要父母包办，不要别人越俎代庖，这是对“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彻底背叛，不仅如此，她还提出婚姻要以感情为基础，“必得我拣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否则“虽是有钱有势的，我心里进不去，白过了这一世了”。明确把爱情放在权势、金钱、门第之上。

在男女双方择偶的模式上，《红楼梦》对一见钟情，后花园私定终身的“才子佳人”模式表示了否定，主张建立在相互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日久生情。

这里我们可以将贾雨村的“恋爱”和贾宝玉的“恋爱”进行对比。

第一回中，俗不可耐的贾雨村扮演才子，让甄士隐家的丫鬟娇杏扮演佳人， 便是饱含调侃意味的戏拟。

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 在那里撷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的呆了。那甄家丫鬟撷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 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 心下乃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 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定是此人无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来,不免又回头两次。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尽,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也。（一回）

却说娇杏这丫鬟,便是那年回顾雨村者。因偶然一顾,便弄出这段事来, 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缘。谁想他命运两济,不承望自到雨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载 ,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将他扶侧作正室夫人了。正是：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二回）

而这其中包括了三重调侃：一是贾雨村视娇杏为“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也”，只是自作多情；二是贾雨村人格卑下，却当仁不让的以才子自居；三是“佳人”娇杏，其人生际遇纯属“侥幸”，而随着贾雨村的大起大落，她的命运也可想而知。“才子佳人”模式成为调侃对象。

与贾雨村的“爱情”相反，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很难在文中找到是在哪一天，哪一个情节中，从两小无猜的孩提世界，进入恋爱状态了；而细心留意宝黛爱情过程，会发现，这种爱情是自然地慢慢地从心头滋生的，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爱情已经在心底慢慢滋生了。

只见黛玉先说道：“你又来作什么？横竖如今有人和你顽，比我又会念，又会作，又会写，又会说笑，又怕你生气拉了你去，你又作什么来？死活凭我去罢了！”宝玉听了忙上来悄悄的说道：“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间疏，先不僭后’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两姨姊妹，论亲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的这么大了，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疏你的？” 林黛玉啐道：“我难道为叫你疏他？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为的是你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20回）

宝玉在身后面叹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林黛玉听见这话，由不得站住，回头道：“当初怎么样？今日怎么样？”宝玉叹道： “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顽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干干净净收着等姑娘吃。一桌子吃饭，一床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了。我心里想着：姊妹们从小儿长大， 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了儿，才见得比人好。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 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儿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姊妹。──虽然有两个，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似的独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样。谁知我是白操了这个心，弄的有冤无处诉！”说着不觉滴下眼泪来。

“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来，不觉心动疑猜，便说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林黛玉听他这话，便知他心里动了疑，忙又笑道：“好没意思，白白的说什么誓？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呢！”宝玉道：“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说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宝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林黛玉道：“昨儿宝丫头不替你圆谎，为什么问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么样了。”（二十八回）

这时，宝黛的爱情，都在互相试探阶段，虽然宝玉说出了“我也为的是你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这样的话，但实际上仍在互相探索、了解中，所以黛玉说“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所以下文才有“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的一段描写。

再如二十九回的这段文字：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及如今稍明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争。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内想的是：“别人不知我的心，还有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烦恼，反来以这话奚落堵我。可见我心里一时一刻白有你，你竟心里没我。”心里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那林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

那宝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可见你方和我近，不和我远。”那林黛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见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远你了。”

这段文字，写出了宝、黛两人虽“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因而仍是互相试探摸索，又互怜互爱的复杂心理，这时双方心理各自早已萌发了爱慕对方的爱情，比上回又深化了一大步，故有“你心里自然有我”这一大段双方的内心独白，但是还没有能互相表白，以上这种心理状态，仍是宝黛爱情的前期阶段。

再看三十二回这段文字：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叹者，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既有金玉之论， 亦该你我有之，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 恐致劳怯之症。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

宝玉瞅了半天，方说道“你放心”三个字。林黛玉听了，怔了半天，方说道：“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这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宝玉叹了一口气，问道：“你果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不知从那一句上说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两个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声，两眼不觉滚下泪来，回身便要走。宝玉忙上前拉住，说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说一句话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说道：“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早知道了！”口里说着，却头也不回竟去了。

宝玉出了神，见袭人和他说话，并未看出是何人来，便一把拉住，说道： “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儿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 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

这段文字，比前面推进了一大步，也是宝、黛爱情决定性的一段情节，黛玉因听到宝玉在众人面前夸她不劝他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而引为知己，黛玉感到宝玉说她的话，要她放心，“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这样双方爱情的互感，已经达到十分相知、相爱的程度，特别是宝玉误对袭人说的那段话， 已经到了万劫不磨的地步了。双方各自的心里虽然都明白，然而在形式上仍只能存之心头而不能直接表白，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再如三十六回这段文字：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良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

这段心里独白，又采取了更深入一步的方式，让宝玉在梦里竟直喊出来，他要的是“木石姻缘”而不是“金玉良缘”，在进一步写了宝黛爱情的魂牵梦萦境界，而且这段话直接冲着宝钗说出来的，更具有思想冲突性。

再看看第五十七回的这段文字：宝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鹃笑道：“果真的你不依？只怕是口里的话。你如今也大了，连亲也定下了，过二三年再娶了亲，你眼里还有谁了？”宝玉听了，又惊问：“谁定了亲？定了谁？”紫鹃笑道：“年里我听见老太太说，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么疼他？”宝玉笑道：“人人只说我傻，你比我更傻。不过是句顽话，他已经许给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还是这个形景了？先是我发誓赌咒砸这劳什子，你都没劝过，说我疯的？刚刚的这几日才好了，你又来怄我。”一面说，一面咬牙切齿的，又说道：“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紫鹃笑道：“你知道，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袭人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极好，比他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我如今心里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这里，我若不去，辜负了我们素日的情常；若去，又弃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设出这谎话来问你，谁知你就傻闹起来。”宝玉笑道：“原来是你愁这个，所以你是傻子。从此后再别愁了。我只告诉你一句趸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

这段话是紫鹃说宝玉已定了亲，故意试宝玉的，惹得宝玉咬牙切齿地说恨不得“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话已经说到如此痛切的程度，宝、黛爱情当然已经是金石盟心，万世不渝了！紫鹃的这段话，等于是宝、黛爱情的一个归结，爱情在双方已经没有任何阻隔了，已经充分地心心相印了。

在男女双方择偶标准上，《红楼梦》中首重的不仅仅是外貌，更重要的是思想旨趣的一致和人生道路的一致。

在贾宝玉的周围，并不是只有林黛玉一个少女，他还面对着薛宝钗和史湘云。尤其是薛宝钗，不仅长的“妩媚风流”，还有金锁与他相配，特别宝玉对宝钗，确曾动过艳羡之心。

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宝钗褪了串子来递与他也忘了接。（二十八回）

宝玉确实有一段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究竟最后是如何拿定的呢？第二十三回、三十六回回答了这个问题。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 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袭人道：“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个话来，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讪了一会子去了。我倒过不去，只当他恼了。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真真有涵养，心地宽大。谁知这一个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见你赌气不理他，你得赔多少不是呢。”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二十三回）

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三十六回）

这里回答的清清楚楚，宝玉之所以喜欢黛玉，是因为黛玉理解他，黛玉所持的人生道路与宝玉完全一致，黛玉从来不说“仕途经济”的话。黛玉的《葬花吟》说：“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侬收葬， 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种对现实污浊世界的无奈与厌弃，与宝玉所说的“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是同一思路。当然，还有思想旨趣的一致。

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宝玉听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黛玉道：“什么书？”宝玉见问，慌的藏之不迭，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好多着呢。”宝玉道：“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 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二十三回）

两人同不愿美好纯洁的东西逝去，更不愿掉入污淖中；同喜欢看富有人性美的书籍，而不是束缚人性的八股之文。而在这一点上却与宝钗殊途。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 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四十二回）

所以，宝、黛爱情，是宝、黛思想的结合，人生道路的结合、文化涵养的结合、生活情趣的结合，是他们生死爱情的灵魂。

6.婚姻观的冲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指出，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族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①《红楼梦》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正是这样用婚姻纽带联系起来的，构成了一个封建贵族官僚集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

“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名贾琏，今已二十来往了。亲上作亲，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内侄女，”第四回，“寡母王氏乃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纪，只有薛蟠一子。”（二回）

第四回中的护官符：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表面上看来，是写这四大家族在政治上的互相依靠，而实质上，维系四大家族之间关系的正是以“家族利益”为前提的婚姻。王家的姊妹，一个嫁给贾府的贾政，即王夫人；一个嫁给皇商薛家，即薛姨妈，而王夫人的内侄女王熙凤又嫁给了贾赦的儿子贾琏，成了荣国府的管家少奶奶，至于史家在贾府的就是那高高在上的贾母。

而《红楼梦》中正是透过贾政和王夫人、贾赦和邢夫人、贾珍与尤氏、贾琏和王熙凤等变异了的夫妻关系，更全面地展现了“夫义妇听”这一古训，怎样遭到践踏，从而更为深刻地否定了这一婚姻观本身。

我们通过以下几对婚姻关系来透视《红楼梦》所展现出来的旧式封建婚姻的矛盾与冲突。

（1）贾政与王夫人：貌合神离                 

“男尊女卑、夫主妻从、嫡贵庶贱”即使是王夫人这样的名门小姐也只能唯夫命是从，任贾政纳了赵姨娘和周姨娘这两个小妾，即使赵姨娘如何品行不端， 也不敢对贾政有丝毫的抱怨。

在对待宝玉的教育方式上，虽与其没有明确表示不满，但在三十三回中，当着王夫人的面要勒死儿子，“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将五十岁的人，只有这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发要他死，岂不是有意绝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绳子来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们娘儿们不敢含怨，到底在阴司里得个依靠。’”丝毫不考虑对王夫人感情的伤害。

在对待下人的态度上，王夫人对下人十分严酷，服侍她十余年的金钏仅仅与宝玉开了几句玩笑，就被她打了一顿，撵了出去，结果造成了她的自杀。贾政则坚持认为，“好端端的，谁去跳井？我家从无这样事情，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大约我近年于家务疏懒，自然执事人操克夺之权，致使生出这暴殄轻生的祸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颜面何在！”在他看来，金钏跳井是小事，直接损害了贾府的声誉是大事，王夫人的行为，直接损害了贾府的声誉。

在宝玉的婚姻问题上，宝玉挨打后，王夫人选定袭人给宝玉作妾——“以后凡事有赵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袭人的，只是袭人的这一分都从我的分例上匀出来，不必动官中的就是了。”这件事情凤姐、薛姨妈等人都知道了，唯独瞒着贾政。凤姐道：“既这么样，就开了脸，明放他在屋里岂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了，一则都年轻，二则老爷也不许，三则那宝玉见袭人是个丫头，纵有放纵的事，倒能听他的劝，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袭人该劝的也不敢十分劝了。如今且浑着，等再过二三年再说。”

可见，贾政与王夫人的婚姻生活，给我们展现的是，表面上夫妻和睦，实际上却貌合神离。

（2）贾赦与邢夫人：“夫唱妇随”

第四十六回，贾赦看中了贾母的丫鬟鸳鸯，欲娶之为妾，让邢夫人为媒去和鸳鸯面谈，结果遭到了鸳鸯的拒绝。在这里，邢夫人是作为一个反面形象来塑造的， 她愚蠢、贪婪、固执——凤姐儿知道邢夫人禀性愚犟，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次则婪取财货为自得，家下一应大小事务，俱由贾赦摆布。凡出入银钱事务，一经他手，便克啬异常，以贾赦浪费为名，“须得我就中俭省，方可偿补”，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的。如今又听邢夫人如此的话，便知他又弄左性，劝了不中用，”贾赦胡子都白了，还“左一个小老婆又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其欲纳鸳鸯为妾之事明显不妥。正常情况下，邢夫人应该对丈夫直言劝谏，而她却亲自给丈夫保媒，并对鸳鸯承诺说：“你比不得外头新买的，你这一进去了，进门就开了脸，就封你姨娘， 又体面，又尊贵。你又是个要强的人，俗语说的，‘金子终得金子换’，谁知竟被老爷看重了你。如今这一来，你可遂了素日志大心高的愿了，也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你跟了我们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老爷待你们又好。过一年半载，生下个一男半女，你就和我并肩了。家里的人你要使唤谁，谁还不动？现成主子不做去，错过这个机会， 后悔就迟了。”

邢夫人这段说辞，听起来天花乱坠，仔细想来却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其实， 姨娘在贾府中的地位是很低的，即使生了儿子，其地位也不会有根本的改观，这只要看看赵姨娘在贾府中的地位就可以知晓，探春就可以参与理财治家，而她的母亲赵姨娘却连管教自己儿子的权利都没有。另一方面，邢夫人对贾赦纳鸳鸯为妾好像很热心、很欢迎，这种现象也是反常的。

在四十七回，贾母都表现出不满与不解：“我听见你替你老爷说媒来了。你倒也三从四德，只是这贤慧也太过了！ 你们如今也是孙子儿子满眼了，你还怕他，劝两句都使不得，还由着你老爷性儿闹。”邢夫人满面通红，回道：“我劝过几次不依。老太太还有什么不知道呢，我也是不得已儿。”贾母道：“他逼着你杀人，你也杀去？”

从性爱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处于人类在性爱中与生俱来的排他性，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希望独占配偶或者情人的宠爱，男女在性关系中的嫉妒心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①作为荣国府的长房媳妇，邢夫人对于家庭中的妻妾之争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如果贾赦娶了鸳鸯，无疑对她增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而邢夫人却对贾赦纳妾的行为如此热心，当然是另有隐情。

《红楼梦》中对邢夫人的身份和地位交代的非常模糊，但在有些情节中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分析出来。

第七十三回：邢夫人见他这般，因冷笑道：“总是你那好哥哥好嫂子，一对儿赫赫扬扬，琏二爷凤奶奶，两口子遮天盖日，百事周到，竟通共这一个妹子，全不在意。但凡是我身上吊下来的，又有一话说──只好凭他们罢了。况且你又不是我养的，你虽然不是同他一娘所生，到底是同出一父，也该彼此瞻顾些， 也免别人笑话。”……“倒是我一生无儿无女的，一生干净，也不能惹人笑话议论为高”。

从这段话看来，邢夫人既不是贾琏的亲身母亲，也不是迎春的亲身母亲。贾琏在贾府中地位很高，应该是嫡子，这样，邢夫人很可能是贾赦的续弦夫人，这也从她娘家地位比较卑微可以看出，而且极有可能不能生育，已经可以够得上封建礼教的“休妻原则”。

这才是邢夫人保媒的真正原因，也包含了她“只知承顺予以自保”的委屈和痛苦。而且，在封建社会的婚姻关系里，妻子的“不妒”被作为一种美德，“嫉妒”被称为一种恶行。这也是邢夫人不敢拒绝丈夫无理要求的重要原因。

丈夫娶妾，妻子保媒，对于一个讲究礼法的贵族之家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

（3）贾珍与尤氏：同床异梦

贾珍与尤氏的婚姻，一开始就掺杂了不和谐的音符。贾珍与儿媳妇秦可卿私通，导致了秦可卿的上吊自杀。

贾珍哭的泪人一般，正和贾代儒等说道：“合家大小，远亲近友，谁不知我这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 说着又哭起来。众人忙劝道：“人已辞世，哭也无益，且商议如何料理要紧。”贾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十三回）

大张旗鼓、过度奢华地给秦可卿举办丧事，而贾蓉却毫无悲戚之态，对丧事也毫无热情，都委婉地揭露了贾珍与秦可卿的暧昧关系。

其实，在第七回中，焦大在酒后中骂道：“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焦大骂的“爬灰的”就是贾珍，骂他与秦可卿之间的乱伦关系。

另外，贾珍在父亲的丧葬礼期间，又与尤二姐、尤三姐打的一团火热。后来加上个贾琏，关系就更加复杂了。第六十四回，“却说贾琏素日既闻尤氏姐妹之名，恨无缘得见。近因贾敬停灵在家，每日与二姐、三姐相识已熟，不禁动了垂涎之意。况知与贾珍、贾蓉等素有聚麀之诮，因而乘机百般撩拨，眉目传情。”贾蓉一见到尤二姐，就对她说：“二姨娘，你又来了，我们父亲正想你呢。”（六十三回）贾蓉说“我们父亲”，就透露出了他、贾珍与尤二姐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而贾蓉鼓动贾琏娶尤二姐的目的，却是“却不知贾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两个姨娘有情，只因贾珍在内，不能畅意。如今若是贾琏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贾琏不在时，好去鬼混之意。”（六十四回）

由此可见，贾珍父子实在是一丘之貉，对妻子极为不忠不义。因此，他们的妻子红杏出墙，也就可以理解了。

秦可卿私通公公，已是不用说了（当然，在秦可卿与贾珍的关系中，秦可卿很可能是被动的），而尤氏也对丈夫未必忠实。第 74 回，抄检大观园之后，惜春让尤氏把自己的丫鬟入画带回宁国府，并说：“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况且近日我每每风闻得有人背地里议论什么多少不堪的闲话，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派上了。”……“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为什么教你们带累坏了我！”“尤氏心内原有病，怕说这些话。听说有人议论，已是心中羞恼激射，只是在惜春分上不好发作，忍耐了大半。”这里尤氏“心里原有病” 到底指什么，文中没有明说，但也可见，尤氏生活作风的不检点。

可见，贾珍与尤氏实际上已经是同床异梦，他们的婚姻实际上已经死亡，只不过在表面上还维持着婚姻的形式。而整个宁国府，也正如柳湘莲所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六十六回）

（4）贾琏与凤姐：“馋嘴猫”与“大醋缸”

贾琏是一个典型的西门庆式的花花公子，内有娇妻美妾，外有娈宠，可他还不知足，“成日家偷鸡摸狗，脏的臭的，都拉了你屋里去。（四十四回）他的女儿生了痘疹，他丝毫不关心，“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独寝了两夜，便十分难熬，便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二十一回)，后来在小厮的帮助下，与多姑娘鬼混。为了突出贾琏的好色，《红楼梦》里多次写到了贾琏的婚内婚外的性生活。而《红楼梦》中关于性活动的描写，大多已经诗化和纯化，很少赤裸裸的描写， 但是贾琏和多姑娘的那一段描写，是最露骨的。

还有凤姐过生日的时候，他又与鲍二家的通奸，还咒骂、调侃自己的妻妾。

那妇人笑道：“多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贾琏道：“他死了，再娶一个也是这样，又怎么样呢？”那妇人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儿扶了正，只怕还好些。”贾琏道：“如今连平儿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儿也是一肚子委曲不敢说。我命里怎么就该犯了‘夜叉星’。”（四十四回）

在贾敬丧事期间，他又蒙骗妻子，勾引尤二姐，娶为外室。

那贾琏越看越爱，越瞧越喜，不知怎生奉承这二姐，乃命鲍二等人不许提三说二的，直以奶奶称之，自己也称奶奶，竟将凤姐一笔勾倒。有时回家中，只说在东府有事羁绊，凤姐辈因知他和贾珍相得，自然是或有事商议， 也不疑心。

贾琏又将自己积年所有的梯己，一并搬了与二姐收着，又将凤姐素日之为人行事，枕边衾内尽情告诉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进去。二姐听了，自是愿意。当下十来个人，倒也过起日子来，十分丰足。（六十五回）

此外，她对于父亲的姬妾丫鬟，也“每怀不轨之心”（六十九回）。贾琏就是这样“见一个爱一个”的色中恶鬼，也就是警幻仙姑所批评的“皮肤滥淫之蠢物”。

《红楼梦》对于贾琏形象的塑造，反映了贾府这一贵族大家庭内中青年男性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全面沦落。他们没有了理智的束缚，没有了道德感和责任感， 片面单纯地追求肉体的刺激。为达到这一目的，不顾伦理，不择手段，可谓是罪大恶极。

而凤姐对贾琏，当然也不会忠贞。焦大骂的“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就是指的王熙凤。她与贾蓉的关系暧昧，甚至当着陌生人刘姥姥的面都有所流露。

贾蓉笑道：“那里有这个好呢！只求开恩罢。”凤姐道：“若碰一点儿，你可仔细你的皮！”……贾蓉喜的眉开眼笑，说：“我亲自带了人拿去，别由他们乱碰。”说着便起身出去了。这里凤姐忽又想起一事来，便向窗外叫： “蓉哥回来。”外面几个人接声说：“蓉大爷快回来。”贾蓉忙复身转来，垂手侍立，听何指示。那凤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笑道：“罢了，你且去罢。晚饭后你来再说罢。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贾蓉应了一声，方慢慢的退去。（六回）

在 12 回中与贾瑞的调情和二十一回中贾琏的不满也能看出凤姐与贾蓉的关系。

凤姐笑道：“果然你是个明白人，比贾蓉两个强远了。我看他那样清秀，只当他们心里明白，谁知竟是两个糊涂虫，一点不知人心。”

“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来，把这醋罐打个稀烂，他才认得我呢！他防我象防贼的，只许他同男人说话，不许我和女人说话，我和女人略近些， 他就疑惑，他不论小叔子侄儿，大的小的，说说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以后我也不许他见人！”（二十一回）

而且凤姐对贾琏的淫乱行为，也大为不满，妒火中烧。凤姐听了，气的浑身乱战，又听他俩都赞平儿，便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愤怨语了，那酒越发涌了上来，也并不忖夺，回身把平儿先打了两下， 一脚踢开门进去，也不容分说，抓着鲍二家的撕打一顿。又怕贾琏走出去， 便堵着门站着骂道：“好淫妇！你偷主子汉子，还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儿过来！你们淫妇忘八一条藤儿，多嫌着我，外面儿你哄我！”说着又把平儿打几下，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骂道：“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说着也把鲍二家的撕打起来。贾琏也因吃多了酒， 进来高兴，未曾作的机密，一见凤姐来了，已没了主意，又见平儿也闹起来， 把酒也气上来了。凤姐儿打鲍二家的，他已又气又愧，只不好说的，今见平儿也打，便上来踢骂道：“好娼妇！你也动手打人！”平儿气怯，忙住了手，哭道：“你们背地里说话，为什么拉我呢？”凤姐见平儿怕贾琏，越发气了，又赶上来打着平儿，偏叫打鲍二家的。平儿急了，便跑出来找刀子要寻死。外面众婆子丫头忙拦住解劝。这里凤姐见平儿寻死去，便一头撞在贾琏怀里， 叫道：“你们一条藤儿害我，被我听见了，倒都唬起我来。你也勒死我！”贾琏气的墙上拔出剑来，说道：“不用寻死，我也急了，一齐杀了，我偿了命，大家干净。”（四十四回）

后由贾母出面，才将此事平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丈夫做出那种事情，妻子斥责是有充分理由的，至少贾琏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是在贾母面前，凤姐却不敢以此来指责贾琏，而是编造了“贾琏和鲍二家的媳妇，商议说我利害，要拿毒药给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儿扶了正。”（四十四回）的理由。即便这样，贾母还这样安慰她说：“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都是我的不是，他多吃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四十四回）在贾母看来，男人年轻的时候偷情，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凤姐实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小题大做。凤姐之所以不以通奸之事来指责贾琏，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怕扣上“嫉妒”的恶名。“嫉妒”对于封建妇女来说，属于“七出”之条。凤姐虽然泼辣，也不敢承担这样的罪名。

在“尤二姐”事件中，凤姐施展出全部的阴谋诡计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目的不能说是错误，但手段却是残忍的。她先用花言巧语，将尤二姐骗到贾府， 博得了“贤良”之名；接着又挑拨张华告状，乘机大闹宁国府，搞得宁国府上下人仰马翻，最后借秋桐之手害死了尤二姐。在该事件中，凤姐本身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她和平儿都没有给贾琏生下儿子，所以对贾琏娶尤二姐之事，她没有充分地理由来反对。于是凤姐主动将尤二姐接进贾府，并报告给贾母，博得了贾母和王夫人的称赞，这样将不利地位转化为有利地位。然后再以贾琏娶尤二姐的方式、时机不对来大闹宁国府，所谓“国孝一层罪，家孝一层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停妻再娶一层罪。”（六十八回）

在以上这两次事件中，都突出了凤姐的“嫉妒”，用贾琏小厮兴儿的话来说：“人家是醋罐子，她是醋缸醋瓮。凡丫头们多看二爷一眼，他有本事当着爷打个烂羊头。”（六十五回）然而，凤姐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没有直指问题的核心，没有以这些事情对自己情感的伤害为由来反对之，反映出在封建社会中妇女维护自己权利的艰难。然而，凤姐却将这种嫉妒转嫁在别人身上，用毁灭别人的手段来维系自己的婚姻，却是残忍至极的。

另外，《红楼梦》还用较小的篇幅写了贾迎春与孙绍祖以及薛蟠与夏金桂之间的夫妻关系。本性懦弱、逆来顺受再加上为姨娘所生悲惨命运的迎春，其终身大事无人做主，只听凭其父贾赦将自己当作权钱交易的牺牲品被品性极端恶劣的丈夫孙绍祖凄惨凌辱之死。而为人极尽骄奢、泼辣、飞扬跋扈且嫉妒心极强，可谓真真“河东狮吼”的夏金桂与薛蟠的家族联姻也可谓天翻地覆，最后弄得自毁人亡的悲惨下场。脂评曰：此文一为择婿者说法，一为择妻者说法。择婿者必以得人物轩昂、家道丰厚、荫袭公子为快，择妻者必以得容貌艳丽、妆奁富厚、子女盈门为快， 殊不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试看桂花夏家、指挥孙家，何等可羡可乐。卒至迎春含悲，薛蟠贻恨，可慨也夫！

除此之外，《红楼梦》第五回中的红楼梦曲还暗示了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夫妻关系：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 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终身误》）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须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 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枉凝眉》）

从中就可以看出，宝玉在黛玉死后，已经心如死灰、心无旁骛，对于夫妻感情几经看得很淡，只是表面上的“相敬如宾”。然而，这样一种没有爱情的婚姻， 有的是婚姻的形式和躯壳，没有多少本质和内容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的一种婚姻形式，恰恰是封建社会中最为典范的婚姻模式了。

从以上这几对夫妻关系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中的家庭伦理观：一是丈夫守义，反对妻妾制。因此，对贾赦的好色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对贾珍、贾琏的不顾伦理的滥交怒不可遏；同时对贾政则相对比较宽容，但也并不认同其与王夫人的婚姻状态。二是妻子对丈夫忠实，同时对于在夫妻关系中过分的“嫉妒”心理，也大为不满。三是反对妻子盲目地、绝对地、毫无原则性地听从丈夫的命令。因此，不满于邢夫人的顺从和贾迎春的懦弱。

除此之外，封建主义的婚姻观历来倡导“贞节”观——女性要从一而终。这种“妇德”制造了所谓“贞妇”，所谓罄竹难书的假“崇高”、真悲剧！因此，《红楼梦》中并未对李纨这样一个中规中矩、教子有方的寡妇给予过高的评价，反而， 认为这是徒有虚名，耽误青春年华，不值得提倡。这一点从第 5 回的红楼梦曲中就可知晓：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锈帐鸳衾。只这带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腰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晚韶华》）

而在五十八回中，藕官却大胆而见解独到地宣称：“这又有个大道理。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续，孤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

寥寥几句，便把封建“贞节”观和程朱之理的枷锁打破：守节，反而妨了大节，不是“理”；不孤守，续弦，才是大节，才是“理”。提出了新型的“贞节观”。

二、《红楼梦》礼教与反礼教思想冲突的原因分析

《红楼梦》深刻、全面、生动地展现了一幅正统思想的维护者与离经叛道者之间礼教与反礼教思想逐层深入、愈演愈烈的动态冲突画面。淋漓尽致地控诉了

“礼教吃人”的残酷罪行。而我们不禁深思这种冲突出现在《红楼梦》中的原因所在？与那个时代有什么关系？而同时礼教思想发展到《红楼梦》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而又为何反映在《红楼梦》这部作品当中？不言而喻，这当然与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以及礼教思想自身异化与瓦解有关。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红楼梦》，也只有从《红楼梦》里我们才可以生动并且深刻地反观那个时代的一切。

（一）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果

1.《红楼梦》时代的经济、社会之质变

《红楼梦》里的封建制度，依然是一座显赫、森严、血腥的“大厦”，然而业已“忽喇喇将倾、昏惨惨将尽”。底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摇晃着它的基石，它本身的腐败蚀空了它的内部，而商品、货币、资本的野草，从它的每一条裂缝中滋生，促使它更快的崩溃。

作者曹雪芹当然还不可能真正自觉到他所反映的一切，更不可能完全深入到当时的社会最底层，但在他笔触所能及的范围内，创造的形象体系所客观反映的世态演变，仍是十分全面、深刻的。在《红楼梦》中，更为深刻的变化还在于， 当时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对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关系和农村自然经济的侵蚀瓦解。

贾珍道：“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下八九个庄子，……”乌进孝道：“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只一百多地，竟又太差了。他现管着那府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者几倍，今年爷是这些东西。”贾珍又说：“比不得那府里，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五十三回）

这里的庄地之急速减少，不是因为抄没入官，而是由于贵族们急需银两而私自卖掉的。这正属于顾炎武早已提出的“富家之败，宕子急于售产”的时代！ 甄士隐“将田产折变”，王夫人给刘姥姥一百两银子“置几亩地”，蒋玉函在紫檀堡“置了几亩地”等等，都说明在“红楼梦”时代，用钱买卖的私有土地，则在不断增长着。

另一方面，在18世纪中国，土地的商业经营已有如此的吸引力，以至曹雪芹不得不写下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事实：赫赫“大观园”也可以变成商品，堂堂闺阁千金贾探春，她的那套兴利剔弊的方案，在当时恰恰是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土地经营方式！第五十六回：贾探春道：“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当她发现任何东西都是值钱的，都可以成为赚钱生利的工具——商品时，她就决定把园子里的部分地产也当作商品来处理，使之生利。

他三人道：“这一个老祝妈，代代都是管打扫竹子，如今竟把这所有的竹子教与她。这一个老田妈，本是种庄稼的，稻香村一带，凡有菜蔬稻稗之类，虽是玩意儿，不必认真大治大耕，必须得她去细细按时加些植养，岂不更好？”李纨忙笑道：“蘅芜院里更厉害。如今香料铺并大市大庙卖的各处香料香草儿，都不是这些东西？算起来，比别的利息更大。怡红院别说别的， 单只说春夏两季的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朵儿？还有一带篱笆上的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花、藤花，这几色草花，干了卖到茶叶铺、药铺去，也值好些钱。”（五十六回）

这使主子为地产的价值——“年利”而动，奴才为产品的价值“取利”而动。所以脂评说的好：主子们如此“营心孔方”，实已“书香混于铜臭”矣！这如马克思所说，无论这些贵族小姐“关于道德和政治的目的怎样大吹特吹”“无论他是不是仪表非凡的、充满幻想的狡猾的骗子，而在他内心里和现实中早已属于自由的工业和可爱的商业了”。

宝钗道：“你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连孔子也都看虚了呢！”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姬子书？当日《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被孔孟之道，……’”（五十六回）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土地经营方式，在“红楼梦” 的时代，也已开始胜过传统的、处于末路的封建主义经营方式。

第十三回，秦可卿的阴魂告诫王熙凤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 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 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 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

设想固然周到，但可惜她的欲开之源，仍然是业已走进了死胡同的传统的封建地租剥削！这对于当时业已卷入商品货币漩涡的、渴钱如命的末世封建贵族， 根本没有什么急功近利的诱力和起死回生的意义。荣宁两府“急于售产”的败家子们，已把原有祖业尚且典卖得行将精穷了，哪里还顾得上长线钓鱼、多置田产？ 这预示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注定要逐步取代垂死的传统方式了。

封建主子们的这种日益增长的货币贪欲，大大加剧了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即便在旱涝雹灾俱下的大凶年，也要加倍的进行剥削。

乌进孝忙进前两步道：“回爷说：近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接连着直到八月，竟没有一连晴过五六日。九月一场碗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所以这样。”（五十三回）

除了天灾还有人祸，第一回：甄士隐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而这不过是《仁宗实录》所载“大率因年荒谷贵，饥民掠食，纠集既多，遂敢焚劫村聚，抗拒官兵……”这一时代局面的高度概括和艺术反映。《红楼梦》如此精确地记录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地主、农民、资本萌芽三股社会力量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作用、激烈冲撞的酝酿过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独一无二！

总之，《红楼梦》通过贾府、甄府、甄士隐、林如海、妙玉等四大家庭和仕宦之家的盛衰沉浮，和贾宝玉、甄宝玉、巧姐、贾兰等贵族后辈的时乖运蹇，以及倪二金刚、蒋玉函与袭人、贾芸与小红、茜雪等新生市民的地位抬升，描绘了一副仕宦世家纷纷沉沦、下层市民阶级日益扩大、各阶级、阶层急遽分化，整个封建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画面。《好了歌》及其注释和“红楼梦曲词”，即是对这一时代局面的形象而概炼的浓缩——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一回）

这场动荡的广泛性、深刻性和必然性，作者于开卷第一回凝练为：“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虽然曹雪芹还不能真正理解这场变动的最终根源和历史趋势，而把它归结为“空”和“梦”，但他的结语“人非物换”所包含的清醒内核，跟黄宗羲的“天崩地解”和顾炎武的“势穷当变”的结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述经济状况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时代特点，是曹雪芹《红楼梦》中礼教与反礼教思想冲突的根本原因。

2.《红楼梦》时代的思想、文化之质变

封建社会末期的经济、社会之质变，必然会引起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箕裘颓堕”。明清之际大批敏感的知识分子，纷纷不约而同地惊呼封建“末世”业已降临！明中叶的王阳明形容当时时势：“上下汹汹，如驾漏船于风涛颠沛之中”，

“末世废礼之极！”万历时戏曲家汤显祖云：“捐情末世，托契高云。”明末小说家冯梦龙云：“叹末世人心险薄！”清初毛先舒  云：“末世风气险薄！”康熙时唐甄批判：“末世学者不纯。”康熙时剧作家孔尚任作《桃花扇》：“为末世之一救矣！”……事实上，《红楼梦》的一个重点，恰恰是全面地反映和揭露了当时那个大转折时代，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思想文化的质变。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和资本主义的萌发，新兴市民阶层的崛起，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了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质的变化。明清之际的思想界，形成了一股早期启蒙主义——人文主义性质的强劲思潮。这股思潮，反映了新兴社会力量的愿望和要求，代表着当时时代进步的方向和进取的精神。大批进步思想家，一代代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及其官方哲学：孔孟之道、程朱之理，阐发反对封建正统、“敢倡乱道”的新观点， 提出变革、改良的新主张、新要求。而这些时代的强音，在《红楼梦》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造成了礼教与反礼教思想的激烈冲突！

（1）纲常名教神圣地位受到挑战

首先，圣人、圣经的神圣地位遭到质疑，反对科举与仕途经济思想。

明代后期，被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公然向孔子的神圣权威地位挑战， 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说，千百年来“独无是非者”，因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又说：“夫天生一人，自由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对于历代奉为经典的儒学著作，他也予以鄙薄和否定。他说：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 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之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 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使其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蔽也。

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地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颜元反对“科举”、“八股”，厌恶功名：“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举业”不过是“富贵利达”、“名利引子”、“八股之害、甚于焚火。”

而这些叛逆思想，在《红楼梦》中，作者借贾宝玉之口这样表达：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八十二回）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七十三回）“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三十六回）“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外号儿，叫人家‘禄蠹’；又说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起来的。”（十九回）“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呢。”（三回）“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三回）

其次，君权的至高无上地位也受到批判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其写成的政治学著作《明夷待访录》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被称为“封建衰老时期的人权宣言”。在此书中，黄宗羲痛斥君权专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红楼梦》通过元妃之口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许多亲眷，可惜都不能见面！”……“田舍”之家，齑盐布帛，得遂天伦之乐；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十八回）

君臣关系上，提出“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以及“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黄宗羲认为君臣关系是相互唱和，齐心协力， 即是师友、同事的关系， 而决不是主奴关系。这与宝玉所认为的“不以官俗国体所缚”思想相一致。

唐甄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人者众手，天子实为之大手。”这连明清皇帝都被他痛斥了。他认为，天下之乱，由于人民贫苦；人民贫苦由于官吏不好；官吏不好，又由于君主专制。不仅君主，官家贵族都是越高越少贤人，这是生活使然。人君自尊则无臣民，无臣民则为独夫。君主是人而不是大神。他主张君必爱民如心之爱身，百职百务皆归于养民。

李贽把中国专制政治治国的根本——“德礼政刑”，斥为统治百姓的软硬两手，把统治者中间的“仁者”与“贪暴者”，视为同是“扰民”“害民”的一丘之貉。他说：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也。

“仁者”天下之失所也而优之,而汲汲焉欲贻之以得所之域。于是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絷其四体。而人始大失所矣。

这些话触及到封建法律制度和礼乐教化的本质，触及到封建官僚的本质，十分深刻。这与宝玉认为的“不以王位自居”相似。他又把儒家倡导的“文死谏” 的忠义名节，斥为博取名利的手段，表示鄙视：“夫君犹龙也，下有逆鳞，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谏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谏名，则志士亦愿为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耶？弊害之心不足以胜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顾，况无其害而且大有利乎！”

这与其前文所述 三十六回宝玉关于“文死谏、武死战”之论不谋而合！

（2）朴素的平等思想的产生

唐甄提出“平（等）则万物皆得其所”的平等主张。还主张男女平等：“以言乎所生，男女一也。……王后之尊，同于天子……父母之尊，不降于天子。” 生男育生女，天子与王后，父母与天子，一一平等。这与贾宝玉的“物不平则鸣” 观点相似。

宝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说:‘物不平则鸣。’他失亲少眷的在这里，没人照看；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如何怪得！”（五十八回）

李贽承认，妇女在男权社会的压迫性系统中，客观上是受到限制的，“夫妇人不出阃城，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然而，他又指出，不能因此歧视妇女，说妇女天生就是“短见者”。

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儿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取出声矣。

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才识智勇双全的女子，称赞卓文君善择佳偶，赞扬武则天的政绩等，深情地称赞她们是“真男子”，“男子不如也”。并自叹道：“天下皆男子，夫谁非真男子皆以我为男子也。故言男子而必系之以真也。”这与《红楼梦》开篇所说甚似：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一 回）金紫万千水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十三回）

顾炎武提出“天下无不变之风俗”的变革要求，提倡“以公心待天下之人”，“不得以残害民”这也同于贾宝玉提出的：“天地至公”、强烈反对作践女儿！的观点。

李颙为“小人”辩护：“伊尹耕于莘野,孔明躬耕南阳,此未仕而稼圃者也”可“风高千古”，“学无人而不可”，打破“俦类”（阶级、等级）界限。这与宝玉赞扬香菱学诗为“地杰人灵”，“并无上下贵贱之别”的观点相似。

（3）提出新型理想人格理论

李贽所理想的人格是保持纯真天性的不受社会污染、戕害的品格。所以，他提出“童心说”，强烈赞颂童心，呼唤童心。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 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部复有初矣。”

李贽把从社会上得到的闻见、道理和所受到的教育，都视为导致“童心失” 的因素，人的少年时期，由于涉世未深，思想感情比较单纯、诚实、真挚，没有世俗的奸诈、势力、谄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童年的纯真。这与《红楼梦》中贾宝玉认为的观点是一个意思。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二回）；“女儿未出嫁时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 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了，竟是鱼眼睛了。”（五十九回）“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七十四回）

其实宝玉就是认为，女子之因为清澈纯净，就是因为“童心”未被丧失，而男人与仗势欺人的已嫁妇女却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而丧失了“童心”，以至于 “浊臭不堪”。

但李贽所说的“童心”，为“心之初”，为“最初一念之本心”，是指生来所有的本能、本性。这是不科学的。其所憧憬的“童心”，带有空想的色彩。但他对“人”的关注是真诚的，肯定合理的“欲”、“情”，提倡人格的自主和独立，反对礼教和理学教条对人的禁锢，启发人们从封建正统文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历史贡献是巨大的。

（4）情本思想的产生

明清启蒙思想家开始提出“情本”思想同“理”、“礼”相对抗。“情”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冲动，是“自然人性”最真实的显露。强调“情”，其实与王艮、徐渭、李贽等人强调的“自然人性”，可谓异曲同工。

汤显祖宣称“志也者，情也”，“世总为情”。其戏剧作品《牡丹亭》以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人的“情”如厉风狂涛，“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无论圣贤经传，名门礼教，或人间生关死劫，都将它遏制不住，特别生动有力地说明了天理和礼制的虚妄。

冯梦龙明确提出他编印民歌是“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在其文言小说《情史》中提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火，由情不火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又提出:“人，生死于情者也；情，不生死于人者也。”

这就把“情”提升到了一个哲学的高度，把“情”作为一种独立于生命的、宇宙间的一个基本元素来看待，其对“情”的推崇显然又超过了汤显祖。《红楼梦》中“情”的思想受到了以上二者的启发，尤其在《红楼梦》原稿中存有的“情榜”就明显受到了《情史》分类的启发，而其“情”的思想内涵已大大超出以上二者对于“情”的理解，尤其是在传统佛道的“虚无”，“色空”观念中，引入了 “情”为中介，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二）礼教思想自身变异与瓦解的结果

“礼”在早期指的是祭祀乐舞。到了孔子的时代，经过孔子的引申和阐发， “礼”的观念起了很大的变化。据《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对马棚里地位如此卑微的喂马者都有如此由衷的关怀，体现了早期儒家道德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仁爱，就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也就是说，儒家初期还是非常重视“礼”与“仁”、“义”的关系。《礼记·坊记》载孔子云：“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所谓“因人之情”，就是从人的合乎仁爱之心的感情出发，这是礼的内在精神。所谓“节文”，“节”是节制， 即克制自己过多的欲求而使之合乎规范；“文”是文饰，意指文之以礼乐以达到艺术化。“节制”和“文饰”两方面的辩证统一而适得其“中”，这是制礼的基本原则。“坊”是提防，所以防人之失者，这是礼的功用。儒家最初的“礼”，是以“仁”的思想作为指导，并依据“义”和“中庸”的原则而制定出来的协调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因此“据于仁，立于礼”，是传统道德哲学的基本结构，“克己复礼为仁”则是其理想追求，一方面，“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③；另一方面，怎样才能做到“仁”呢？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说，为“仁”，必须做到“礼”；为“礼”，必须做到“仁”。因此，“仁”是思想核心，成就个人德性，“礼”是制度规范，维护社会秩序。显然，“仁”是“礼”的道德本体，也是“礼”的最根本的范畴。

其实，“仁”和“礼”并非同一范畴，而是内在精神与外在仪式的区别。然而正因为“礼”是根据“仁”的精神制定出来的，所以人的言行能符合“礼”的规范，自然也就合乎“仁”的道德了。然而，当礼与仁发生冲突时，则应该变动礼而服从仁。

这种结构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既维系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个体意志自由提供了某种保护；又成就了个人德性，为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和智慧支援。

然而，虽然儒家早期很重视“仁”和“礼”的关系，却也为以后“礼”功能的片面强化埋下了种子。人类的主体性通过人和自然的关系凸现出来，而个人的主体性则通过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凸现出来。儒家发现了作为类的人的同时也泯灭了独立的个人。“礼”在早期指的是祭祀乐舞。到了孔子的时代，经过孔子的引申和阐发，“礼”的观念起了很大的变化。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指出这种变化主要有三点：“第一，从仪礼的规则到人间的秩序，他们更注重“礼”的意义；第二，从象征的意味中，他们发展出‘ 名’的思想；第三，推寻仪礼的价值本原，进而寻找‘仁’，即遵守秩序、尊重规则的心理与情感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儒家思想中，“人”从来只有类的意义存在而没有独立个体的意义。

“人”也只能是“礼”之中的人，“礼”是“人”存在的保障，规范着伦理秩序，同时也是社会存在的保障，规范着社会秩序。所以，儒家同时承认等级制度，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当权力渗入其中时，“仁”和“礼”必然会发生分离，从而抽空了“礼”的价值内涵，把“礼”衍化为纲常伦纪的训条。在“国”的系统中以君王的绝对权力为基础，在“家”的系统中以宗法势力为其坚实后盾。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泯灭人性的教条事实上正是“礼”的思想的人间化。正如陈独秀所说：“愚以为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何以言之？儒教之精华曰礼。”

明清之际，“君权、父权、夫权”更加绝对化，“纲常礼教”极大强化了人的支配关系、依附关系和等级关系，泯灭人的自主意识和人格的独立性，人逐渐异化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和这些清规戒律的奴隶；礼教中对“礼”的过分权威强化， 使“仁”的合理内核彻底丧失，“仁”和“礼”的结合关系彻底瓦解，德性与规范的严重分离；此时，礼教思想评价人们行为的标准，已经彻底与“善”背离， 完全指向“恶”。礼教思想已经丧失了任何活力，千疮百孔、陷入了日暮穷途的困境。

1.个人主体性的泯灭

道德是调节伦理关系的一种方式，伦理关系的客观存在，为道德提供了一种实体性的关系，首先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双方作为自觉主体相互对待的关系。因此，“人”的存在是道德之所以为道德的前提性条件，“人”的发展也是道德的目标，从本质上讲，道德不是毁灭人的，而是要成就人的。《红楼梦》存在的明清时代，传统礼教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和对个体的挤压后，个体完全成为秩序的奴隶，失去了主动建构合理社会关系的愿望与能力；人被物化为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和实现他人意志的工具。极端的时候，这种道德甚至是对“人”的毁灭，不仅毁灭了精神，也毁灭了肉体，所谓“以礼杀人”实际上就是对这种道德异化的形象描述。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关系变为纯粹客观的、表面的关系，或者说，它作为社会关系的伦理模式，由于无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固守着过去的等级秩序，已经成为外在于人的主观意志的异己性力量，否定了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并造成了人与人的疏离和分裂。它不再是“自由的理念”与“活的善’，而是一种没有内在和谐与生机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人”失落了自身的本质属性并相互远离，而没有“人”的参与和关联的伦理关系实际上是虚幻化的，因而也是分裂的。道德在为这种虚幻化的伦理关系提供思想和规范的支援时，又进一步让自己异化为压迫人、否定人的力量。这在两性伦理关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它使男女两性彻底分离在不同的世界

在礼教社会，当男性把女性视为工具，贬抑为物时，他们自己也失去了人性而成为了物；当封建伦理把女性局限于家庭使之与社会隔绝时，男性便无法在与女性的自由交往中成长。男性与女性在分离的两个世界，难以自由交往。当时社会上能够与男性自由交往的只有妓女，在这种交往中，我们只能看到男性动物性的一面，却看不到他们人性的一面，那些自命风流的男性其实是自觉却不自知地把自己变成了低等动物。当然也有不狎妓的正人君子，他们与女性的关系只能发生在家庭中，这种两性伦理关系是传统社会中女性与男性最现实的关系。但是， 一夫多偶的婚姻，侍妾制的存在，夫妇有别的观念，使男性在婚姻这种实体性的伦理关系之内，只是从肉体方面，从自然属性方面体验着两性关系。尽管婚姻家庭所必须具备的物质性规定(如财产、后代以及礼法制度等)都存在着，尽管男女两性“因定而生情”，可能会相濡以沫白头到老，但是，这种物质性的外壳所形成的对家庭这种实体的统一感只是一种外在性的统一，它无法在自我意识中转变为精神的纽带，即使“因定而生情”，也更多地表现为婚姻关系确立后引申出来的女性对婚姻家庭的依赖，而男性却更多地表现为对这种统一的破坏。黑格尔认为，爱“就是意识到我和别一个人的统一”，一方面是对孤独感的克服，另一方面是“在别一个人身上找到了自己，即获得了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而别一个人反过来对我 同”。以此检视传统社会的两性关系，在女性被当作“物”而存在的时候，男女两性都无法从对方身上获得那种统一感，因此，这种由男女有别衍生出的夫妇之情是伦理性的，却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伦理性的统一”。特别是在《红楼梦》所描写的封建末世，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时，享受两性关系自由的男性就更容易把兴趣集中于女色，甚至会有乱伦之举。道德对男性之于女性支配地位的规定，在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往往就变成了对男性自然本性冲动的默许与纵容，这种纵容腐蚀了婚姻的伦理性和必然性，这样的婚姻关系往往会蜕变为纯粹的性的关系和利益关系。在那个时代，男女两性是分裂的两个世界，他们无法从对方获得关于“我”的自我意识，婚姻对他们而言，只是为了宗族的延续，而与个人爱悦无关。在这种两性关系中，双方都以自然相对，而且仅以自然相对，人的社会性就在与爱情无关的婚姻中遗失了。尽管有一套礼法制度来规范这种两性关系，但当这种制度完全外在于人的心灵世界，压抑人的正当需要时，它带给人的社会性是抽象的。也许，随着夫妇之间共同生活的拓展，亲密的交往使他们产生了爱情，但是，一夫多偶制却把这种爱情变得虚幻而模糊，由于几千年的制度陈陈相袭，已经麻痹、窒息了他们心中的情感，他们既难以了解爱的本质，也丧失了爱的能力。在没有爱的情况下，男人们阅读了一个又一个女人的身体，并把自己变成了动物。

当然，在家庭生活之外，男性还有着更为宽广的伦理生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们建立起男性间的关系，这其实也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男性努力向外拓展，让自己的生命获得社会性的内容，带着这种向外展开的时空感觉，男性在印证自己的力量，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这样，传统社会的男性也被分裂了。在社会上，他们体现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在两性关系中， 他们却解放了自己的动物性。当然，在封建末世的道德异化中，男性在社会上作为“人”的价值往往也只有工具性意义——他们更多的是作为实现等级秩序的工具而存在，作为实现他人意志的工具而存在。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架中， 由于极端强调个人的角色作用，把人视为组成社会大网但又只能服从社会的一个网眼，使男人们纯粹成为角色存在而非主体存在，从而抹杀了生命个体独立存在的意义。

（2）它使男性和女性双双失去了人的本质

人的工具化与动物化在《红楼梦》中的男性世界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贾府的老爷少爷们，大都过着放荡、寄生、腐朽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动物性特征非常明显，它所昭示的是伦理关系的分裂和虚幻化，不仅是男人和女人的分离，也是人的本质的相互远离。然而与此相对的如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恋爱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基于共同的志趣与爱好的性灵审美式的新型恋爱。在这种两性伦理关系中， 宝玉体现了他纯洁而高贵的人性，也体现了人在交往中共享人的本质时的诗意与美丽。然而，在那样一个封建礼教统治下的社会，必定会导致这场恋爱的失败。宝黛恋爱的不幸是当时社会伦理关系自我否定的一个侧影，表明它难以容纳真正属于人的交往，而只能允许物化为宗法秩序的自然人在维护宗法秩序中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人与人实际上是分离的，它排除了共享，排除了爱，排除了真正的彼此尊重，也排除了对道德的遵守等等这些属于人性的东西。在上流社会与底层社会之间，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真正来自于心灵反思后确立的彼此尊重与交流从未长久地出现过，真正被彼此接受的关系模式也已失去，他们彼此隔膜，互不理解，对立与反抗是生活的常态。总之，这是一个分裂的世界。

2.德性与规范的分离

道德行为在本于德性的同时，又受到普遍规范的制约。德性以主体为承担者，并相应地首先涉及到人的存在；相形之下，规范并非定格于主体；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它更多地具有外在并超越主体的特点。然而，尽管德性与规范各自呈现出和主体存在的不同关系，但二者并非彼此悬隔。从道德本身的结构来看，它应该是社会规范体系和个体德性的统一。没有规范，德性难以养成；没有德性，规范难以发挥作用。两者的统一才是道德的合理建构。德性与规范的统一是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追求的目标，道德对德性的成就，是人主体性发扬的重要渠道，成为礼治秩序的活力来源。仁—礼双元道德结构可以使得德性—规范—德行在个体生命的存在样式中达到统一。然而，但了明清时代，对“礼”的过分权威强化，造成了德性与规范的严重分离。视具有近代取向的道德哲学为异端，体现人性道德要求的道德行为被压制。道德日益变成对规范的片面强调，忽略了个体德性的养成。这样儒家的仁学精神慢慢失去了对人们日常道德观的作用和影响力，道德越来越失去它的根基，变得空洞无力，即难以有效调节社会伦理关系，因而社会处处充斥着堕落与无耻，也难以为个体生存提供意义指导，而难以体验人生的幸福。

（1）道德对人规范的虚伪与无力。

德性不仅仅是存在于个体之中的种种美德和共同体尊崇的价值，更是一种内在心灵的秩序和个体能动的精神力量，它使个体自觉能动地在“谨乎其外”的过程中“养乎其内”，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出自主、正确的选择。但是，在《红楼梦》中，尽管四大家族都主张以礼齐家，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却并不知道也无意于知道如何去提升道德品质，整个贾府，主子们都是以享乐为纲，没有反思道德之于人生的意义。这些贾府的老爷少爷们没有创造任何精神与物质成果，他们的人生都飘浮在水面上，没有根基，没有血肉。除了贾政，没有一个人注意过家族的伦理约束，但是他远离生活、脱离实际的正统却对贾府普遍的道德沦丧回天乏力。贾政的正统是异化后的道德的正统，他并没有建立起道德的主动性，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持这个家族的长治久安，并不是出于“主体意志的内部规定”，也不是“主观的自我确信”，就更难以形成“伦理的善”了。他只是每天行礼如仪，却从未对自身道德行为和所行之礼有过深刻的反思，更没有在这种道德遵守中“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所以，一旦处于道德两难的境地，他就难以正确抉择，在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这个事件中，就生动展现了规范远离德性之后，个体在两难境地中的困窘与无能。贾政对宝玉的教育极为严厉就是希望他能够走上封建仕途经济的道路却丝毫扭转不了宝玉反叛的决心，这也说明他那套封建教育理念的彻底失败。于是当矛盾冲突激发的时候贾政就对他采取暴力手段，最后是贾母祭起孝道的大旗，制止了这场毒打。也就是他打也是因为孝，不打也是因为孝。贾政的无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建立起属于他自己的内在德性，因为他所信守的道德是异化为纯粹规范之后的道德，而规范的稳定性，使道德在离开德性所赋予的能动性质时，难以对新的道德现象积极应对。被这种道德塑造的个体，也就失去了对历史必然性的正确把握。宝玉是一个崭新形象，他体现了当时社会生活萌生的近代化倾向和新的道德要求，贾政对此有所觉察，却不能正确行动。贾政的悲哀正是封建末世被异化的道德的悲哀，它已经难以应付和满足社会的要求了，只能盲目顽抗。

儒家认为，人只要通过修身养性，培养德性，就能实现生活的意义，并最终达到与天地自然融合的境界，但是，在《红楼梦》中我们看到传统道德对人的幸福和意义支撑正在削弱，它已经不能为人提供一整套关于宇宙、自然、生命和人生的来源和意义架构了。宝玉的种种言论，特别是死后希望得众女儿之泪、随风化了不再转世为人的言论表明了他内心相当痛苦。他深深体会着人生的荒谬与孤独，感受着宇宙万物的短暂以及社会道德文化的虚伪，所以，他只有逃避，始则逃避于姐姐妹妹的胭脂口红，终则逃遁空门。这种看似虚无主义的态度正是意义世界面临崩溃的一个典型象征。而宝钗仍想用封建道德的那套理论去感化宝玉， 也无济于事，最终以失败告终。然而，《红楼梦》却仍然在“冷”中求“热”，为我们构建了那么美好的“有情世界”。

正是因为当时的道德规范已经失去了个体的内心认同，不能让德性回归于道德，所以，整个贾府“一面是秩序的凝固，一面是秩序的解体，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道德失去了其整合社会的能力。强化规范忽略德性本来是要加大对社会的控制的，但由于德性的远离使得道德主体难以确立，也使得规范在走向凝固之后，不能适应生活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取消了道德的自我调节能力，这种规范也就失去了力量，道德最终只能走向虚伪。《红楼梦》深刻批判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尽管贾府一直以知书识礼自诩，在家庭内部实行着严格的礼法统治，但实际上，由于这种礼教本身的虚伪性，也由于剥削阶级自身的寄生和腐朽，在这个大家庭里，到处充斥着极端的虚伪和不道德。以王熙凤为中心，其一家上下充满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风吃醋的种种情景。以贾珍贾链为中心，在这一家“安富尊荣”的贵族公子的生活中，则处处可见穷奢极欲荒淫无耻，可谓无德无行无才无能之极。贾珍之“扒灰”，兄弟之聚鹿，贾瑞馋凤姐更是人伦已丧。至于那些办事的人，包括主子的奴才们则狐假虎威，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各怀鬼胎，表里不一，表明了这个表面繁华的家族背后的阴冷、悲凉与衰败。

（2）封建道德沦落为规范教条后对德性本身的破坏

由于当时的道德观把女性置于依附地位，并靠着这种依附，换取自身生存的条件，因此，为了能够“暂时做稳了奴隶”，女性们不遗余力努力地塑造自己，为了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身份，“奴性十足”，以享有这种身份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与家庭地位。这是《红楼梦》中主子奶奶们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智慧都用在了整治和迫害人上面，这种状况不仅败坏和浪费了女性的智慧，也败坏和腐蚀了女性的品格，使之难以建立起真正的德性，尽管她们也讲“三从四德”，却并没有成为道德价值的体现者。邢夫人妇德怏怏地为自己的丈夫纳妾而奔走呼号、王夫人抄捡大观园不惜逼死几条人命的故事说明了妇女的卫道行为对她们自身健全人格的反作用——她们遵守了妇德规范，却充当了残害少女的刽子手。

王熙凤的悲剧则从反面说明了传统道德难以给女性建设性的力量，使之获得人生的圆满。她聪明能干，极具治家才能，在夫妻关系中，她不理会妇女不可吃醋的教条，对丈夫到处猎色处处设置障碍，但最终却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果，只能“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从熙凤泼醋中我们不能不看到，封建两性道德观实际上把女性置于一个陷阱中，只能在生存与罪恶之间作出抉择。也就是说，如果她遵守妇礼规范，纵容丈夫的胡作非为，那她将地位不保；如果她不遵守妇礼规范，她就可能被丈夫“合法”地抛弃。不管她是否遵守这种封建道德规范，她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因此，她为了自己的生存，只能选择罪恶—毁灭丈夫身边的女人。所以，熙凤逼死尤二姐，同时拼命聚敛钱财，就是为了给自己的未来一个保障。

3. 德行与善的分离

道德不仅仅是作为工具而存在的，它必须蕴涵着“善”的指向。道德和遵守道德的行为，也就是德行，应该是要符合“善”的评价标准的。然而，德行是维系一定伦理秩序的德行，因此，德行是否符合“善”的标准有赖于它所维系的伦理秩序是否符合“善”的要求。也就是说，一定的伦理秩序所体现的只是具体的、部分的、小范围的善，并不一定含有普遍的、社会的“善”的意义，只有这种伦理秩序所体现的具体的、特殊的“善”与社会普遍必然性的“善”相统一时，个体德行才是“善”的。否则这种德行就是一种“恶”。秩序之“善”与人类之“善” 的统一有赖于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只有体现历史必然性的秩序才是善的。当传统道德顽抗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精神，压抑个性解放要求时，它所维系的秩序就难以体现社会普遍必然性的“善”了，从而，维系这种秩序的德行就会体现为“恶”。德行与善的分离在社会转型期间表现的非常明显和尖锐，这一时期一般都伴随着生产力方式的变化，而生产方式的变化往往是新的道德观念诞生的基础，这时新旧道德观念处于冲突之中，对旧道德的遵守往往会损害新的社会进步要求，从而实际成为恶的制造者。《红楼梦》就充分展示了这一时代道德评价标准的不断冲撞。传统道德为了维护正在失去历史必然性的秩序，日益加强了对人的控制，使当时的道德评价标准“善”、“恶”混淆不分，“假作真时真 假”，“恶”上加“恶”，努力扼杀人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时，道德评价实际上不是以善恶为标准，而以是否有助于维护封建正统秩序为标准。这样，道德就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不再是一种价值理性和实践精神，而仅仅是一种调控手段和工具，甚至变成机会主义者党同伐异的武器，其对社会普遍的“善”的追求就消失了。

（1）此种“德行”对美好生活的拒斥。

按照封建社会的评价标准，《红楼梦》中贾府的老爷少爷们，声色犬马、花天酒地，无恶不作，大多过着放荡、腐朽、寄生的生活，应该是封建社会和封建道德的掘墓人。本应该受到严惩，反而事到临头总有人出面维护。读书有读书的规则：“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比那起寒酸，定要‘雪窗荧火’，一日蟾宫折桂，方得扬眉吐气。咱们的子弟都原该读些书，不过比别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75 回）；做官有“护官符”维护：“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四回）；做人有理由搪塞：“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四回）道德评价标准早已从“善”沦落为“恶”。

即使是遵守封建道德的行为，其生活方式也往往缺乏“善”的蕴涵。《红楼梦》中作为严格恪守封建道德标准的“贾政”，已经没有了任何人性中闪光的地方，完全成了维护封建礼教的躯壳和行尸走肉，生命中已经没有丝毫人性的真实， 浑身上下被封建礼教的教条所包裹，对自己的儿子宝玉心中喜爱，表面却要大力痛斥；就连归省对自己倾诉不幸的女儿也是一味的感谢朝廷却没有丝毫父亲的心疼与怜爱。将德行完完全全转化为一种畸形的“善”——“伪善”。

从女性世界来看，她们大都愿意自觉维护不平等的礼教观念，让“三从四德” 成为自己亘古不变的生活内容，以获得男性世界的庇护。“潜在的奴性”支配其行为对权威的绝对臣服，而不问其正义性和道德性。包括女性在内的奴才们帮助主子们保持不平等的礼教秩序，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王夫人如此，宝钗如此，作为女奴的袭人也如此。然而在《红楼梦》中亮色，是那些鲜活的青春少女， 她们天真烂漫、诗酒风流、敢作敢为，这些都在挑战着传统道德对自由生活的禁锢，也不断拷问着封建道德评价标准。她们随着大观园繁华的衰落而玉损香消， 说明了传统的道德对正在萌芽中的自由平等观念的抵制与反抗。《红楼梦》正是通过这些赋予美好理想的女性形象的陨灭揭示了传统道德对美好生活的破坏与排斥，对腐朽生活方式的维护。而这种排斥和维护表明当时的道德在新的经济因素和思想出现之时，正在失去指导人生的能力，它不是在帮助人们把握自身与世界的正确联系，而是把人固守在已有的秩序中，拒绝其对新生活的向往；它不是要追求“善”，而是要维护“秩序”；它不再是“价值”，而仅仅是一种“工具”，这也说明了它的即将崩塌和毁灭，当适当的时机一出现新的道德将可成为燎原之势，一发不可收拾。

（2）此种“德行”对此种“善”的败坏。

对女性的尊重和体贴是贾宝玉的典型特征，但他并不是对所有的女性都予以真情，对于已经出嫁而自觉维护男权社会礼法秩序的妇女，是非常反感的，在他看来，“女儿未出嫁时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了，竟是鱼眼睛了。”（五十九回）司棋被逐，宝玉请求允许暂留片刻而遭到拒绝时，他恨恨地说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七十七回）宝玉这两段看似荒唐的话，实际上包含了深刻地社会批判思想，表达了他对既存秩序把一个美丽少女变成可恶女人的不满。这种不满并不真是对已婚妇女的不满，而是对女性融入现存秩序的不满。

在传统宗法社会，由于女主内的原则，一些统治阶级的妇女往往执掌家庭日常事物的管理权，这时她们实际上是正统势力的体现者，而那些婆子媳妇们，则是宗法统治机构的基层组织细胞，尽管她们自己也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但处于那一社会结构中，社会已经努力把她们变成了不平等秩序的维护者。因此，宝玉对已婚妇女的憎恨实际上是对于他所处的社会秩序的反抗，在这个秩序里，已婚妇女执行男性统治阶级的意志，压迫别的女子。从当时的道德来看，这种压迫是正当的， 但从未来发展来看，这种正当的德行却是一种恶。

贾宝玉对女性的崇拜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追求，是对理想的人性之美的追求， 对自由平等的期许。这些青春少女实际上是“真”的象征、“善”的象征、“美” 的象征，使其“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因此，他对已婚妇女的厌恶实际上是对传统道德破坏“善”的批判，也是对男尊女卑观念的普遍怀疑。在他看来，青春女性有着与社会相对疏离而产生的纯真与美丽，也有着与男性一样的智慧与才能“裙钗一二可持家”，在现今社会的道德评价标准体系下，她们一定是“善”的，然而在那时的社会，在那样的道德评价体系下，她们只能枯萎而死亡。

三、《红楼梦》礼教与反礼教思想冲突的指归

礼教与反礼教思想在《红楼梦》中的冲突随着“钟鸣鼎食”四大家族的衰败， 繁华美好大观园的崩塌，宝黛爱情的幻灭以及众女子的香消玉损而失败、终止。然而，它的精神将指向哪里？归于何处？是依据“色空”与“虚无”皈依佛道？ 还是另有精神家园？

（一）由空归情

首先我们来看佛道的“色空”与“虚无”观在《红楼梦》礼教与反礼教思想的冲突中到底起何作用？

“虚空观”属于道教观，其核心是认为世界的本体是虚幻变化而不可依持的， 故而尘世之人追求的功名、性爱等等，最终都只能是一场梦而已，一切繁华、荣辱都只能走向消亡。

“色空观”属于佛教观，色空的“色”是佛教“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中的色蕴，“空”即虚幻不实，或空寂明净，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万事万物皆虚妄不实终归于空。即“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的物质现象本来就是虚幻的，色、空也是同样的虚幻。

因此，佛教的“色空观”与道教的“虚无观”，在哲理上是相通的，都具有虚幻这一共同性质。

作为一种符号，《红楼梦》中的一僧一道的组合首先向我们暗示了佛道二教的融合，同时也以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截然划开了佛道信徒的两大类型： 一是经一僧一道点化或间接点化的悟道出世者，除了贾宝玉，尚有甄士隐、柳湘莲、惜春、紫鹃、蕊官、芳官等，这些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一是居于或出自佛门道观的世俗僧侣，诸如只爱烧丹炼汞、最后吞金胀死的贾敬，当年为荣国公替身、擅自吹牛拍马的官方道教代表人张道士，油嘴滑舌、专在江湖上卖药行骗的王道士，惟利是图、作法害人的马道婆，出佛门进衙门、充当帮凶最后落得充军下场的小沙弥，包揽词讼、破坏他人婚姻幸福的静虚，……一概都作了彻底地否定。此外，小说还描写了一系列的宗教俗事活动，比如秦可卿死，停灵期间，“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灵前另有五十众高僧、五十众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十三回）

真可谓此佛彼道，旗鼓相当，好不热闹。对此，小说只作客观而又带几分滑稽的展览，谈不上丝毫的肯定。

小说为何对待以上态度有所不一呢？其中取舍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原因大约有三：一是入俗与出俗的不同。前者虽寄身于佛寺道观，但却周旋于恶浊的豪门权贵之间，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后者却已通过红尘历劫由俗入神。二是形体与精神的不同。前者只停留于形修，只得宗教之皮毛；后者则近于神悟，已到达一种精神境界，已得宗教之精髓。三是法术与哲理的不同。前者以法术为器或以谋生，或以害人；而后者则以宗教哲理为精神来源。由此可见，《红楼梦》的佛道宗教主要是一种宗教哲理，宗教情怀、宗教境界，是形而下向形而上的升华与超越。

因而，《红楼梦》中以贾宝玉为代表的离经叛道者在对抗礼教时是用宗教精神为武器去进行对抗的，从宝玉不肯读八股之文，而只热衷于小说和佛道之典籍， 不愿走仕途经济之路，是因为看到了其中的肮脏、罪恶与虚伪。因此才会用到《好了歌》及其解释中的话语：“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一回）

反对封建礼教对爱情及其众女子的迫害，提出了：“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 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十九回）

在那个时代，历史没有给他们提出更新的思想资源，也没有能够提出批判社会意识的新武器，因而反叛礼教对人的压迫只能利用佛道的精神去进行抵抗。然而，理论武器是消极的，当然结局必然会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此时，苦闷的心情无以依附，只能将彼岸世界的佛道宗教作为精神的慰籍品。然而倘若《红楼梦》只是把悟道当作小说对礼教批判的终极目标的话，这部著作充其量只能成为一部更加精美的“黄粱美梦”，成为一部看破红尘，皈依佛门的宗教启悟书。怎么能成为举世瞩目的经典著作呢？

贾宝玉身上有着深厚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因为，儒家的仁政理想已在他心中消解，也就是他已经意识到了“儒家之天已经不可补”，然而他理想中的社会又极为朦胧。他的悲剧是地主阶级贤明派的进步性已经所剩无几，而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胎动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和反映。因此，他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虽看似与佛道的虚无主义划不清界限，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教人消极厌世，寻求内心的调和与自我麻醉，做到“得失随缘、心无增减”，“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一个属于“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乃执着的求索精神，明确的是非观念，强烈的爱憎情感，真可谓“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苦恼”之极，想解脱于佛门，那也是“一时感忿”。这正是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惯常心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苦痛心情。因此，《红楼梦》中蕴涵的深意并非如此简单。“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文中第一回写到：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这位空空道人，既是“道人”，又冠以佛理“空空”的名号，可见，是个佛道结合的人物。他抄录《石头记》以后，有一个“悟”的过程，而在“见色”、“悟空”之间加上了“由色生情，传情入色”的环节，突出“情”字。他“悟” 了以后，又易名为“情僧”。《石头记》也改名为《情僧录》，“石头”所“记”变成“情僧”所“录”。“情”是指对万事万物之假象（色）所产生的爱憎、贪恋、怨恨等情感。是僧人视为的比之于色更进一步的妄念，出家就应该割断情缘，“情僧”二字岂不是“自毁概念”。“空空道人”改名“情僧”表明作者创作过程中心态的转变。”“‘空空’改名‘情僧’，既表现空观与情观的矛盾并存又表明空观向情观的变化，其具体所指，即曹雪芹在创作过程中，逐渐从经历家族悲剧和个人情感悲剧后的人生虚幻感解脱出来，成就了‘大旨谈情’的《石头记》。”“表明情观最后战胜空观，成为作家的基本创作思想。”

《红楼梦》中以情为核心的色空观，不同于传统佛学的以空喻色，万境皆空。它反映出，传情入色之后，“即色悟空”，“以无情之目观世，一切皆‘空’，而以有情之眼观世，却一切皆‘色’。一一所谓空者，本即是色。万物万色，皆是有情，有情即不空。”也就是说，通过情僧的领悟，破天荒地把空上升到色的高度，即以色统空。万空皆是色，空色一体，其实都是色；不是以空统色，色空一体， 都是空。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有了情的滋润。真情使作者对空有了不同于传统的全新领悟，使大千世界统一于情，而不是空。这样，这个世界就成了情的世界。

所以，《红楼梦》中的“自色悟空”也与佛教的悟空不同。“空”是佛家追求的高妙境界。佛教的色空是彻底觉悟，回到平心静气的佛性天国。而《红楼梦》中的悟空是为了证情，宝玉悟空的过程就是悟情的过程。自情悟空后的空不是回到初始的混沌状态，而是“到底意难平”的怅惘，是真情毁灭后的遗憾。只有悟空后才能真正的悟情并证情，所以，情的幻灭后的“空”，将是亘古未有的幻灭感。情有多深，空就有多深。空并非万境皆空。“这种‘空’或‘无’并非什么都没有，它是历过万境之后的空，是什么都有过了以后的无，确切地说，是一种沧桑感，超越感。

再者，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精神指归，不是根据作者在其中表述的个别理念来判定的，而是由它的艺术形象所显示出来的，读者能够感受到的蕴含来确定的。马克思说：“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

红学家梁归智先生在其著作《〈石头记〉探佚》中说：“《石头记》中，道是情，情即是道，道是玄妙的外衣，情才是真实的内核。《石头记》全用一个情字作“无限菩提法”，与佛道所谓的”的“色空”观念存在本质的区别。“正情”是对儒佛道三教的一个反动和叛逆与超越……贾宝玉以“情不情”论定，他最终“复还本质”回到赤瑕宫作神瑛侍者，他脖颈上的那块通灵玉也归到了青埂（情根） 峰。“石头”所记“大旨谈情”也。也就是说宝玉要重新回到天上的大观园内继续为女儿做守护神，而那块玉也重新回到青埂（情根）峰下，等待一个新的世界的到来，重新开辟一片“情天”。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在其著作《红楼梦新证》中也说：“出家”与“情榜”的关系。情榜在出家以后，因为有一条脂批慨叹宝玉虽然悬崖撒手，到底“跳不出情榜去”。……还是情战胜无情的，因为如若不然，既出了家就要一切放下，全书可以戛然而止，何必有“情榜”出现呢？也就是说，贾宝玉最后虽然出家，却依然没有在佛门找到归宿与解脱。红学家梁归智就通过探佚的方法提出了《红楼梦》的结局应该是，贾宝玉最后从佛门出来以后，与沦落劫难的史湘云重逢，最后结为夫妻，以“情榜证情”结案。这当然是“红学”内的争论，在这里不便多言。

詹丹说：“主人公始终没有放弃以情来把握人生的基本态度，他最后表面上是受一僧一道的点化而皈依了佛门，但六根未净，内心里仍怀着爱，怀着爱被摧残的痛苦。由于他始终未能达到一种纯粹的忘情境界，所以一僧一道的点化事实上未能根本奏效。”

所以，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红楼梦》书写了在经历了礼教与反礼教思想的冲突之后，不是归于佛道的“空无”，而是归于“情”。

（二）情为何物

我们分析了礼教与反礼教思想在《红楼梦》中的冲突最终指向“情”。然而这个“情”指什么呢？又有何内涵和作用呢？

周汝昌指出，“情”指看待事物人生的态度，好比人生观，不是狭义俗文。情，通常是指男女之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实际上，情有广义与狭义之别。本文中所说的情，便用的是广义。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从心，青声。”可见，情乃心之欲。《礼记·礼运》中也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即能”。可见，古人对“情”字的理解也是广义的。所谓“七情六欲”，并非仅仅指男女之情。

魏晋时期，情的含义进一步扩大。伴随着“魏晋风度”的盛行，“对‘情’的执著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此时，广义的“情”的概念已经扩充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待相处的关系——即今之所谓人际关系”。“这种对‘情’的看法，与道家之论‘道’，汉儒之论‘气’，宋儒之论‘理’，佛家之论‘空’，其归类的层次是接近的，都有着一种哲学的、本体论的意义。”

《红楼梦》继承了情的广义概念，展示了以情为核心的色彩斑斓的世界。根据孙逊教授的研究，《红楼梦》的“情”包含了男女之情，但同时又不完全是男女之情，它还包括了家族亲情、世俗人情，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爱之情。

1.《红楼梦》里的“情”，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相悦相爱之情，并在这方面提出了超越性爱之上的“意淫”观念，以及以思想志趣的一致作为爱情基础的新型情爱观。

《红楼梦》通部写了好多“情案”，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反抗礼教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警幻之口，提出了著名的“意淫”说:“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

然而，究竟何谓“意淫”呢？从文中我们可以分析出：首先，驰骋于肉体之上的自然满足。人有情，因此无法不淫，所以说“知情更淫”，而且人本来爱好美色，因此难免不淫，所以说“好色即淫”。“淫”是人性深处的一种本能的需求， 孟子曾说:“好色，人之所欲。”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红楼梦》正视人类的“情欲”，强烈反对了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对人本性的束缚与扼杀。认识到“欲”是一种自然现象，所谓“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 因此，“意淫”并非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是指纯粹生命本能最自然意义上的爱欲。其次，架构于男女两性之间的情感升华。宝玉的“意淫”和贾琏诸人的“皮肤滥淫”在文本中经常对比写照，他们的差别不在于有无肌肤之亲， 而在于与女性相处的心态。宝玉“意淫”的特色就在于天生的“痴情”，能够体贴异性，关怀和怜爱，使他深入大观园诸女子异样多彩的心灵，但是，却也因此陷入了同情女性悲惨命运的无穷苦难之中。鲁迅曾这样描写宝玉对少女们的用情: “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曰甚矣!”

因此，“意淫非意中淫念。意是情的统帅，以意帅情”，《红楼梦》用“意”代替了“肉欲”，这不能等闲视之。肉欲的过度放纵是“皮肤滥淫”，“意”的过分体贴则是“意淫”。两者面对的都是以灵秀女儿为代表的客观世界，但一个是放纵自己的私欲，一个是“体贴”对方，把对方的感受放在首位。两者的境界可谓天壤之别。所以警幻仙姑说：“淫虽一理，意则有别”。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小说还提出了以思想志趣的一致作为爱情基础的新的情爱观，这突出表现在宝黛爱情的价值标准上:宝玉之所以选择黛玉而非宝钗，既不是因为门第(论门第宝钗更高，为金陵四大家族之一，且母兄皆在)，也不是因为貌美(宝钗和黛玉一如娇花，一如纤柳，各尽其美，按照小说所写，宝钗之“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更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性格脾气(论脾气性格，

“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且好使“小性儿”而仅仅是因为黛玉和他的思想志趣一致，从来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同样，黛玉之所以只钟情于宝玉一人，也只因为他是大观园内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在这里，传统的“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以及浅薄而外在的“怜才爱色”的封建旧的爱情模式，已经为新的追求内在思想志趣一致的情爱观所替代。

2.《红楼梦》里的“情”，又逸出了“男女之情”的狭隘理解，包含了以尊重和关爱女性为核心的可贵的平等精神。

妇女，是千百年来被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极大的绳索”捆绑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其中尤其是命运操纵在家长手里的年轻女儿，更尤其是命运操纵在主子手里的女奴。历来古代进步思想家，从来没有把“普天下所有女子的人性和人权”，做一个全社会的命题和主题，加以大声疾呼和形象表现。只有明清之际近代民主主义先驱思想家们，才开始从不分限于贵贱的人性发现中触及“女性的发现和女性平等问题”，而只有《红楼梦》把“当日所有之女子的命运”、“情性”和“人上之人”的理想地位，作为一部巨著的一大主题， “为闺阁昭传”，而其中女性权利捍卫者就是贾宝玉。

宝玉忙劝道：“好姐姐，别伤心，我替他两个赔不是罢。”平儿笑道：“与你什么相干？”宝玉笑道：“我们弟兄姊妹都一样。他们得罪了人，我替他赔个不是也是应该的。”又道：“可惜这新衣裳也沾了，这里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换了下来，拿些烧酒喷了熨一熨。把头也另梳一梳，洗洗脸。”平儿素习只闻人说宝玉专能和女孩儿们接交；宝玉素日因平儿是贾琏的爱妾， 又是凤姐儿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厮近，因不能尽心，也常为恨事。平儿今见他这般，心中也暗暗的敁敠：果然话不虚传，色色想的周到。

宝玉因自来从未在平儿前尽过心，——且平儿又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比不得那起俗蠢拙物──深为恨怨。今日是金钏儿的生日，故一日不乐。不想落后闹出这件事来，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乐也。因歪在床上，心内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

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不觉洒然泪下。（四十四回）

香菱起身低头一瞧，那裙上犹滴滴点点流下绿水来。正恨骂不绝，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也寻了些花草来凑戏，忽见众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个低头弄裙，因问：“怎么散了？”香菱便说：“我有一枝夫妻蕙，他们不知道，反说我诌，因此闹起来，把我的新裙子也脏了。”……宝玉方低头一瞧，便嗳呀了一声，说：“怎么就拖在泥里了？可惜这石榴红绫最不经染。”香菱道：“这是前儿琴姑娘带了来的。姑娘做了一条，我做了一条，今儿才上身。” 宝玉跌脚叹道：“若你们家，一日遭踏这一百件也不值什么。只是头一件既系琴姑娘带来的，你和宝姐姐每人才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脏了，岂不辜负他的心。二则姨妈老人家嘴碎，饶这么样，我还听见常说你们不知过日子， 只会遭踏东西，不知惜福呢。这叫姨妈看见了，又说一个不清。”香菱听了这话，却碰在心坎儿上，反倒喜欢起来了，因笑道：“就是这话了。我虽有几条新裙子，都不和这一样的，若有一样的，赶着换了，也就好了。过后再说。”宝玉道：“你快休动，只站着方好，不然连小衣儿膝裤鞋面都要拖脏。我有个主意：袭人上月做了一条和这个一模一样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换下这个来，如何？”香菱笑着摇头说：“不好。他们倘或听见了倒不好。”宝玉道：“这怕什么。等他们孝满了，他爱什么难道不许你送他别的不成。你若这样，还是你素日为人了！况且不是瞒人的事，只管告诉宝姐姐也可，只不过怕姨妈老人家生气罢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点头笑道：“就是这样罢了，别辜负了你的心。我等着你，千万叫他亲自送来才好。”

宝玉听了，喜欢非常，答应了忙忙的回来，一壁里低头心下暗算：“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与了这个霸王。”因又想起上日平儿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壁胡思乱想，来至房中，拉了袭人，细细告诉了他原故。……（六十二回）

以上二个例子，最典型地告诉我们:《红楼梦》里除了大量的“男女之情”，还有超越“男女之情”狭隘理解的广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关心和同情透射出以呵护和关爱女性、特别是女奴这个最弱势群体为核心的可贵的平等精神。

其实不只是女性，宝玉对同为“情种”的男性，如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等， 他同样引为知己，不以富贵贫贱限人，表现了可贵的平等精神。第三十三回宝玉被打，其直接导火线之一便是所谓“在外流荡优伶”，即与蒋玉菡的关系所致。事后宝玉表示:“即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里说的“这些人”，也是为封建主流社会所歧视的弱势群体。宝玉甘愿为他们死，可见他对“这些人”的尊重和心仪。

3.《红楼梦》里的“情”，还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广泛地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了人类必须体贴和善待自然万物的博大情怀。

集中表现在宝、黛二人身上，通过他俩对包括落花、草木、小鸟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种种怜惜之情，表达了作者“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因而人类也应“用一痴情去体贴”的博大情怀。书中第二十三回：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作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来，撂在那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 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在这里，他们二人都表现了一种体贴和怜惜自然万物的“痴病”。

不仅如此，黛玉还一边葬花，一边吟唱着:“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完全赋予了落花飞鸟和人一样的情感与生命。而她紧接着提出的“而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问题，更把落花当作了唯一的知己，两人就生命问题坦诚交流，互诉衷肠，落花的命运和少女的命运融为了一体。

宝玉对自然万物的痴情更甚，“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

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和月亮，不是长吁短叹， 就是咕咕哦哦的”(第三十五回)。自然万物都可以成为他对话的对象。小说第五十八回，他病后在园中散步，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荫翠， 上面已结了豆子大的许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到‘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正悲叹时，忽有一个雀儿心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

这里，杏花和雀儿不仅都被赋予了情感和生命，而且宝玉与之所进行的对话的深度及其所包含的意蕴，都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在宝玉这样的“呆性”看来， 雀儿和杏花之间也有沟通，人与杏花、雀儿之间更应有沟通；人与人之间往往有芥蒂，有隔阂，而人与自然则完全可以做到亲密无间。

不仅如此，在宝玉这样的“情痴”眼中，“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 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普，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之气，千古不磨之物。……小题目比， 就有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端正楼之相思树，王昭君冢上之草，岂不也有灵验”（七十七回）

这篇袭人所谓的“痴话”，正是宝玉视天下之物皆有情的世界的具体阐释。所以小说末回“情榜”中，宝玉为“情不情”。所谓“情不情”者，脂批即 “凡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视草木有情，视天下万物有情，作为人类，都应“有一痴情去体贴”它们，这正是“情不情”的具体体现，这三种

“情”由浅入深，由小及大，共同构成了《红楼梦》“情”思想的丰富内涵，将

“情”上升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高度，成为《红楼梦》各种冲突的终极指归。

（三）情无所寄

《红楼梦》旨在以情补天，目的就是为了擦亮布满历史烟尘的三教之镜，使之重新散发出人性光辉。所以，作者的情理想是建立一个新型“三教合一”的社会——有情之天下。“有情之天下”有别于传统宗教情怀，与佛教的极乐社会、道教的现世享受、儒家的仁政泽民相比，这一理想社会更高一筹。有情天下触及到了人的精神追求层面，体现了对传统的扬弃、升华，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心理积淀。“如果说《三国》、《水浒》侧重表现的是历史和社会即个人的外部生活，《西游记》、《金瓶梅》表现的是人的理智和嗜欲，《红楼梦》则进入了人类生活更高深隐密的层次——情。”

《红楼梦》正是“从情的角度，对人的现实与可能的世界的一次全面总结。它继承了情文化的优秀传统，将情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充实和拓展了情文化，成为古代情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红楼梦》的泛情、博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的情本思想的继承和革新，它更加注意思考人的生存意义。“这是一种融合道家自由心性和儒墨仁爱情怀，继承中国古代特立独行、愤世抗俗的知识分子传统而又有曹雪芹时代和个性特点的处世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以情补天不是撞破旧天地，重建新天地，而是补，是恢复和重建。但在作者笔下，“以情补天”与传统的革新变法思想也有差别，“不再维护帝王朝廷、家族的传统特权和一私利益，而是把人、人欲、人性、人的‘情性’ 放在第一位……开始追求民主、平等、自由。”

小说中，作者借宝玉形象表达了自己的情理想，同时又借顽石“无材可去补苍天”的慨叹表达了这种“以情补天”理想的艰巨性。“贾宝玉试图以情来建构人与自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开创一个温暖、亲切和谐的情的世界。”⑤然而，最终却落了个“情不情”。脂砚斋的“情不情”思想是对宝玉“以情补天”实践的高度概括。“按警幻情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主人公宝玉以满腔“情”去对待所有的“不情”，可以说是对补天实践的形象注解。这既表明了“以情补天”的艰巨，也反映了“以情补天”的无奈， 同时还为“以情补天”的破灭埋下了伏笔。

“情本”思想的主将李贽、汤显祖、冯梦龙等人往往囿于一家之见，在探寻情的源流、总结情的成就、开拓情的疆域、吸收其它主情派主将的成就方面还做得不够。这样，即使有了情教等振聋发聩的口号，也无力与理学对抗。因为没有深广的思想支撑，使这些思潮先天的缺乏营养、苍白无力，没有形成影响全社会的力量。

情本、情至思想显示了它的局限性。这一点在汤显祖的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在作为批判武器时，它是锐利无比、无坚不摧的。然而面对被摧毁的旧体系时， 情就不知所措了。它无法建立起有效的规范机制来重建社会伦理。只能向传统礼教和价值观妥协和回归。情的结局是最终被纳入传统的礼教功名的人生轨迹，这样才有它生存的土壤。以“反礼”为缘起，却以向“礼”的回归与妥协为终。理想的“夫贵妻荣”的大团圆结局是男女主人公的大幸，却是“情”的可悲迷失与不幸。因为这时的主人公已经不是情的体现者了，成了传统道德的传声筒。情蓬勃发展却自动死于它的栽培者手上，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与悲剧。他找不到新的批判武器时，只能把一切归于梦幻。冯梦龙的“情教”更是在口号上就看出浓厚的回归礼教的趋向与“以情补天”的色彩。“以情补天”的梦是美好的，不动摇传统秩序，添加迷失的人性关怀的情要素，然而它的提倡者也知道这只是个美丽的梦而已。

《红楼梦》中“以情补天”的理想既继承了情本思想，也继承了它的悲剧命运。宝玉只是孩子，他只有在怡红院或大观园这有限的领地实施他的情的乌托邦理想。在大观园里，他与以水为骨肉的众女儿终日厮守，还想把大观园变成情的世界。然而，最终他发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这里不是世外桃源，从空间和时间上看都是这样。大观园处在现实世界的重重包围中，并非是宝玉理想中的净土。它低矮的围墙和脆弱的园门挡不住来自污浊的世俗世界的风风雨雨。“园门一关， 就上场了。”这是上夜值班的婆子们对吃酒赌钱的描述。客观上展示了园内情景的复杂性：这里是一个小社会，园门一关就上场的，不只是宝玉与众女儿的清雅的诗社和复杂的感情纠葛，还有宝玉眼中“比男人更可恨”的婆子们以及吃酒赌钱等行为。然而，宝玉他们离不开婆子们的服侍，正如他们离不开贾府为代表的现实世界。这些都是大观园生存的土壤。这一切注定了它的依赖性，它不能脱离现实世界而独立存在。它因皇妃省亲而建，君权是它的避风伞。

贾宝玉在太虚幻境曾畅饮过“群芳髓”以及“千红一窟”“万艳同杯”，这是大观园女儿悲剧命运的预演。薄命司女儿最终“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群芳碎”的悲剧命运是必然和无奈的。宝玉只不过是这一幕幕悲剧的感受者而已，徒然的悲伤。一次次生离死别让他痛彻心骨。他的“以情补天”改变不了什么，只留下痛苦的回忆。并且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对女儿世界有了新的客观认识， 认识到了她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走入男性世界，被男人改造得变了质，成为“死鱼眼睛”。这时她们甚至往往比男人更可恨。人人讨厌的赵姨娘的昨天说不定正是今天大观园中风流灵巧的晴雯，谁又能保证王夫人不会是宝钗的未来。王夫人对于晴雯等灵秀女儿的冤屈和暴力行为，作为孩子的宝玉甚至都无力辩解。那么， 在飞驰的时间面前，在改变和瓦解女儿世界的神秘力量面前，他就更是无能为力了。所以，女儿世界根本承担不了他的情梦想，她们甚至不了解他。看看书中， 不只是大观园里，贾府、整个当时社会还有谁与他同道？

宝玉实际上处于一种“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他的以情补天梦根本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所以大观园中萌发的情理想只是一株美丽的幼芽，因早产而先天不良，却要过早的承受外部世界的风吹雨打。即使这株幼芽勉强长成，也只能绽放出不结果实的花，最后无奈的凋谢。情的力量如此弱小，靠它疗救世间痼疾是一种奢望。

大观园情世界的毁灭象征着以情补天梦想的彻底破灭。这一理想试图以基于真情的道德理想、艺术感化等来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就注定是一场美丽的梦。并且这场迷梦很容易醒。作者也知道这些，知道梦醒后，他可能连自身在宇宙的位置都不清楚，更不懂个人的出路在何方。然而，他还是要大梦一场，因为做梦本身会让他充实，让他跟怀念的人事轻易的重逢，使他跟有类似理想的人实现超越时空的交流。谁说做梦不是一场有意义的事，尘世间又有几个清醒者，谁的人生不是一场春梦？尽管“沉酣一梦终须醒”，但往往梦想能显示社会发展的趋势，

“以情补天”就是这样一个梦想，以悲剧美启发后人。“贾宝玉追求的是永恒——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个最美的梦。”以情补天也成为作者始终不渝的梦，凝结在不朽的《红楼梦》中。 “《红楼梦》写‘情’体现了这一精神发展过程中遭受挫折后的迷惘与彷徨——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书中屡次出现的‘无可奈何’一语，准确地道出了这一痛苦时代的特征。虽然‘无可奈何’并不表示实际的进步，

但它是孕育新生的必然阶段。曹雪芹和他的贾宝玉未能新生跨进近代思想变革的门，但《红楼梦》沉重的叹息、无尽的哀伤，无疑标志了漫漫长夜即将在最黑暗的一刻开始结束。”

四、结 语

鲁迅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提出：“总之，自从《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说到，“《红楼梦》这部书，不仅是对二千年来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包括它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总批判，而且它还闪耀着新时代的一线曙光，它既是一曲行将没落的封建社会挽歌， 也是一首必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晨曲。”接着又指出，“曹雪芹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的理想不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他的批判是属于自己的时代的，他的理想却属于未来时代的。所以他只给贾宝玉、林黛玉以美好的理想而且让这个理想在他的时代彻底毁灭，这就表明他的理想就属于未来世纪的。”

如果要借西方的“人文主义”来说明和比拟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话，明清时代李贽、戴震、曹雪芹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潮最为适宜，在文化性质和思想内涵上，最为相似。儒家学派和各种“异端”、“杂学”、在“理”与“欲”、“情”与“礼”的关系问题上，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论辩。这是重大人生哲学问题的论辩。孔子讲“克己复礼”，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遵守周文王、武王以来的礼制， 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孟子提出“性善”说，认为来自“天命”的人的本性是善的，受到后天物欲的沾染就不善了。汉代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基础，创立伦理思想“三纲”。通过《白虎通义》把人的关系概括为“三纲六纪”。封建礼教正式形成。而魏晋时期就发生了孔教被奉为国教以后的第一次主体性觉醒。“名教”作为各种道德训条对人们的行为规划出无数禁忌，束缚了人的行为更桎梏了人的心灵。“礼”的价值基础完全被扼杀， 只剩下表面的，刻板的教条。魏晋文人的觉醒就是对这样的名教的反动。从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到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郭象的“名教即自然”，魏晋文人冲破世俗“礼”的樊笼，舒展着真性情与独立品格。这一次主体性觉醒对中国人的思想空间的掘进与扩大有着极大的意义。

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和朱熹，发挥孔孟学说，将“人欲”与“天理”，“情”

与“礼”对立起来，视“情”和“欲”为万恶之源。朱熹强调人欲之恶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总之，要剥夺人的自然要求和利益，灭绝人的快乐和幸福，抹杀人们个体存在的价值，来维护封建礼治秩序和伦常道德。特别是对妇女的束缚和心理压制，尤为残忍严酷，“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在实质上近似于欧洲中世纪宗教的哲学和伦理道德规范。元明清时期，高度发展的专制主义政权，在“尊孔崇儒”的基础上把程朱理学推上官方哲学的地位， 从而写下了一页又一页“以理杀人”的历史。明朝中叶后期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主要矛头就是针对“理”与“礼”。人文主义思想家们， 以空前未有的勇猛姿态，鼓吹人的“自然天性”，反对“理”和“礼”对自然人性的束缚、戕害或扭曲、伪作。

《红楼梦》的出现就反映了这种礼教与反礼教思想的冲突，呼唤了人性自由。一、以反封建正统为前提的贾宝玉走的人生道路，这是一条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人生道路，它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二、贾宝玉、林黛玉共同以忠贞纯洁的爱情和宝贵的生命为代价来追求、争取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这是亘古未有的一种充满着反封建礼教斗争精神的全新观念，这是人类自我完善的最为重大而艰难的一步，但也是伟大的一步。三、贾宝玉的“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这种重女轻男的强烈呼声，这是男女平等的矫枉过正的呼声，这对几千年的男权社会是一次强烈的大地震，但它却是人类发展的前景，是必然要达到的前景。四、是贾宝玉提出来的人际关系的无阶级的、平等的、仁爱的、真诚无私的原则。

《红楼梦》礼教杀人的故事与同时代斥责天理为残杀人工具的李贽、戴震、王夫之等构成双璧。前者以文艺形式、后者以理论形式，同样指出了“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③控诉了“礼教吃人”的血腥事实。而“小说”这种文体在明清时期广为流行，《红楼梦》的问世，在当时出现了“开篇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局面，可见，影响之深。曹雪芹采取这种题材来言志，可谓别有深意，用心良苦。如《红楼梦》开篇所说：“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 不亦宜乎？”（一回）然而不管是文学形式还是理论形式，它同样具有警醒世人的作用，也具有瓦解旧体制而向新体制转化的武器功能。因此，《红楼梦》这部著作关于礼教与反礼教思想冲突的性质应该是具有人文主义色彩。

《红楼梦》的人文主义精神，不同于农本社会小生产者的平等思想，更不同于儒家的“仁政”思想，也不是佛道的“色空”与“虚无”。它对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向近代的移动趋势，作了明锐的捕捉。这种人文主义思想，是近代文明的滥觞。然而，它对封建礼教对“人性”束缚的批判，尚未上升到“理性”的层面， 它虽已开始萌发超阶级、反等级的人性平等、人性自由、人性爱的要求，却尚未上升为“平等、自由、博爱”的口号，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和自觉的社会改革方案；虽已开始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和对君权民主的朦胧向往，然尚未上升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共和的明确要求，所以，它尚处于人文主义的萌芽和不自觉的阶段。

在那个时代，历史不可能给他们提出更新的思想资源，也不可能提出批判社会意识的新的武器，因此，这也注定了《红楼梦》中礼教与反礼教思想冲突的失败。然而，我们不能过分苛责作者，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这种冲突和斗争的历史作用。它毕竟对我们当今道德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以悲剧性的力量对既存制度与道德观念提出深刻而广泛地怀疑，向人们揭示了那一社会及其道德是如何“仁慈”地毁灭着人的智慧、感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本身。它吸收了当时代表着异端的进步思想家的理论成果，准确地反映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萌生的自由、平等要求和个性解放的愿望，也表达了道德要成就人、成就德性、成就善的价值追求。《红楼梦》中所反映出的有些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现在仍然还面临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过度强调规范伦理，也由于我们对“人”本身的忽略，导致了道德形式化和表面化现象，讲道德就是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一定的规范，而遵循规范则是为了维护或实现自己的某种功利目标，这样，人们感受不到道德对自我的实现和德性所蕴涵的幸福，无法找到安放自我灵魂的精神家园。最终只能导致道德教育及其对人的行为调节的无效性。因此，以人为本，培养德性， 对于我们当今的道德建设显得尤为迫切，这也是《红楼梦》所蕴涵的思想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