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下游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割据政权，绝不是偶然。和关中盆地、四川盆地一样，长江中下游能够建立独立政权的首要条件也是天险，但前面两个盆地依赖的是四周的山脉，而江东在地形上的最重要的恃怙是长江天堑。江东的北面一般都是北方的中原政权，如与孙吴同期的魏晋、与南朝对立的北朝和隋、南唐的终结者——北宋、与南宋对峙的金和元、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央清政府。在经济以农业为主的时期，特别是南方大开发的宋朝以前，北方的经济、军事实力更强，人口更多，但江南政权仍能够与北方对峙，首要的军事防御就是据淮河、长江等大江大河而守。毕竟北方统一政权在军事上的优势是旱战经验，而水战还是南方人的所长。所以南方政权只要内部不生乱，在关隘据水而守，是能够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防范北方入侵、保障政权稳定的。江东的西面是长江中上游，主要是巴蜀政权。按理说上游对下游是有作战地形优势的，但长江中上游水流湍急，险滩遍布，三峡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对中下游作战一旦失利，在人工划桨的时代水上无路可退，风险极大。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是荆州必须在江东范围内，长江下游水流平稳，如果上游政权拥有荆州可以顺流而下直取南京；而在陆上有鄂西山地作为双方的屏障，因此在西面江东政权也能够依靠山水之险进行有效防御。同时四川盆地向来封闭富足，缺乏向外拓展的精神，并且土地、人口等综合实力有限，对长江中下游政权一般威胁较小。历史上绝少出现巴蜀政权统一江东的例子，也证实了这一点。江东的南面是岭南一带了。由于南方开发较晚，起初文明程度较低，并且南方山岭密布，因此岭南在军事上对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几乎没有威胁。江东的东面是大海，在航海时代开启之前，在西方崛起之前，东面的外患是很少的。在鸦片战争以前，除了明朝时期的倭寇骚扰，东边是相对安定的。
综上所述，江东政权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而抵御北方入侵在地形上最大的恃怙是江淮。但随着造船技术、水运技术的发展，北方征南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减少，江淮的防御屏障作用会减弱，所以在唐宋以后，江南政权很难保持长时间的独立。另外，在航海时代开启后，外敌的现代战船可以从长江入海口逆流而上，东面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其实，南方开发较晚，南北方明显的气候差异，也是江南防御北方的一个有利因素。南方闷热潮湿，北方人南下往往不适应，导致士兵缺乏战斗力而战事失利，赤壁之战就是一个例子。南宋初期与金军的周旋，也得益于东北人对南方气候的不适应。金人无法长期生存于南方，一定程度上为南宋政权的建立和稳固提供了宝贵的时机。但随着南方的开发和人口的流动，以及医学的进步，气候因素在军事上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小。
现在我们来讲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的确，在那个时候长江天险可以依靠，气候对北方战士也有“杀伤作用”，但孙权政权依然在三国历史上和江南政权割据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江东基业确为孙策所建，但其二十六岁就撒手人寰，“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并且外围虎伺狼环，西面刘表坐拥荆襄，北方有强敌袁绍、曹操，十八岁接班的孙权可以说是处境艰难，特别是荆州对长江下游政权的威胁不言而喻，若荆州不控制在自己手里，孙吴政权在西面毫无战略安全可言。虽然荆州之主由刘表到曹操，再到刘备关羽，但孙权对荆州念念不忘，终于在建安二十四年趁关羽围攻曹仁之际偷袭荆州成功，至此长江中下游才基本完成统一，孙吴政权来自西面的压力大大减小，可以将主要精力面向北方。
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两次伐吴，特别是在建安十三年，曹操先纳降荆州，“是时曹操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但孙权最终在鲁肃、周瑜支持下力排众议，以兵相迎。在曹操之后，曹丕又三次南下，但也无功而返。在西面刘备也有一次大军征吴，最后“仅以身免”。从赤壁之战到孙权离世前后四十四年，面对险恶的外部环境，孙吴政权精明务实，忍辱负重，以积极防御为主，维护了长江中下游相对稳定的局面。当时南方开发程度很低，长江中下游完整的割据，为南方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军事保障，有效促进了南方经济发展的进程。在秦实现中央集权以来，孙吴政权开割据江南的先河，为之后这片灵秀土地在天下纷争时期保持独立稳定开创了先例，可谓意义重大。
随着水运航海技术的发展，江南割据倚仗的大江大河在军事上的作用越来越小，但纵横的水道却在非军事领域展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极大地降低了出行和货运成本，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让江南超越北方成为天下繁荣富庶之地，在今天南方已是是中国经济命脉所在。这就是这片土地的神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实不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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