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铺了九路石板的院坝里，一只刚开了个头的竹编话筒，懒洋洋地躺在那儿。而它的近处，另一只已经完了工的竹编话筒，正鄙夷不屑地望着我，仿佛是冲我有头无尾的懒惰行为来的。再稍远处，是竹子摆弄的各种姿势，如锯短了的竹节儿、破开来弄成了薄厚不匀的竹板儿，以及刀在它们身上摩擦下来的竹屑……这些废料，正耐心地等着主人来清理，然后倒到看不见的地方去。
虽然我那时只有几岁的光景，一方面是受父亲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被好奇心怂恿了，对编话筒这种新鲜事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很少停下脚步的父亲，在屋内屋外都是个大忙人。屋外，他要代表我们全家去队里挣工分，只有挣多多益善的工分，才能养活我们全家八口人。生产队出工不出力可不行，所以他每天晚上回家就像才从战场上拼杀下来的伤兵那样，只想安静地坐在那儿，话都不想与我们多说；屋内，我们五个不谙世事的娃娃、外加一个年迈的婆婆（奶奶），母亲常年疾病缠身，他这个顶梁柱还要操心一家人的生计，再说自留地里的重活儿，也还在那儿等着它呢。
好面子的生产队长，早就安排了每家每户至少要准备一个竹编话筒，说是要像对面那匹山上的人家那样，每天用话筒宣传最高指示。由于没有人能给父亲当个帮手，编话筒的事，我们家肯定是拖了全队的后腿。好在生产队长还没有腾出手来去一家一户检查，否则一旦查到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砍竹子、划成篾条、晾干，到把一个话筒编好，还是耗去了父亲几个晚上的零星时间。我站在旁边看得起劲，每一个环节都不曾漏掉。也并不是我心灵手巧的原因，我把那过程铭记于心，在父亲编第二个话筒的时候，我在观摩学习第一个的基础上，居然也像模像样地编了起来。只是在耐心耗完之后，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但有一点，这不怪我，是我人太小，没多少力气，完全没办法在老竹子的竹节那儿，把篾板均匀地破成条，而这是在编话筒之前要首先完成的步骤。是父亲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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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要不务正业去学编这个话筒，真正的诱因，还是缘于老师黑板上画的那幅画。
全班四十多人围坐在教室里，算得上是个万金油的张老师，不但包干了要教我们语文算术这种主课，还要把唱歌画画这样的副课也一并带上。上主课的时候最多，一星期大概会“漏”那么一两节课的时间，来给我们调换口味。
每次上美术课了，我们没有一个不心花怒放的。
也就是在那节课上，老师把话筒画在了黑板上，要我们照葫芦画瓢的学着画。因此，我对话筒的好奇一发不可收拾了。尤其在他给我们讲起了“时下”最革命的话筒的故事后，让我强烈地产生了自己一定也要有一个话筒的想法。
老师不是常常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吗？那我就自个儿做一个话筒好了。
但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完全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光看是无法体会到啥叫眼高手低的。虽然父亲也在竹节那儿已经帮我规划好了“路线”，我只要照此“走”下去，就应该有收获了。可问题是我刚一动手，快如刀样的篾条，在我细皮嫩肉的手上留下了鲜红的印记。父亲仍只顾忙他手上的活儿，我只好睹气地装着什么也没发生。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终于发了声。爹，我手整着了。
父亲朝我这儿斜了一眼，可能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问题并不那么严重吧，他说，用你自己的尿淋一下就好了。
我举着带血的手站在他旁边，他正在给两个一模一样的编好的话筒糊报纸，我试图帮他往报纸上抹浆糊，想以此换来他帮我编个话筒的机会。由于他在之前就已告诉我说过，家里只需有一个话筒，就算完成了生产队长布置的光荣任务。如能把那多出来的一个给我，就再好不过了。管它是大人用的，或者小孩用的，只要是把我这小小的虚荣心满足了就行。
因为，自从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个“话筒” 后，我们班里就陆续有好几个小朋友带上了小话筒上学，他们那自得其乐的样子真让人羡慕。即便我带的话筒是大人用的，但有一个总比那些还没有的要好吧？！
不料父亲却说，一个是我们自己用的，另一个拿给孙家婶她们。她们一定不能没有话筒，不然又要挨批斗了。
一说要给孙家婶她们家，我无话可说。她们是我们队里有事无事斗得最狠的地主，张表叔就是在燃得最旺的火堆旁，被活活给斗死的。
看来，我自己的小话筒非自己动手不可了。我又一次在心里盘算着。
暗暗地，我下定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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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产队处在山的顶部，与对面那匹山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连接两山的，是山脚下的那条小溪，它是东河的一条小溪流。我去那溪沟里捞过浮萍草，干涸的小溪已经衍变成了无数的、彼此不相连的小水塘，只有在暴雨到来的旺季，它们才彼此混为一体。
但对面那山上有些什么情况，我就无从知道了。
从对面那山上传出的广播的声音，在我们这座山上也听得很清楚。每次只要一广播，我就寻找那声音的方向，都一无所获。
我相信，我们那血气方刚、不愿服输的队长，肯定更是想“挖出”在他看来是挑衅的声音的；我肯定也相信，他还派其他人寻找过、只是都落得像我一样找不着的结果。
私下，我猜想那广播筒里传出的声音，一定是个少年，父亲有次也这样说过，不然它不会显得那么稚嫩；我还猜想，他肯定是带着某种指令来广播的，不然他不会把时间选择在中午煮饭时，而且酷热严寒天天如此，父亲也是这样认为的。
那时，没有钟表，煮饭的时间也没个准。婆婆只要一听对面山上的广播响了，就知道该烧火做饭了，便分秒不差地开始忙碌了。
它传出来的内容，每次都是“最高指示”。而且用的话筒，就是像父亲编的、我在心里期盼的那种、用报纸糊了里和外的筒。
一提起“最高指示”，我印象中，“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要斗私批修”、“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才能目张”……用排笔写的石灰字，在土墙上、大石头上……到处都有，醒目可见。
好多年前的细节，我已经无法记清楚了，整个小学的学习阶段，我是在我们大队、那在今天看来怎么也不像个学校的王家祠堂里完成的。在学校开阔的周围，听到了它清楚的声音，仿佛有种离它最近的感觉。有时在我们关了门的教室里，也能隐约听到。
听到它时，心里就想这下该放学回家吃午饭了。有时在放学的路上，我们还朝对面山上、说不清是什么目的地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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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对我的诱惑，并非只在对面山上，而且还在学校，还在……
我的小话筒，终于在父亲忙里偷闲的帮助下完成了。不过，那也为我日后利用编话筒卖钱提供了契机。
在那个年代，拥有一个话筒与没有一个话筒，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结果，话筒是用来宣传革命道理的，倘若没有它，肯定你思想形态有问题。
也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把编话筒的技术学会了，有时还拿到小伙伴们中间去炫耀。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将来也肯定能靠混碗饭吃。但当我后来把自己精心编出的话筒拿去卖时，才知道这想法有多幼稚，它早就成了个过时的产物了。
今天看来，我们那个想走又红又专道路的生产队队长，他提出的一家一户必须至少要有一个话筒的要求，应该也是出于“忠”与“红” 的考虑吧。他的觉悟之高，当时生产队的那些人们不一定都能接受。大家之所以最后都那样做了，也许就是抱着不想找话说、不想引火烧身的态度吧！
我脑袋里还藏有这方面的记忆，只是那记忆太深刻了，才没有忘记。
等一家一户把话筒做好后，有一天我跟随父亲到了开会的晒场上。冷风侵袭的夜晚里，升腾的柴火映红了人们一张张简单的面庞。
社员同志们围坐在火堆旁，一人一段地用自己手上的话筒，高声宣读学习 “老三篇”。
孙家婶和她的七八岁大的女儿，站在火场外，生产队长要她背诵“为人民服务”，而她一个字也背不了，当时就招来了一顿棍棒与咒骂。
看到人们端端正正站起来、对着话筒发声时，我忍不住想笑，幸亏父亲及时推搡了我，才让那笑没发出声来。
那晚，全队社员同志们热情洋溢的“演练”，反倒让队长开始担心了。要是上级来人检查政治学习情况，肯定是过不了关的，他这个队长可就要倒霉了。
从那以后，我们队里就出现了一道奇观。每当早上出工前，人们都能从话筒里听到宣读“最高指示”的声音。一家一天，采取轮班制。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本来也想在中午那个时段，用我们这边话筒的声音震住山那边话筒的声音，只怪大家不给力，只好把这时间选在了早上对方还没发出声音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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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有一天中午，由于婆婆一直没听到对面山上有广播的声音，她也就一直没有准备煮午饭，当看到父母亲收工回来，她还自我解嘲地说，怪了，今天没广播。
那天下午，父母吃了赶制出来的午饭去出工，发现大家都迟到了。才知道它的影响是广泛的。
不过，就在大家都纳闷之时，生产队长却发了慈悲，不扣大家迟到的工分。他的那股高兴劲儿实在难以言表。
在他心里，那一定是我们这边山上话筒的声音，终于把对面给压住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对面山上的广播从那天起，就一直没再发声了。不知对面的人们习不习惯，反正我们这边的人们开始是很不习惯的。
但当我们这边的话筒，也不再向对面山上的人们传递信息时，我们大家也终于习惯了这种沉默。
不过，我们这边广播不发声的原因，我们谁都清楚，队长那有点左的做法，随着他的下台而停止了。
那对面山上，也是这样的吗？它可是带给我们好处了啊，怎么也停止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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