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缮性》后半部分，结尾告诫人们不要因为外物而放纵自己，也不要因为穷困而媚俗。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等到道德衰落，到燧人氏、伏羲氏治理天下时，只能顺从人民的意愿而不能保持纯粹的境界。道德继续衰落，到了神农氏、黄帝治理天下时，只能使天下安定而不能顺从人民的意愿。此后，到唐尧、虞舜时，开始推行教化，淳朴的民风更加丧失，为了所谓的善而更加偏离了大道，各种行动使德更加背离自然本性，天性被抛弃，人们的智力用于彼此勾心斗角，而无力去安定天下，然后又增加了繁文缛节并不断扩充。质朴的本性被破坏，人民迷惑混乱，再也无法恢复自然天性了。
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
由此看来，世上大道已经丧失，大道已经离开了人世，人世与大道相互分离。求道之人如何立足于世？人世又如何恢复大道？这样的情形，即使圣人不隐居在山林中，他的德行也不会显露的。
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所谓隐，并不是说藏匿自己。古时候的隐士，并非藏匿自己不现身，并非不说出自己的言论，也不是隐藏自己的智慧，只是世道荒谬。当时运大顺大道畅行天下时，就会返回纯粹的境界，当时运不顺而大道受阻时，则固守本性而等待，这就是保全自身的道理。
古之存身者，不以辩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己又何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故曰：正己而已矣。乐全之谓得志。
古时候能保全自己的人，不用巧辩来修饰智慧，不以智力来拖累天下，不以智慧来损伤本性，坦荡地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中力求恢复本性，又何须去做什么呢？大道不会以狭隘的方式运行，大德不会被偏见所识别。所以说，端正自己就可以了。以保全本性为乐就可以称为得志。
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古时候所说的得志的人，并非指显赫的身份，而是说没有什么可以增加他的快乐。如今所说的得志的人，而是指高官厚禄。高官厚禄都是身外之物，非本性固有。外物偶然前来，只是临时的寄托。得到时不可阻挡，失去时也不能中止。因此不要因为身外之物而放纵，也不要因为穷困而媚俗，快乐是相似的，没有忧愁便可以了。如今失去寄托的外物就闷闷不乐，这样看来，即使快乐，也不过是迷失了本性。所以说：由于外物而丧失自我，由于媚俗而丧失本性，这就是本末倒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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