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向旧世界的黑坨
河北乐亭县是我早想去的地方。据说，那里是京东大鼓、唐山皮影的发祥地。还有人说，唱响全国的评剧也在那里肇基。广为流传的杨三姐告状的故事也发生在乐亭。县志载,1706至1876年间,乐亭先后考中进士16名,举人142名,恭生226名.如此文化底蕴深厚和民风果敢倔强的地方必将造就出惊天动地的大人物。果然，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降临了。
大钊的出生地是一个叫大黑坨的村庄。黑坨！黑色的泥团子。纵观大钊的一生，不就是一块砸向旧世界的黑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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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钊的故居是一处三进院落，典型的小康之家。他是遗腹子，其父李任荣在大钊未出生时便辞世了。其母周氏也在大钊一岁多时病逝。大钊是由大祖父抚养大的。他的大祖父李如珍有“从九品”的官衔，知书达理，对孙儿大钊管教甚严。受家庭的熏陶，大钊少有大志。11岁时，李大钊在听老师讲到太平天国洪秀全起义的故事时，便说：“我长大了也要学洪秀全，推翻满清皇帝！”历史上许多有名的人物都在少年时便“口出狂言”。当年项羽在看到秦始皇巡游时就说过：“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在咸阳目睹秦始皇威风凛凛的样子也期望“大丈夫当如此也！”哪个有志男儿不想名垂青史，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只是，项羽和刘邦是用别人的头颅换来了自己的功业，而大钊却是用自己的头颅唤起了民众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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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钊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更加感受到中国的落后和朝庭的腐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文章《青春》，号召青年“冲破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创造民族之命运，挽回民族之青春”。这时期，李大钊同许多倡导新文化、反对旧统治的革命者一样，积极参与创办进步刊物和撰写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的文章。他先是担任《晨钟报》的总编辑，后又应章士钊邀请，创办《甲寅》日刊，任总编辑。同章士钊分手后，他又同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合编《新青年》杂志。听一听这些名字，你就会知道《新青年》是怎样的一份刊物。有了《新青年》，李大钊、陈独秀仍觉不过瘾，又创办了《每周评论》。其时，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的讲课和讲演通告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不断刊出，他的著作《平民主义》、《史学要论》在商务印刷馆出版。他还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院校的教授。他的收入相当可观。据说，当时2块银元就能买一袋20公斤的面粉，而李大钊每月的收入可买150多袋面粉。按现在的物价水平，大体上每月为15000至2万元。本来，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他的教授，舒舒服服地过他的生活。但他却不。他以一副书生的肩膀挑起了传播马列主义的重担。孟子曾说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也说：“小子何敢让焉。”李大钊就是这样一个“不敢让”的“小子”。《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是李大钊发表的关于十月革命的第一篇论文。后来又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著名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钊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就在李大钊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热心传播革命真理的时候，他原先的同志却在悄悄地同他分道扬镳。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反对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不主张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看来，胡适的文章作为一家之言自有他的道理。但胡适的书生气可能有助于他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却无助于整个社会的革命进步。五四前后同李大钊一起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后来有许多人都转而埋首做学问了。如刘半农，后来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敦煌学家。他写成的《敦煌掇琐》是对以前敦煌文献辑录的总结。还有我们熟悉的胡适，胡博士，在文学、考古、禅学、敦煌学等多方面成就裴然，成为一代宗师。他的《荷泽大师神会遗集》成为中国禅宗史研究的划时代著作。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人们也不会忘记。但是，李大钊却坚定地走了另一条路。他深知，中国社会只凭一点一滴地改良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要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进行彻底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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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知道最多的可能是李大钊对传播马列主义的贡献，其实，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上所做的工作也是无人可比拟的。李大钊在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便积极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奔走。共产国际代表荷荷诺夫、维金斯基先后在北大图书馆会见李大钊，就筹建中国共产党一事进行深入交谈。后大钊又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曾就党的名称问题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大钊明确答曰：“就叫共产党！”由此，中国共产党的英名响彻环宇。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北李南陈”就是一个忠实的写照。在党的一大代表中，有一位青年人叫毛泽东。李大钊却未能出席党的一大。论起来，毛泽东还是李大钊的学生。据说，李大钊不大喜欢这位年轻人，曾当面说他书生气太重。也许正是李大钊的点拨，才使毛泽东幡然醒悟，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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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以为李大钊只是一介书生，不懂得暴力革命的重要性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最早提出了党要抓军队的主张。他先后送50多名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其中的刘志丹、程子华、张宗逊等人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2001年4月19日，老将军李运昌到李大钊纪念馆参观时回忆道，李大钊送他到黄埔军校学习时说，革命需要很多军事人才，你到那里要好好用功。李大钊同冯玉祥的友谊堪称秀才与兵团结合作的典范。冯玉祥聘请李大钊为高级顾问，李大钊安排冯玉祥 与鲍罗廷会晤，请苏联政府给冯玉祥以军事上的支援，派冯部军官到苏联学习。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李大钊向冯玉祥提出“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显示了他的军事才华。冯玉祥成功地实现五原誓师后，所率20万军队全部加入国民党。冯部的转变同李大钊的工作有着很大关系。难怪李大钊牺牲后，冯玉祥在国民军总部开追悼会，并电令所属各部举行悼念活动。他说：李同志一死，北京革命工作失了领袖，本军亦受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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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大钊纪念馆里，陈列着两只樟木箱子。这是大钊参加国民党一大时从广州买的。为了国共合作，李大钊五跨长江，三赴上海，两下广州，与孙中山多次会谈。孙夫人宋庆龄曾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与他“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我们总是欢迎他到家里来。在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还兼任三个审查委员会委员，是大会165名代表中担任职务最多的一个。由于李大钊与孙中山的握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首领，也是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负责人。在广州期间，李大钊利用开会之余搜寻珍贵书籍。那对樟木箱子便是为装书而买的。当时，担任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大钊却在中共三大上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的思想。他对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始终保持着警惕。果然，孙中山逝世不久，国共关系便迅速恶化，大批共产党人倒在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枪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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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昌黎境内有座五峰山，李大钊曾数上此山，先是避暑，后是避难。在这里，他不仅写下了有名的散文《五峰游记》、《山中即景》等，《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战斗檄文也成于此。那年我曾专程到五峰山寻访先驱的遗迹。界石岭上，汉白玉雕成的大钊塑像巍然屹立，当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英姿如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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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钊牺牲的也非常壮烈。奉系军阀张作霖对“赤匪头目”李大钊恨、怕交加，竟然下令刽子手用绞刑架绞了他三次，历时28分钟。在20位革命者中，大钊是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此前，他曾写下了《狱中自述》，这是他生命的绝笔。他在自述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表明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而对于党的机密却只字不露。大钊牺牲时只有38岁。这使我想到了一个严肃而有趣的问题，就是壮烈人生中的三十八、九现象。岳飞、文天祥、杨靖宇、张自忠……许多英雄人物都是在这个年龄牺牲的。是偶然还是天意？是哪种神秘的力量让他们的生命之火在最旺盛之时嘎然而灭。是上苍对他们的不公还是对他们的成全？我更倾向于后者。他们的自然生命终止了，但精神的生命却万古长存，永世流芳。这是无数长命百岁的人享受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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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李大钊纪念馆，回头仰望，那象征大钊生命年华的38级台阶凌空高架，似乎仍在走着大钊未走完的革命征程；那表达着大钊丰功伟绩的八根石柱在那里昂然挺立，向人们讲述着大钊不断向旧世界开炮的一生……
喔，大钊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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