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爱国三问

这是我不能说不知道的第34篇文章

南开大学 爱国三问

“把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把小我融入大我，立志作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开大学考察调研时勉励师生

      习总书记的一席话不仅回答了张伯苓校长1935年提出的“爱国三问”，更激励我们要把爱国主义和奋斗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犹记1935年，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问了3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南开大学 爱国三问

      其言谆谆，其意切切，正在于要振奋起师生的爱国斗志。这3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走出流血牺牲、生死考验的语境，走出神州陆沉、存亡绝续的背景，仍然需要我们一代一代这样问下去、答下去，才能为‘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提供最深厚的底气、最有力的支撑。

南开大学 爱国三问 张伯苓

      开学典礼上，学子们最为期待的便是校长的演说。虽然他带有天津乡音的“大白话”，但言浅而意深，极富感染力。在每一次“入学第一课”上，张伯苓讲得最多的就是为国为公，对此念兹在兹，不断以此勉励新老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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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说中，张伯苓主要谈了两个主题，一是“认识环境”，二是“努力干去”。

南开大学 爱国三问

      这里的“环境”指的是时局，这一年的不同之处，正是“环境有了许多的变化”。环境有了什么变化？最大的不同，就是国家的危难日益深重。“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华北随即面临着日寇的蚕食。特别是进入1935年以来，日本通过一系列行动，制造事端，挑起摩擦，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而国民政府一再退让，并与日方达成“何梅协定”，表态对日本“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一时舆论哗然，人心大乱。

      环境的变化，也让南开大学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作为一位深具使命感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感到，“何梅协定签字以来，平津一带随时可有战祸”。他甚至清醒地预见到，“天津如被侵袭，早受日人嫉恨的学校，其遭遇破坏自属必然”。为了将学校继续办下去，张伯苓与校董们反复思量，决定寻求当时国民政府的支持。为此，他不得不将本该在9月11日举行的始业式，推迟了一周，专程赶赴南京，面见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在南京，张伯苓对校友们说，要“为救国而抗日”，不要因为学校有可能被毁，而对抗日心存顾虑。张伯苓呼吁校友们：“同学们固应爱护母校，但尤应爱国。”只要国家在，学校“何患不能恢复”，相反如果没有了国家，即使学校幸存，被敌人利用来愚弄国民，那“办南开学校又有什么意义”？

      时局板荡，令张伯苓忧心忡忡。他感到，必须要通过一次演说，和全校新老同学“稍微谈谈现在的情形”。因此，虽然错过了开学日，但是从南京回来后，张伯苓仍然坚持为同学们做一场始业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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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话中，张伯苓并没有对同学们谈及学校遇到的困难，也没有过多描述外敌的凶恶。他强调的是中国人自己应如何认识这样的环境。他指出，人如果不能应付环境，就要被淘汰，而教育正是帮助人应付环境的。

      张伯苓说：“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有个很不安全的感觉。我们自以为是一个国，而这个国可是没有门，没有墙，这怎么好！”国没有“门”，是指国防的无力，对外不抵抗，门户洞开。“墙”则是指支撑国家的各方面力量。张伯苓说：“以前的环境，四面的墙一齐倒，彼此互相支持住，没有倒下……现在几面墙都塌了，有一面墙要整个地倒下去，自己又没有柱子支着。”联系当时情况可知，“四面的墙一齐倒”，是指军阀纷争的混乱局面。而在其他墙都塌了后，“一面墙要整个地倒下去”，指的是国民党蒋介石一系虽然打败了其他新旧军阀势力，却照样在外敌面前软弱无力，同样也要倒下去。

      最令张伯苓感慨的，是已处于危墙之下，人们还不能团结一致。不仅如此，很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不安全”。张伯苓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希望我们都有这个感觉。”也就是都要有危机意识，快快盖自己的墙，挡住那猛扑而来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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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环境”之后，重要的是“努力干去”。怎样去干？张伯苓提出了三个要点，要公、要诚、要努力。要公是价值观，是方向；要诚、要努力是态度和作风。之所以要“公”，是因为很多人太自私、不能合作。之所以要“诚”要“努力”，则是因为许多人爱耍小聪明、敦厚不足，做事总是浅尝辄止、知难而退。

      特别是讲到自私，张伯苓痛心疾首。他说，自己曾经面对小孩子做过一次讲演。张伯苓问他们：“中国人多不多？”小孩子们说：“多。”又问“中国强不强？”说：“不强。”“为什么不强呢？”小孩子们回答：“不能团结。”张伯苓说，这个道理小孩子都懂得，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却做不到。他让学生们想一想：“我真爱国么？我自己对公家有好处吗？我自己对公家有害处吗？”张伯苓要求学生们每天都要想上三回。

        他说，很多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太狭隘，“总不愿别人好”。“大家在一块谈，谈到别人的坏处，大家精神百倍；说人好处，就不高兴了，好像不愿中国有好人。”张伯苓指出，“这就是亡国的根源。”讲到此处，张伯苓提出本文开篇那三个振聋发聩的问题：

你是中国人吗？是！

你爱中国吗？爱！

你愿意中国好吗？愿意！

      这“爱国三问”无异于当头棒喝，激昂了学生们的爱国之志！张伯苓对学生们说，如果你是中国人、爱中国、愿意中国好，那么就改掉自私狭隘的毛病，从自己做起，“由一人、一班、一校起下功夫，练习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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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树人，风雨载途，大学始终高扬爱国旗帜，“爱国三问”在教育事业中一以贯之，成为始终回响在每一名学子耳畔、振奋精神、激扬力量的永恒拷问，陶铸了一批又一批爱国淑世、心怀大公的英才栋梁。

      在新时代“爱中华，复兴中华”的人生期冀。不同时空的问答，一脉相承的爱国精神，必将在一代代青年学子心中赓续传扬，必将成为最深沉的底蕴、最壮丽的诗篇。

      心怀“大我”，是一种大格局、大抱负，把小我融入大我，是正确打开人生的方式。一滴滴水融入大海，永远都不会干涸。每一个“小我”的奋斗，需要汇入时代的洪流，个人成功的果实，只有结在爱国主义这棵常青树上，才会更有价值。中国的伟大变革，靠的就是一代代无数“小我”的砥砺奋斗、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努力奔跑。

      钱学森、邓稼先、黄大年、于敏，呕心沥血，数十年如一日，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用科学报效祖国，只愿祖国强大；张黎明、孔祥瑞、马继东，扎根一线、扎根人民，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无数榜样用最质朴的爱国敬业情怀，诠释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真谛。

      古人讲，“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大者”就是一种胸怀大局、心有“大我”的家国情怀，“大者”立起来，追梦人方能不迷惘、不畏惧，前行多远都不会迷失方向。树立家国情怀要立足当下，在本职工作中建功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非凡的业绩。国家的富强，城市的进步，体现在千万个“小我”的幸福美满上，靠的也是千万个“小我”的不懈奋斗。正是有一个个追梦人，一个个奋斗者，才让我们的城市更加闪亮。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给了我们巨大的精神鼓舞，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爱国主义的新时代内涵。爱国，从来就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实际的。爱国重在实践，贵在力行，需要用热血挥洒，用奋斗书写。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奋斗激情，才能在时代洪流中书写精彩的人生。当一个又一个“小我”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时，就能汇聚成一个“大我”，这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心有“大我”，志在万里。将爱国情怀深深地扎根人民，化为实干与担当，把“小我”的光和热，奉献给祖国，奉献给家乡，立鸿鹄之志，作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