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人类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特例，科举制度起了最关健的作用。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不少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如我们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
二
然而，能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却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都是落第者。
一个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属，在心理上都千难万难。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若来时近夜来!
这位妻子的诗句实在是够刻薄的，但她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着夜色偷偷回来的心情也十分真实。收到这首诗的丈夫，还会回家吗？因此不少人便是困守长安，下了个死决心，不考出个名堂来绝不回家。
这中间所造成的无数家庭悲剧，可想而知。《唐摭言》载，有一个叫公乘亿的人一直滞留在京城参加一次次科举考试，离家十多年没有回去过。有一次他在京城生了场大病，家乡人传言说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长途来奔丧，正好与他相遇。
他看见有一个穿粗布衣服的妇人骑在驴背上，有点面熟，而妇人也正在看他，但相别时间太长，彼此都认不准了。托路人相问，才知道果然是对方，就在路边抱头痛哭。
这对夫妻靠着一次误传毕竟团聚了。如果没有误传，又一直考不上，这位读书人可能就会在京城中长久待着，直到垂垂老去。钱易《南部新书》就记载过这样一位老人，是一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在京城中等着春试。除夕之夜，全城欢腾，他却不能回家过年。正沮丧着，听说今夜宫中有傩戏表演，就挤在人群里混了进去。
不想，进去后他被乐吏当成了表演者，一把推进表演队伍，跌跌撞撞地在宫内绕圈。绕了千百转，又要他执牛尾演唱，做各种动作。闹腾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动路。让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举考试也耽误了。
看来老人还得在京城呆下去。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否还有老妻在家乡等着，他们分别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这些子女是否在挂念孤身在外的老父亲，除夕夜他在宫中转圈时明明体力不支，为什么不早一点拔身而出？难道他在傩戏的表演中获得了某种有关人生恶作剧的感悟？
三
由于屡试不第给读书人和他们的家人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一旦中举之后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报到处，怪事丛生。
我在《玉泉子》中读到一则记载，曾颇觉惊异，但那则记载的语气却非常平静，像是在谈一宗日常小事。
一位级别很高的地方官设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将军携家人参加。将军的家属人数不少，还带来一位已出嫁的女儿。这女儿嫁给一个叫赵琮的读书人，赵琮多年科举不第，穷困潦倒，将军的女儿抬不起头来。将军全家也觉得她没脸见人，今天既然一起跟来参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挂一块帷幔遮羞。
宴会正在进行，突然一匹快马驰来，报告赵琮科举得中的消息，于是将军起座高喊：“赵郎及第矣！”家人闻之，立即将赵琮妻子棚座前的帷幔撤去，把她搀出来与大家同席而坐，还为她装扮，而席间的她已经容光焕发。
家属尚且如此，中举者本人的反应就更复杂了。
对于多数士子来说，考上进士使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虽然官职未授，已有了一个有恃无恐的资格和身份，可以比较真实地在社会上表现自己了。这中间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撞言》所记的那位王泠然了。
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在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笔给高昌宇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您現在身处富贵，我有两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官职。我至今只有这两件事遗憾，您如果帮我解决了，我将感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处高位。到那时会侧过头来看您一眼，你自然会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色看的。
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素材。是变态心理学还是社会心理学？都可以算，而我更看重它的普遍性。当年的士子们如果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和唐突，但就他们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是独一份。
四
很多人被尊为国学大师，学富五车，基本上都是在称奖他们的记忆功能，而不是创造功能。
公元一五一一年的那次会试，公布的一份优秀考卷中有一个很小的知识性误差。估计当时考官太欣赏文章的立意和文辞了，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结果，落第考生大哗，写出大字报到处张贴，所有的考官都觉得丢尽了脸面，不敢吱声。
又如，清代有一个考生在考试前外出游玩，在路边见到过两棵槐树之间一口井这样一种普通的景象，不知怎么就记住了。临到考试，他恨自己肚子里典故太少，写出文章来容易被人觉得没有学问，便决定杜撰几个出来，灵机一动，写出一句“自两槐夹井以来”，如此等等。
他写得那么从容，阅卷的考官紧张了，心想一定是我没有读到过的典故，为了掩饰，给予佳评。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体猜测到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也不能保证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眼睛算他“用典有据”。这是考生对考官的一次成功逗弄，就像老鼠逗猫一般。
一些大学问家也经常遇到这种麻烦。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优秀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龢以知识广博闻名，低头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闾面”对“檐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龢闹了笑话。但我们在笑翁同龢的时候，还是应该相信他确实看到过“闾面”。沉淀了数千年的文史深潭，几乎能为任何一种肯定和否定都提供可能性，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判断的困惑。
考官和考生在这方面的长久对峙，挑动了中国文人在文史细节上数百年的不正常敏感，常常使中国语文亲切、活泼、灵动的美好风范，变得刺猬般地不可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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