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愿望史”——次要信息引发的哲学思辩

人类的“愿望史”——次要信息引发的哲学思辩

止庵属于那种博学的作家，止庵研究周作人和张爱玲，我是因那套止庵选编的张爱玲全集才了解他。关于这本书，止庵自己也多次说这本书的写作并不是在写史书，不是在书写史料堆砌的玩意。

他前后研究大概七百万字的史料，选择这种“特殊”的写法不是没有能力，只是没有必要。北京土著止庵和神助拳、义和团差了两辈人，当提笔写此书的时候，已经没有做访查和机会和必要，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对史实没有任何贡献，那些定论和结论已经被业已发生的事情已经被记录完了。不是写出一件历史事件的始末，然后做出一种历史观的评价，甚至被称为文化批评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文化批评和历史评价的区别。按止庵本人的话来说，他想写的是有关“人类的愿望史”或“人类信念史”的书籍，希望书写一种与通常历史并行的历史，不再从一个后来人的角度来赋予意义，而是贴过去看当事人的动机。所以这部《神拳考》可以算上这种另类的历史其中的片断。不止历史，当我们手捧艺术史或文学史时，不过是手捧著者给那段历史起好的绰号诨名，不过是微缩景观里的七大奇迹，胡萝卜雕出来的七大奇迹而已。

整体，往往不如局部可以信任。局部，就是一个小小的漂流瓶，装着当事人的一得一见一赞一叹，被他丢到海里。他相信海不只是海，海里有船，船上有人，海那边，也有人。有人会捞起瓶子看看，或心许，或诧异，那一瞬所感知的亲切或陌生，就对得起那个局部了。因为，亲切或陌生，都不是麻木。止庵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件让人没法麻木的事情。

阅读这种很少有人感兴趣的秘辛其实和阅读的本质相去无几，从局部、片段下手，这样我们会接受到很多的次要信息（相比历史观的高度而言）。次要信息的获得在艺术史那里代表着审美的主动，是一种解放，从更广博的历史下手，收获的就是哲学的思辨了。

我们慢慢地贴过去，考差当时的人想干什么，为为什么，而不是为了我们后来的什么，他们干的什么为我们后来的什么做了什么贡献。这在于史学家写史总是放过虚妄的一面，把握实在的一面、但是那种虚妄是在现在的角度来说的，意义也是现在赋予的。所以我们很长时间理解的都是意义上的历史。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忘记历史等于现实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回到一百多年前的现实，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基于这个想法做了什么，而不是这个做法有什么意义。这是一种神奇的“现实”。

义和团的神其实是社会产生的东西，与传统的儒家关系不大，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分析:

中国有四万万人，里边有两万万人是妇女，这两万万人是不读书的，然后，士农工商中后边的三种又占了剩下的两万万人当中的80%-90%，这些人大部分也是不读书的，那么，剩下的另外一部分读书人可能接触过儒家的一些著作，他们的行为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其实大部分中国老百姓的信仰跟儒家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的信仰是很杂的，是自然神教。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陀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看得出来，这是各路神仙，没有递进或排序的关系，他们是并列的。这些神仙的原型在道教、佛教、古典小说、戏曲系统里都有。这整个的起因在于中国很杂乱的信仰系统，是产生义和团的基础。从心理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止庵是在考察当时人们的历史心态和社会心理。这考察出一种受限狭隘的民族心理，直到今天这种心理都没有绝种。义和团是矛盾的集合，他是一个多神的体系，但是又构不成宗教。而且义和团有一种众仙家下凡救人世的感觉。而且神的来源如此杂乱，从人到神没有任何知识、修养教育上的要求。

义和团产生的原因在于当时“焦虑”的社会情况，这种焦虑不只中国传统因为侵略战争受到的巨大冲击打击，因为生产力造成的差别是不可破的，难道列强轰开国门的时候。满朝不是根据以往经验来应战备敌的吗？重要又绝望的一点在于，当洋务派振兴之后，北洋水师对上日本海军的溃不成军导致国民产生了一种焦虑。以往红缨枪打不过坚船利炮，现在用洋人的武器的也打不过洋人。这时候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迫切摆脱人—人大战不能取胜的命运，制造出神—人大战的错觉，甚至是神—鬼大战。义和团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借助法术，进可封敌火炮，退可刀枪不入。

义和团的知识结构很奇怪，他们没有传统的文人，不像不第的黄巢和洪秀全，闹得有点凶，知识分子反而不好意思加入了，至少不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加入。他们的知识结构是由看戏、听书和神侃构成的。戏曲和小说也是他们的知识来源，本来如此，应该有相关政治作品宣传的，但是他们缺乏相应的储备，谣传成了一种类似文化攻势的东西。同时因为没有文人的原因，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基于庞大集体的核心思想。只有简单的民间文化的支撑，包括传统的忠孝礼信义是从这些民间改造的剧本直接得来，缺乏深层的思考。

义和团是整个社会、国家捧起来的。整个社会在拒绝现实。因为无论是听书还是看戏，身临其境都是普遍存在的受众心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直接全国上演一出“闹剧”，社会既根据义和团的逻辑做出判断，又使用义和团的头脑进行想象。广大民众都是想象者和想象的享受者。义和团的想象，也需要民众加以呼应、弥缝、补充和证实。据称法力无边的红灯照，正是上述两方面共同发挥想象的成果。它的产生，经历了从“耳听为虚”到“眼见为实”的过程。这并非完全虚幻，或者说，是一种能够看见的虚幻，其中必须有人自觉地扮演观看者即确认者的角色。

义和团和大清的关系演变，最后变成高层领导者和底层劳动者的合流。这样真正的群众运动，即使为当局所鼓动号召，始终也是难以控制的，无论节奏、规模，还是后果，都是如此。

义和团的出现，本不在朝廷预料之中；它的发展，却与朝廷对义和团和外国两方面的态度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正是朝廷最终把民间自发的义和团变成作为历史事件的义和团运动。而且说到底，义和团运动并不能算完全独立的历史事件，它是当时中国政治大格局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交织着中外之间、满汉之间、帝后之间和维新保守两派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

义和团和神助拳的心态考出来是显然的，天下大旱，导致当农民不如当拳匪。旱灾和基督教的入侵帮助他们建立起来一个新的逻辑，而这种逻辑也帮助了义和团的壮大。焚毁教堂对抗他们成为一种祈雨的功利性的手段，连年战争的失败带来的割地狂潮更加剧的排外心态。义和团应劫而生，建立了一个新的以神为核心的逻辑系统里。由一切排外行动构成了他的里表。毛子、洋货不能幸免，这是一种敌视的文化攻势。当洋人和洋货被划到一个系统，抽象成了一种文化，而义和团就以一种文化的反对者的身份出现。在这场战争中，两方面都被高度抽象化了。洋可能是具体的，但是它是以一代百的，它只需一个洋字便代表那个文化的全部内涵，而当洋货在社会上已经无法替代时，只好动用语言，再将无法改动的物象纳入语言的避讳系统。先从语言意义上的成功发展到大家相信的事实上的成功，但是其中的语言忌讳又不一定是出乎实用目的。忌讳系统里面最鲜明的一点就是局部可以代表整体。忌讳系统成为义和团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组织的最有力的手段，但是因为缺乏核心思想的引导，在演进过程中，往往失去了最初的针对性，而变成纯粹的忌讳行为。文化层次的不同并不意味文化本质的不同。王公大臣，各级官员，民间读书人，市民，农民，彼此社会阶层、文化层次和知识结构有别，但是具有同一文化本质。在这一点上，一个读书人等于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一言以蔽之，社会上大多数人都确信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神奇的力量；而以此为核心，诸如义和团的忌讳系统、仪式系统、想象系统，等等，都可以被容纳在这一文化系统的不同层面。所以大家众口一词地表现出对义和团观念的绝对认同。义和团观念的受众除了义和团之外，还有几乎整个社会。这原本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观念。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像义和团那样在现实与神奇之间建立联系。

真正文化本质暴露于真正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强行验证的过程。这一文化的本质不是现实，而是虚妄。它永远都在想象之中建构自己的系统。在“神—鬼之战”这一模式中，并未设想冲突的对方真正有所冲突；文化冲突的前提是不存在文化冲突。

义和团的矛盾还出在他的解释系统和忌讳系统上。义和团的那一套和语言的本质是一样的。记载拳民的构成大部分是未成年，换句话说，大多数的拳民并没有判断能力。当然这也被容纳到那个巨细无遗的解释系统里面面去了——它是一场人神之战，靠的是法力并不是人力。

在义和团正式发展壮大的直隶，义和团攻击的对象多为力量相对薄弱的分散在乡村的教民，铁路上的中外员工，前来镇压的小股清军。义和团从最初的反清灭洋到后来的扶清灭洋，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作朝廷的志愿者，“非是邪，非白莲”，甚至在无法做些实质性工作表明心迹，所以他们在北京城屠了两次白莲教民。而后朝廷对义和团的支持和基层统治的瘫痪，使得义和团实际上建立起另一种权威。

义和团的信仰是要诉诸行为的，可是义和团作为信仰和作为现实存在，可以说是两回事；可是义和团从始至终都把它们当成一回事。其中的暴行，大量屠杀“教民”，关于并非底层民众所特有的施虐狂心理，被非人化后的战争和自相屠杀。似乎都肆意而为，但是他们确认自己是在执行旨意。

义和团是具有强烈仪式感的运动。集体仪式永远对底层民众有特殊的吸引力。对他们来说，这种参与提供了一个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绝好机会，而在以往和此后的平庸生活中，很难得到类似机会。人们参与仪式，充分显示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传统姿态。仪式的魅力是在两个方面：它把个人引入集体，从而彼此互相成为依靠，互相给予力量；同时，它又使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是最重要的，因此而大为振奋。当然这里有一种盲按照这一思维方式，结论是永远先于思维的。所以愈“推求其理”，愈“考其行事”，就向着反实证和反理性的方向愈走愈远。他们自恃所论无不出诸“经验”，或得自“现实”，然而那既不是经验，也不是现实。

义和团中并没有专司想象者的人，因此每个团员都在贡献着自己的想想成果，汇入义和团的想象体系之中，也针对现实变化有所调整从而保证，想象总是能够与现实混同一体，不因现实变化而降低其可信程度。另一方面，想象也是对现实变化时时作出的最有利于义和团的解释。但是这种集体想象力的发挥需要一个特别的媒介。当年的文献最常见的就是“据云、哄传，谣传”之类的字眼。谣言往往是恐吓和控制社会的有力手段。“哄传”是民众参与义和团运动的最佳方式，也是社会义和团化的充分体现。传闻中的“义和团”也许只是个符号而已，传闻者自己才是幻想的真正主体，个人的夙愿因此得以实现。而且这里另有一种特别意义。

这是一个人心浮躁的年代。什么都可以信以为真，对事实却往往视而不见。各种传闻如此之多，如此之快，又是如此变幻莫测。传闻止于传闻，传闻引发传闻。人们因此受到鼓舞，也因此造成恐慌。大家都成了惊弓之鸟，常常被别人和自己给吓坏了。

这是在设身处地考察那些小人物的动机，这是在考虑那些历史中的次要人物。我们谈及的这种奇特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讲是虚妄的；这意味着只要按照这种方式去思维，就不能摆脱虚妄的结论，思维者浮躁、狂热，抑或冷静、缜密，结果都是一样的。

北京城被攻破了之后，众人醒了，就把义和团那一套丢到一旁了。但是扔掉的是形式，背后拒绝实证、违背逻辑的处事和思维方式并没有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