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不掉的博弈！

在关心生活之余，我始终觉得，我们都应该关注时代和国家。服役近20年了，我可能更关注国防，最近写几篇文章，谈谈我的想法。此为其二，关于中美战略博弈。

回顾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大国的生死博弈一刻也不曾停止。

一百年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留在大家印记的有，八国联军、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等等；六十年前是日本，使大家挥之不去的有，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等等；三十年前是苏联，让大家难以忘怀的有，撤回所有领域的专家、珍宝岛战役、以及毛主席那句“打到苏联修正主义”等等；而最近几十年呢，真正的对手或敌人就是美国了。

中美关系可以说，既是对手，又是伙伴，既是敌人，又是朋友，形象点说“剪不断，理还乱”。

从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双方为了对付苏联，关系比较融洽。

从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到2001年，这十年应该叫“冰霜期”。随着苏联的垮台，无疑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丧失，并逆转为潜在对手。交锋摩擦不断，甚至兵戎相见。这段时间，大家记忆比较深刻的事件，有1993年，美国公然搜查中国银河号商船；1996年，美国出动两支舰队，干涉台海军演，还大规模对台军售150架战机；1999年，美国公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两国关系进入战争边缘。小布什还十分嚣张地宣称：“美国将为保护台湾出兵”！

从2001年到现在，这个十多年，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复杂、最敏感的时期，我称其为“烦恼期”。由于美国深陷中东反恐泥潭，一时无暇东顾，在客观上为中国赢得了发展机遇期，但对华遏制与博弈也从未稍有放松！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开局相对良好，不过随着2017年年底美国对华战略的再定位，中美关系开始进入新一轮摩擦期，竞争明显加剧，美国对华不断加强施压力度、甚至不惜制造边缘性危机进行战略敲诈，给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带来了较大的挑战。比较集中的是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贸易问题。两国关系极为密切，谁也离不开谁。除了欧盟，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年贸易额5000多亿美元，而美俄的贸易额不足500亿美元，连我们的十分之一还不到。但根据美方统计，2016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约为3470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47%。如此庞大的贸易逆差也使得特朗普政府将对华贸易逆差视为重中之重，致使贸易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摩擦点。从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逻辑和具体实施来看，贸易战实际上只是表象，实质是美国国内政治竞争的产物，即如何巩固和扩大特朗普的政治基础，为其中期选举甚至总统连任积累政治资本。当前，对华态度强硬在美国似乎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导致特朗普政府运用国内政治的零和思维来处理本质上是“合作共赢”的中美贸易问题，也使得该问题的解决比较困难。

二是朝核问题。特朗普执政以来，朝核问题跌宕起伏。尽管特朗普政府一改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采取了“极限施压”政策，不过特朗普政府却三番五次要求中美合作解决朝核问题。尽管中美两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共识，但对于解决路径等则存在很大的分歧。特别是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在此问题上应该发挥主要责任，多次要求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和施压力度，但美国自身并未在解决此问题上拿出相应的诚意，使得朝核问题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很显著。

三是台湾问题。特朗普执政以来，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做文章。2018年通过的《与台湾交往法案》(Taiwan Travel Act)规定，美国现任官员访问台湾不受限制，这将会导致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增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在实际操作层面会真正落实，但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潜在风险，使得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战略分歧管控的焦点议题。

四是南海问题。特朗普政府对亚太安全非常重视，对南海问题的关注没有下降。特朗普执政以来，多次派遣舰机在中国南海岛礁附近展开“抵近侦察”，其频率远超奥巴马政府时期。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南海航行方面赋予军方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两军发生海上冲突的风险有所增加，这也意味着南海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不容忽视。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外，中美双方在战略方面的竞争也更加明显。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主导地位的挑战，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也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趋向强硬。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不断从人权、民主、金融、贸易、石油、媒体、宗教等各个领域牵制中国，包括全球围堵奥运圣火传递、策划新疆“7.5”事件、西藏“3.14”事件。直至今日，美国刚刚从中东战场抽身，便急不可待地“重返亚太”。可以说，中国面临的所有威胁挑战，背后都笼罩着美国影子，比如新疆、西藏、香港、澳门、黄海、东海、台海、南海等等。

所有这些，集中一点，就是“剑指中国”！

正如《时代》杂志所说：“美国更希望中国成为另一个日本，像领养子一样，经济上强大、政治上合作、战略上静止、军事上依附”。太可怕了！这就是美国！

不可否认，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美国因素”是最大外部因素，也是决定外部安全环境好坏的第一因素。中美关系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作用。中国能否延长并利用好战略机遇期，能否实现发展战略目标，能否走好由大到强的发展道路，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处理好对美关系。

但是，不管何时何地，美对华“两手”战略并未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国必须做最坏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