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兴盛以及衰亡的过程。“衡水模式”和有着40年历史的高考制度一样，必将会淡出历史舞台，而这个精于算计的马屁精，也终会因过度跟风而成为历史的笑柄。
以史为鉴，可以定位我们的坐标，也可以预测我们的去向。
1952年，全国恢复高考之后，高校招生实行的是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到：“我们高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并指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
历史会惊人地相似，但又不是简单地重复。
2016年9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题名为“北大清华复旦农村学生比例超15%，寒门学子圆梦重点高校”的文章指出，经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学子单列志愿、单独划线、多次征集志愿、加大降分幅度等特殊政策，农村学子人数占比已由不足7%，努力提升到9%，10%，当年北大更是达到了16.3%，清华达到了17%，复旦也是超过了15%。文章结尾，很是得意地盛赞：农村学子终于“实现了心底不敢说的梦”。但遗憾的是，该文的作者忘记了全国农民的基数。
从1957到现在已有60年的历史。60年的教育发展，60年的人民当家作主，但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农民子弟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还不如之前的20%。教育公平，也仅仅是一纸诺言和一厢情愿。
毛泽东有魄力也有能力为实现教育公平，而大动手术。
1958年，全国上下“大跃进”，全民斗志昂扬，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在政府作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的指示之后，当年，每三天就会有两所学校成立，全年新增普通高校两百多所。到1960年，全国高校的数量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了1960年的1289所，很多新成立的高校都是由原来的一个系或院另立门户的，一所高校可以拆分成若干高校。比如，建国初期，北京只有16所高校，但到1960年前后，已多达60余所。
历史的诡异就在于，你根本无法预测它下一步怎么走。更多的时候，它也并不是直线上升，而是盘旋回转，甚至是倒退和自我否定的。
在1960年高校拆分热浪过后的30多年后，1997年起，中国再次掀起高校改革的浪潮，但这一次不是拆分，而是重组和整合，专科院校升本科，本科升研究生，教学型学校也鸟枪换炮、摇身一变升级为研究型大学，犹如上世纪50年代的逆行。这些学校的教师还是那些教师、生源还是一样的生源，只是校名更响亮了，规模更庞大了，经费更充足了。但同时，人员愈来愈臃肿，责权愈来愈不清，效率愈来愈低下，中国在世界的学术地位并没有因为校名的响亮和规模的庞大而有些许的提升。
历史转了一个身，又回到了1952年前。
1964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的座谈会上，抨击了当时的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并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
这种对付敌人的考试办法，现在仍旧盛行。而“衡水模式”就是把学生当成敌人，死劲地压榨学生时间、自由和青春。同时，又让每一个学生把其他学生当成对手与歼灭的对象。
文革期间，不仅在文化领域，教育领域也在进行着一场“教育革命”。1966年，全国大中小学几乎全部停课，直到1970年，大学才开始恢复招生，但招生方式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通过推荐，那些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就可以获得入学资格。当时的招生原则是阶级路线与政治挂帅，学业仅供参考。同年，停招四年的北大共招生2665人，其中高中生171人，初中生2142人，小学生79人。
推荐制是国家作为一项福利发送给政治忠诚、一心向党的工农子弟兵的。而“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则与高等教育无缘。
但是，教育是公民的一基本种权利，并不是可以作为福利随意发放的。伴随着十年荒唐的文革，废除了10年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1977年在全国推行。
由考试制到推荐制再到考试制，在历史的不断反复中，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在时间这个舞台上的肆意表演。同时，我们也似乎听到了某种声音，这一声音来自历史却又指向未来。
尽管这一声音将把教育带向何方，我们尚不明确，但我们知道，这一声音必将会把“衡水模式”淹没。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尤其在它愈加疯狂的时候，也就是它坠落的开始。
不用太久，我们将会发现，正如我们回首文革，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场闹剧甚至悲剧。而现在某些人极力推崇的“衡水模式”，过后再看，也不过是历史给我们开的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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