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衡水模式’：高考制度的马屁精》关于“衡水模式，是否应该叫停？”的问卷调查中，有73%的读者认为：应该叫停；有21%的读者选择了“不应该叫停”；另有6%的读者持“无所谓”观点。
但吊诡的是，在《“衡水模式”：该不该叫停？》中关于“衡水模式，会不会被叫停？”的问卷调查中，100%的读者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会被叫停”。
这可能就是加缪所说的荒谬，应该这样却未必这样。真理未必会被奉行，谬误却在大地上流淌。这也就是应然与实然之间的悖论。
所谓的“应然”是指事物应该达到的状态，或者说是基于事物自身的性质和规律所应达到的状态。而所谓的“实然”就是事物存在的实际状况。一般来说，实然和应然之间都有裂痕，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脱节或悖离。
在应然层面上，衡水模式应该被叫停；而在实然层面上，衡水模式不论有多荒唐、有多暴力，仍然不会被棒杀，而是被追捧。
这是由中国特色所决定的，这一特色即表现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官本位对人们的影响和诱导，也由于社会流动的渠道的单一对人们选择自由的规约和钳制。通俗地讲，就是只有做官才可以光宗耀祖，只有读书才可以升官发财，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实现向上流动、改变命运的、比较温和的方式无非就这么几种：科举制，参军，为宦。科举制就不用多说了，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大都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靠着参军翻身的诸如关羽、张飞、程咬金，跟对了大哥，照样可以从小商小贩摇身一变为军中要人；自宫为宦的，虽然对个人来说，看起来惨烈，但为了生存，做不做男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作为一个人活下来，这些人当中虽然大都鄙如草芥，但也有做的比较成功的，比如魏忠贤和小李子，前者本一市井恶少，最后揽权干政，自称“九千岁”，可谓宦中极品。后者更是财势双收，曾是清代品位最高、权势最大、财富最多、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大宦，也的确让人景而仰之了。
而比较激烈的向上流动的方式，则要数农民起义了，比如朱元璋、刘备、李自成等等，一个卖酸梅的小和尚，一个编织草席的小贩，一个给地主打工的放羊娃，凭着野心也是硬打下来了一个天下。
在这些可供当权者和老百姓都能接受，并且两情相悦、其乐融融的方式当中，可能也就剩下科举制了。而眼下的高考制度，就是科学制的一个变种。
国家不喜欢混乱，更不喜欢革命，它需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分守己和社会的长治稳定，当然也有更多即得利益者的拥护和支持，于是，即使它能够意识到现存制度的不合理，但只要不出乱子，宁可步子迈得小一些，稳一些，除非不得已，它是不愿意改革与化疗的。而老百姓其实更容易满足，只要画个饼，他都会喜乐上几天。
高考制度便是各方皆大欢喜，既可以维稳分流，又可以画饼充饥的一剂良药，即使它的副作用人人皆知，但谁都没有宁为玉碎的果敢；而退而求其次，貌似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也便有了“衡水模式”；于是，也便有了应然与实然的悖离。
只要有市场，“衡水模式”暂时就不会消失。因为这个市场还很大，上可迎合国家意愿，下可满足“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万人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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