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曾经在历史上震耳欲聋说法或口号，皆同时栖居于两个世界之中。其一栖居于具体之历史处境中而被此处境中的人们所具体地理解并运用着，其二栖居于纯粹之“理”的世界中按照自身的逻辑演历着。“斗私批修”这个曾经震耳欲聋的口号亦概莫能外。其在具体之历史处境中而被此处境中的人们所具体地理解与运用这里姑且不谈，这里要谈的是其栖居于纯粹的“理”的世界中并按照自身的逻辑而演历之一面。
“私”乃人性，斗“私”就是斗人性。人性应斗乎？在一般常态之情状下，“私”是不可斗也斗不成的。因为“私”是生物个体之一种自我保全与繁衍之基因（详见《自私的基因》一书）的表现。那么，为什么人类会持有一种反对“私”的想法、且梦想一种“天下为公”的局面呢？乃是因为作为一种群体性生物的人类自会产生一种维护群体性生存利益之本能。当人类作为生物个体之自我保全与繁衍之需要阻碍和损害到了作为群体整体之自我保全与繁衍之需要时，个体之基因表达必让位于群体整体之基因表达。当然，这是一个不断斗争的过程，哪一种表达更占上风视产生损害与阻碍之程度而定。
比如：我们中国人有着一种痛切的历史记忆，那就是屡屡被远弱小于我们的异族所击溃（诸如大明被建州女贞击溃、中华民国被日本击溃）。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历来严重缺乏一种民族之整体意识，个人或各个小团体总热衷于结党营私、各自为政。即使遭遇严重之外族入侵，也是恶习难改。这就是为什么远弱小于我们的异族往往轻易击溃庞大之中华帝国之根源所在。这样的历史经验一多，就会渐次沉淀为一种社会共识——中华民族若欲免于屡屡被远弱小于我们的异族所击溃的局面，就必须改造“顾小私而忘大公”之国民性。所以，当某位领袖在北京的城楼上号召“要斗私”之际，这“斗私”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意见吗？不是！乃是一种自晚明以来所积淀下来的社会共识。
当然，某位领袖在北京的城楼上号召“要斗私”也有其历史之背景与政治逻辑。这个背景和逻辑用简单的比方就可以说明：比如有一群人受另一群人之攻击而痛感结党营私之危害，决定为“大公”而奋斗而凝结成一有力量之整体。这群人成功了、不过他们付出了牺牲自私基因的代价。然而危害一旦消失，人性自私的基因就浮出了水面。那些做了头人掌握了权力的人于是又开始干起了营私的勾当。但他们仍然要求下面的群众不要营私、甚且到了砸人家的锅、割人家的“尾巴”、让人家吃不上饭的程度。群众于是不干。群众喊道：凭什么你们可以营私，我们就不行？于是大家都开始营起私来。但那营私带来的危害就永远消失了吗？未必。敌对的另一群人仍然在窥伺着这群人。于是乎，有远见的大领头于是开始考虑怎么办。是照顾头人们营私的欲望而打击群众的营私呢、还是让群众起来反对头人们营私的欲望而保住“大公”的事业呢？大领头选择了后者。这就是“要斗私”历史政治之“理”的逻辑。
再说所谓“批修”。所谓“修正主义”是针对“理想主义”而言的一个概念。从纯粹之“理”的角度看，所谓“修正主义”本质上就是对处境做出妥协的一种态度。而理想主义之本质乃是对应当奔赴之愿景之强调。于是乎问题清楚了，“修正主义”与“理想主义”哪个更正确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与处境妥协更正确还是坚持愿景更正确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来说明：一个吃不起饭的人的愿景是开飞机。当他吃不起饭的时候也不愿意向找饭吃的现实需要妥协一下而梦想着开飞机，则此人定是疯了。但倘若此人一旦吃饭已不成问题而放弃了开飞机的梦想、成了一个吃饱了混天黑的人，那这人一定是堕落了。通过这个比方就可以明白，“批修”如果正当的话需要一个大前提，就是已经基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而批判吃饱了混天黑之堕落。
孔孟之道讲个“时中”。“时中”就是在恰当的时候说恰当的话做恰当的事。在吃不起饭的时候用理想主义来“批修”显然不合“时中”的道理。在人人都堕落到吃饱了混天黑的境地不用理想主义来“批修”更不合“时中”的道理。
有人或许会问：吃饱了混天黑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为什么要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愿景而奋斗不已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洞彻人类之生存形态之本质。人类之生存形态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终极之理想固遥不可及，但它却为人类之生存指引方向提供动力。人类倘若无终极之理想之牵引，实际上连原地不动都保不住、势必顺流急退不知伊于胡底。所以，那看似虚幻而遥不可及之终极理想实际上对当下之现实是极端重要的。认不清这一点，就是认不清人类生存处境之本质！
“斗私批修”对于一般人们之思维习惯而言是一个与某一段历史处境粘着在一起的政治口号。但如果我们超越一般只思维习惯而进入到纯粹之“理”的境界且对人类之生存处境有深刻之洞见、复结合当下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痛切感受到的种种现实，则我们自己就会打心底里发出“要斗私批修”的呼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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