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由贾玲表演的《木兰从军》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个从前闻所未闻的“花木兰研究中心”跳出来说贾玲这个节目是对花木兰的侮辱和丑化。在一波又一波的舆论压力面前，贾玲道歉了，《欢乐喜剧人》停播一期用于整顿节目质量，似乎事态在向着各方都能满意的方向发展。可这时，类似的情况又一次发生了，“丹东市道教协会”将矛头指向了新片《道士下山》的导演陈凯歌，认为电影丑化了道教及道士形象，要求陈凯歌公开致歉，并消除因这部电影对道教造成的不良影响。
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如此之近，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网络上的言语激烈程度不断升级，我便也找来了招致非议的《木兰从军》略作观看。整个小品倒是沿袭了贾玲一贯的表演风格，一个吃货女经历了一些因缘巧合最终有个happy ending，弘扬正能量的故事。我倒是没有看出内容和情节上对花木兰有什么丑化和侮辱，无非也就是这位木兰的体型稍微丰满了一些，开场时吃烧鸡的吃相不太雅观，以及最初是被父亲设计谋去替父从军而非人们所熟知的木兰是自愿上战场的。但这些放在一个供人们娱乐消遣的小品节目中，本身就是无伤大雅的。木兰为什么不能吃烧鸡？难道骁勇善战的花木兰就不能爱吃肉了么？这位木兰的体型确实胖了一号，但是难道战场上屡立战功的木兰将军一定要弱柳扶风才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标准么？请问柔弱无骨的花木兰怎么女扮男装，怎么领兵出征？
但是这个小品并不是说不值得批评，从一个小品的角度来说，它的情节不够丰富，只是单纯沿用了花木兰的故事框架，整个节目看下来除了贾玲略带夸张的肢体表演以外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值得笑的包袱，几个吸引眼球的梗也无非是女汉子对着裸男犯花痴，说是对花木兰的丑化和侮辱，倒不如把春晚时候贾玲小品的“女汉子是对女性的歧视”这个点拿出来炒，或许更能立得住脚一些。而小品中所谓表达爱国之情的那句“是不是只要能够保卫祖国，是男是女都一样”植入的又太过生硬，让人总感觉像是从计划生育的宣传语改编而来。
总而言之，这部小品艺术上太过粗糙，主题上太过单薄，即使是最单纯的为了逗观众发笑，而表演本身也并不太好笑，关于这个小品本身有很多值得批评的点，但并不应该给它扣上一个“丑化民族英雄”的帽子。且不说花木兰作为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的人物还尚存争议，即使真实存在，花木兰这一形象也是鲜卑人的首领，跟我们汉族人民关系不大。
为什么观众不能接受和自己印象当中不一样的花木兰呢？我们都在说文革时候的人物形象是扁平化的，是符号化的，正面人物一定是高大全，反面人物终将被消灭。就像朱时茂在《主角与配角》里那句经典的台词一样“我这个形象，即使穿上你那身行头，也得是个地下工作者啊。”
我们当前处在一个文化多元共生的时代，我们可以将某某以好男人形象著名的明星出轨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却不能接受与自己印象当中不同的艺术形象，甚至有人号召“应该立法禁止恶搞”。我国的法律体系虽然庞大，但仍有许多地方是法律触及不到之处，仍需完善，但几个艺术形象就要动辄搬出立法这顶大帽子，这实在是一件滑稽又悲哀的事情。
将文学经典改编并非近些年独有，作为与小品相伴共生多年的艺术形式相声，也自有以改编文学作品为基础的“文哏”系列，如《批三国》、《讲四书》等，这些由文学经典改编而来的曲艺形式，已经经过时间和观众的考验自成体系，不是如今几个所谓专家扣上一个“恶搞”的帽子就应该立法取缔的。09年有一部由赵薇主演的电影《花木兰》，其中还给木兰设置了和北魏王子拓跋宏的感情戏，这难道没有违背文学经典么？为何那时候没有人站出来说木兰女扮男装还在军营中谈恋爱扰乱军心？
艺术作品的主要目的而在于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揭示发人深省的道理，中间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置等等都只是手段而并非最终目的。无论是贾玲或者是陈凯歌，以及之后有可能会卷入类似风波的演员或导演，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创作出具有艺术价值或社会价值的作品，而不是在这跟文学作品和所谓专家掐架。贾玲道歉，也并不该是因为恶搞了花木兰，而是这个小品本身艺术上的粗糙。作为一个演员，她的道歉应该面向的是全国的观众，而不该是一个什么所谓的文学形象研究中心。我们不能任凭这股道歉之风盛行，不然《白蛇传》要给动物保护协会道歉，《捉妖记》要给萝卜道歉，那我们的大屏幕上除了扁平化和高大全还能剩下什么？回顾陈凯歌曾经的经典《霸王别姬》，似乎也没有人要求他给虞姬道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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