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爱读书。读小学时，爱看小人书，毕竟改革开放初期，看一场电影没那么容易，看本小人书相对简单。读初中时，不能免俗地迷上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也被琼瑶阿姨骗去初次纯情的泪水。
金庸的武侠世界，背景与历史相结合是其一大特点，而且小说总是能融入历史上的真实故事。不知是否受此影响，我对与历史搭边的书籍情有独钟，《杨家将》《隋唐英雄传》看得爱不释手，偏偏年少无知，看多了就混淆了我对历史的认知，就如一些人分不清《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一样。年事稍长，终于明白，要认知历史，还是要从史书入手，郭靖是守不住襄阳城的。
有关历史的书籍汗牛充栋，就单单二十四史看全，就要花好多时间。于是，选择《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等教科书式书籍，这样读来相对方便，对中国历史发展也会有个大概的了解。美中不足的是，对每个朝代之间有何相连相承，又有何改革创新，总是难求甚解，直到看了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
钱穆
钱穆，江苏无锡人，出生于1895年，1904年入私塾，8年后辍学。钱穆凭自学，先任家乡的中小学教员，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学校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既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1990年去世。钱穆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更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
认识钱穆，与朱熹有关。因工作关系，我曾从事过短暂的朱子文化研究。钱穆在《朱子学提纲》中给予朱熹崇高的评价，称“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朱子）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因种种原因，时人对朱熹评价不一，褒者有之，贬者亦有之。但如钱穆先生这样高度的评价，当时就震憾了我。看完《朱子学提纲》后，深感钱穆先生对朱熹的评价是名实相符，因此开始关注钱穆的著作，特别是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向往不已。
后因工作变动，成了机关码字员，成日累于文椟，视写作如吃肥肉，连带还厌上读书。近期甚感不学之害，决心痛改前非，制约五条自律，其一为“抚卷不辍”，每日务必读书一页以上。想起多年前的向往，购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并定为2020年开卷之本，花三天时间就看完。其实该书也不厚，16开本180页，但读后所得不少。
一是知历代制度之总体沿革。《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大体上从政府组织、选举考试制度、经济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等，分别对汉、唐、宋、明、清五代进行分析比较，并总结其得失，读之可较简明了解中国古代制度的形成、发展、变化，原本一些困惑迎刃而解。
二是知看历史要用历史之眼光。现在，学术界对历史一些观点，习惯采用时代之眼光，以现代人来看历史、评历史，不免以时代意见来针砭历史得失，特别是对一些起义者、改革者，附上阶级斗争烙印，只要是农民起义的，只要是改革地主利益的，就加以赞扬，其实历史远没这么简单。就好比我们现在知道，有皇帝的政治是坏政治，但不能认为历史上有皇帝的制度都是坏制度，更不能以“封建专制”将其统统抹杀。
三是知没有任何一项制度是有利而无弊。之前确实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说没有十分注意到这一点，因而总是容易固定化地看待历史。因人的劣性使然，会用自己的才智去寻找制度的漏洞，想出应对的办法，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易让一项制度的作用，慢慢背离制度创立时的初衷。惟其如此，所以要改革，而且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一点也可以放在人物评判上，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只有好的一面而无坏的一面，简单地以“忠奸”来区分岳飞秦桧，只能是艺术，而不是历史，哪怕是尧舜，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的地方，只是历史上没有记载，不代表没有。
四是知某一项制度之创立，必有当时人事之需要。比如，明洪武十三年，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朱元璋就废止宰相，实行内阁制，一天早、午、晚三次朝会。朱元璋自己当过和尚、乞丐，有精力朝会。可他的子孙们在皇宫中娇生惯养长大，哪吃得了“一日三朝”之苦？有事交与太监办，这样废了宰相制，倒是坐大了司礼监。知道这点，对明朝因何太监弄权就容易理解了。对待一项制度，要了解初衷与背景，有时背景改变了，制度起不到作用，这时要与不违背初衷为旨。读了该书，在一次讨论年度考核制度时，我就赞成要依据制度创立时的目的，结合实际来执行，需改进就大胆改进，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执行制度，反而违背了制度创立时的初衷。
该书有些观点，学术界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比如认为明代内阁大学士、清代军机大臣，实际上是实质的宰相。我觉得这并不重要，也无须过多争辩。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收获，就是学会了用一些更合理的观点去看待历史，进而移来看待人、看待物、看待事，这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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