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候也拆了一只闹钟,装回去还在走,只是未能免俗,也多了一个零件。此后,这只闹钟就比别的钟慢一些,而且时不时经常离奇的逆行和跳跃。我一直坚信这只钟显示的才是客观世界真正的时间,不顾它与世界越来越大的时差。十来年后,我发现不管晨至暮归,世界如何,我都一直按照这只钟的时间生活。
“姓名?”
“萧楠。”我看着坐在我对面穿着白大褂的人说。
“年龄?”
“17。”
“学生?”
我点点头:“是,学生。”
“哪个学校啊?”那个人抓抓油腻腻的下巴说。
“留学生。”我轻轻地说。
“留学生啊。”白大褂又摸了摸脑袋说,“哪个国家啊?”
“美国。”我讪笑着回答。
“那么好的地方,跑回来来这里干嘛。”白大褂有些不解。
“当然是看病,我觉得它影响了我的生活。”
“什么病啊?”白大褂打了个哈欠说。
“我觉得我有神经病。”我一字儿一顿的说。
“神经病?哈哈哈哈哈…”白大褂笑的一颤一颤的,我不禁低下头看看地上,以为他踩到了电门。
“哎呀。”白大褂擦擦眼角笑出来的泪说,“你说是就是啊?”
“那不然呢?”我有些没明白。
“这里谁是医生。”白大褂立刻换上一副威严的表情说。
“当然是您。”
“那这里谁对医学最懂?”白大褂又问。
“也当然是您。”
“啪!”白大褂一拍桌子说,“这不就对了吗!我,才有资格说谁是神经病,我,才有资格决定谁是神经病,明白么?”
“明白。”我连连点头。
“那么现在开始你就是神经病了。”医生指了指我说。
“可是你刚才还说…”我欲言又止。
“说说你的病情吧。”医生不耐烦的拿起桌上的茶缸子说。
“以前小时候我拆了一只闹钟,然后我又装了回去…”我双手撑着下巴开始说。
“等等。”医生把茶缸子往桌子上重重一放粗暴的打断我说,“我只想听你的病情状况,没心思听你怎么得了病明白么?”
“但是你不听我怎么描述这个过程,又怎么判断我的结果呢?”我提出了疑问,“你这样胡乱的妄自菲薄,就不会误诊吗?”
“有些时候没人愿意听那些长篇大唠的废话,只要听结果,况且在权威面前,没有例外,你现在已经是神经病了,就没有关系听那些过程,因为你已经是了,改变不了,对我来说也一样,结果已经出来了,我只想听临床表现。”医生大声的说。
半个小时后我从主治医生的办公室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份表单。
我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得了神经病,只是看着医生的一瞬间,我仿佛失去了判断的权利,像一只被人牵着走的羔羊一样,也许等着我的是淌着鲜血和骨浆的屠宰场,也许是毛屑飞舞的剃刀,但我能做什么呢?只能加快步伐,跟着走。
我来到一个检测室里,拿着医生的处方。
“来做测试啊?”医生是个中年妇女,我都可以闻到她身上尘世的琐碎味儿。
我冷哼一声算是一个回答。
“你是神经病啊?”医生又看了一眼挂号单说。
我顿时失去了回答了能力,仿佛被人盖棺定罪了一样,我就是一个神经病,成了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做测试吧。”医生打开了我面前的电脑的显示屏。
“这他妈是什么啊?”我看着眼前的一串数字叫道。
“很简单,三组数字,先从一堆8里面找到3,再在一堆7里面找到1,再在一堆9里面找到6。”医生一屁股坐在了我旁边说。
我推了推眼镜,开始在这一堆杂乱无章的数字里搜寻。
我自认为自己的视力还是可以的,只是不能确定,那个被盖棺定罪的神经病会不会影响视力。
其实前两堆数字还是比较好辨认的,我很快就圈了出来,但是看到第三组的时候我卡住了,我疑惑的快速扫视了那一堆数字,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那些数字,发现了一件怪事。
那些数字里面根本就没有6?
那些数字里面根本就没有6。
那些数字里面根本就没有6!
我大惊失色,结结巴巴的说:“最后那组数字里面,根本就没有6。”
“什么!?”医生似乎有些震怒了。
她右手飞快一指说:“这不是个6吗?”
我疑惑的顺着她的手掌看去,那是一个9。
没错,那是一个9,因为那个该死的弯钩是在下面的,调皮的冲着左面。
“医生,那是个9。”我小声的提醒她。
“这就是个6。”医生大声的更正我。
什么时候6的弯钩也冲下面了?我困惑的想着,可是如果这个道理成立的话,那么那一堆数字就全都是6,都是他妈的说不清道不明的6。
“看来你真有神经病啊。”医生看着我吃惊的表情说,“去看看脑电图吧。”
我如丧家之犬一样惺惺的走出了检测室,又拿着那份挂号单走进了神经外科。
“来干嘛啊?”一个青年医生走过来抢过我手里已经被汗浸的微润的处方说。
“神经病啊?”医生看了一眼单子就笑了起来。
“没错,神经病。”我像一个濒死的野兽一样艰难的说出了这段语句。
“做个检查吧。”医生说完把开始拾取那些泡在酒精里的探头说,“今早儿洗头了么?”
“洗了。”我声音小的我自己都快听不见了。
“那就好。”医生说完走了后来,开始往我头上安插那些白色的探头。
不知为何,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觉这一切都像一个梦一样,一个荒诞的梦。
医生突然停住了手,他拨开我右侧长发说:“这个疤,哪里来的?”
我明白他指我右脑袋一个小小的丑陋的疤痕,便平静地说:“小时候和人打架,被打破了脑袋,缝了三针。”
“这样子啊。”医生意味深长的笑了起来。
电路大概是接通了,我慢慢的闭上了眼睛。开始沉沉的睡去,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可以看到我自己的思想,那些鲜活的,如一个个鲜活的跳动的思想。
我似乎看到了那些身边的人,每个人的表情都在笑,笑得很奇怪,仿佛是扭曲了,身边的所有一切都是扭曲的,我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一人群们,他们扭曲着,正如可笑的煮软的面条一样,我看到了那个小巧的闹钟,它却是唯一一个正常的物玩了,正常的就如这个世界定义的标准,我捧起了它,记得我自己说要过不平凡的生活,看来我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了不起的人了,于是便固执的过着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
“你他妈就是一个异类。”我依稀听到了一个声音。
“现在谁也没有定义谁是好坏的权利了吧?因为都一样,定义这个的标准都扭曲了,况且坏人都被逼出来的。”那是一声咆哮。
我笑了,大声的笑了。
如果说坏人都是被逼出来的,那么神经病也是被逼出来的。
非要过着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么?非要固执的听着自己最真实的臆想么?
我醒了,我醒了。
“结果出来了。”医生古怪的看了我一眼,递给我一个棕色的纸袋。
我快步的离去,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如此真实。
“可以定论了。”那个白大褂看了一眼报告说,“你还真是神经病,不过还在初期,可能和你脑袋上的伤疤有关,我给你开点药,按时吃,然后一个月来复诊。”
我傻傻的笑了,仿佛自己真是神经病了,然后迈着机械的步伐,高高兴兴的去领药去了。
既然你“是”神经病了,就该做个神经病的样子。
我接过那些白色的小药片,仓皇的离去,逃离了这个地方。
我漫无目的的走在街上,就像一个丢了糖果的小孩子,满眼的失望和绝望。
我看到了一个孩子,坐在街道上,看向这个冰冷的城市。
看到他,就如看到那个小时候就喜欢坐在石台阶上看着人群的我。我快步的走了过去,把手里的药片递给了那个一脸吃惊的孩子。
“你也喜欢看着人群吗?”我感觉自己像是喝醉了一样,满脸微醺,“看着那些陌生的人们,走来走去,毫无热情。”
我张开了手,露出了那些紧紧攥在手心里的小药片说,“这个补脑呢,小弟弟吃了,保证你考上好大学。”
说完我迈着欢快的步伐离去,整个城市都洋溢着我爽朗的笑声。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把药片送给那个天真的孩子,我在想,如果那真的是治疗精神病的良药,那么我不如给他,让他脆弱的身体有了对抗这个痼疾的抗体。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你该来复查了。”白大褂急切的提醒我。
我微微笑着,挂了电话。
我逃也似的离开了这个城市,离开了这里的一切。
一年后,我在美利坚。
满城沉浸在严冬的肃杀下。
我穿着黑色的西服大衣走在街上,慢慢的点上了一根烟。
今天早上看新闻,听说一个孩子的突然变聪明了,好像是他的大脑突然基因变异,一下子变成了神童,好像是送入医疗机构研究了,可是这种荒诞的事,谁又能信呢?
然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我颤抖着接起,就听到了白大褂那边急切的声音。
“真不好意思,我们好像搞错了,你还真不神…”
我面无表情的挂了电话,取出了手机卡,看了一眼上面中国移动的字眼,扔进了旁边的雪堆里。
“这个冬天真是越来越冷了。”我自言自语道,不由得把围巾裹的更紧了一些。
谁又知道到底怎么样了呢?反正大概我的病是治不好了。
脑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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