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巴顿方案（一）
一些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一直宣传着一个政治神话，即英国在“被迫”让其殖民地独立之前，总要为其埋下分裂、动荡、仇恨的种子，并举出印巴分治和塞浦路斯分裂的历史作为证据。但是，这些教条的政治宣传没有说明以下这一点，即战后英国殖民地独立浪潮多发生在工党执政时期，而英国工党本身，作为一个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纲领的政党，在殖民地政策上采取的是与自由党和保守党这些老派“帝国主义政党”不同的、现实主义的、或者说“进步”的态度。英国工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反对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殖民地掠夺政策，主张减轻殖民地人民的负担、早日给予印度这样的殖民地以自治领或独立的地位。在战争期间，工党就已经认识到殖民地民族解放的浪潮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在1940年和1945年两度提出了《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主张在民族主义运动比较激烈的地区，如印度、缅甸和锡兰，应尽快加速其独立的步伐；另一方面，对比较落后的、非洲和大洋洲地区的殖民地，则在其独立前提供必要的投入，加速它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建立起完善的教育、医疗、福利和行政服务，为殖民地独立后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塞浦路斯的分裂是源于该岛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争端，直接诱因是70年代希腊族发动政变、试图并入希腊，导致土耳其出兵占领其北部，长期的根源则是奥斯曼帝国在其统治时期向这个希腊人的岛屿大量迁入土耳其移民，这两件事都和英国人或者所谓“英国阴谋”一点扯不上关系。
对现代世界历史影响更为深远的印巴分治，虽然被正统史学家们斥为分裂印度的“英国阴谋”，但这些人却从来没有陈述这样的史实，即无论英国内阁也好，印度事务部也好，最后两任印度总督也好，都是竭力想让印度次大陆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独立的，这一点上他们和甘地、尼赫鲁等人的意见是一样的。印巴分治的根源，在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矛盾和冲突。即使在当代，宗教和文化差异导致一个国家分裂的例子也是客观存在的。印度分裂的直接原因不是什么“帝国主义阴谋”，甚至也不是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次大陆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统一的国家，即便莫卧尔帝国的疆域也没有到达次大陆的南部），而是首先在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这两个种族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不愿意为了印度的统一而放弃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甚至以发动内战和种族仇杀作为要挟手段。而作为印巴分治的象征，以蒙巴顿的名字命名的《蒙巴顿方案》同这段历史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工党内阁仍然维持着大量的海外义务：要承担战前英国在印度、各海外殖民地、属地、委任统治地和自治领的防务；要派出军队维护德国及奥地利占领区、以及前意大利殖民地和希腊的秩序；要参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活动，并作为联合国主要发起国之一做出巨额的捐献。要知道，英国在战争中已经蒙受了巨大损失，丧失了战前商船吨位的50%（商船是英国一个重要的海外收入来源），出口值下降到战前的40%。由于战争，英国的黄金储备和海外投资丧失了一半以上，还欠下美国和自治领35亿英镑的债务。再加上需要重建战争时期被炸毁的400万栋房屋、安置每年150多万的复员军人，英国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困境。1947年1月20日，工党政府发表白皮书，公然承认“不列颠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许多英国人认为，现在已不能继续将英国的民族利益与英国已没有财力维持的世界帝国角色等同起来，工党政府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从所有的海外义务中撤出来，集中财力于重建国家的经济和对外贸易。其中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让印度获得独立的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印度在英帝国里的地位获得了显著的提高，与其他的英国殖民地形成了显著的区别。印度在战前就是英国和日本最大的生铁供应基地之一，战争爆发后，大量军事和军需订货刺激了印度的经济，在印度建立了金属冶炼加工、汽车、炼油、化工、交通和电力、以及机械制造、服装和食品等工业。到战争结束时，由于印度在战争期间提供的大量物资和服务，英国已经向印度欠下11.88亿英镑的债务。此外，在战争期间，印度向英国提供了200多万士兵（包括土邦国派出的37.5万人），在从卡西诺山和佛罗伦萨到阿拉曼沙漠、再到缅甸和新加坡的漫长英国战线上，到处都有印度士兵的踪影。斯利姆将军在1946年曾回忆说，“印度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基地，我们在那里获取了一切物资的3/4，而我们从印度获取的一切事物中最好的就是印度陆军。”这些印度军人不仅在战场上为提高印度的国际声望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而且在战后成为印度社会中具有很大影响的一股力量。由于印度军人的反对，英国对在战争期间与日本合作的“印度国民军”和“自由印度军团”官兵的审判最后变得雷声大雨点小。在2万多名前印度国民军官兵中，只有不到1/4的人因为犯有“谋杀英国军官”或“残暴行为”被认为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审判，其中死刑判决不超过20人。
令英国政府感到棘手的，除了对印度国民军的审判外，更多的则是战后不断出现的反对英国统治的罢工和农民示威。1946年2月18日，在孟买甚至爆发了皇家印度海军的水兵起义。叛乱水兵虽然后来宣布停火投降，但骚动却蔓延到岸上，并波及到孟买市内，引发了群众与印度警察之间的冲突，200多名平民死亡。然而比起随后在全印度出现的种族仇杀来，这些罢工、兵变和骚乱不过仅仅是些小麻烦而已。
按照粗略统计，1945年的印度人口为3.36亿，但实际上其人口大约将近4亿。按照宗教信仰分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集团，前者约占总人口的2/3，后者占1/4，此外还有少数锡克教、耆那教、佛教、天主教、新教和祆教的信徒。穆斯林是作为征服民族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在他们几百年的统治里，利用政治、经济手段迫使大量印度教徒改信伊斯兰教，此外穆斯林内部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吸引了许多低种姓的印度教徒皈依。不过，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以征服者自居，认为他们的平等原则不适用于信奉其他宗教的人，正如一位当代的伊朗法学家塔戴邦（Sultanhussein Tabandeh）所说，“……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他们有信仰。但是，他们的信仰没有达到伊斯兰教所体现的崇高境界，所以应在他们与穆斯林之间作某种区别，不应与穆斯林同样对待……对于其他非穆斯林，只有蔑视，因为那些不接受一神教的人们不属于人类”，因此印度的穆斯林王朝统治者对非穆斯林的歧视和欺压也是很严重的。
英国势力进入印度后，穆斯林王朝的势力很快衰落，1857年印度大叛乱后英国人更是干脆废黜了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在这之后，印度教徒的社会地位方得以提高。印度教徒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方面比穆斯林积极，很多印度教徒通过充当英国代理商、包税人而发了大财，其中一些人甚至通过销售棉花、鸦片、军需物品和投资工商业而变成了大财阀。与此相反，穆斯林在财富积累和投资方面远不如印度教徒，因此在19世纪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出现后，穆斯林往往成为印度教徒的雇工。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在印度推行永久地税制，善于经商、有一定积蓄的印度教徒借此成为土地所有者或地租征收者，而穆斯林地主和贵族因没有经商技能和财富积蓄、不可能如期纳税，往往不得不放弃土地所有权，成为农民和雇农。这样，在宗教矛盾之上又增加了经济矛盾。此外，两大宗教集团在宗教戒律方面也有不少冲突。印度教崇拜牛，将牛视为神，而印度穆斯林却以牛肉为主要肉食，他们在印度教神庙附近杀牛、尤其是宰杀母牛的行为多次引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此外，印度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或节庆时往往载歌载舞，这也引起穆斯林的反感。1936年，在杰马勒普尔，一个印度教婚礼队伍在吹吹打打地路过清真寺时候遭到穆斯林袭击，造成多人死亡。1939年5月，因为印度教徒在格雅的清真寺前弹唱，又引起了两大教派间的流血冲突，11人死亡，90人受伤。
最深刻地体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分歧的一点是，像许多其他非穆斯林国家里的穆斯林一样，印度的穆斯林首先将自己视为穆斯林，然后才是印度人，他们对印度没有认同感，而且认为1857年印度兵变被镇压后英印当局对穆斯林实行的“不信任政策”源自印度教徒的挑唆，穆斯林从征服者和统治者的颠峰跌入耻辱贫困的深渊也是由于印度教徒迎合英国人、帮助他们推翻穆斯林的统治。早在1884年，印度穆斯林宗教改革运动领袖艾哈迈德汗就向英国总督杜富林勋爵表示，他担心刚刚成立的印度国大党所宣传的民主原则会导致“人数多的教派利益完全压倒人数少的教派利益”。他认为，既然如此，为了“印度的和平与进步”，保护穆斯林免遭这一灾难的唯一办法是让英国继续保持、最好是永远保持在印度的统治。其他许多穆斯林领袖也认为，继续维持英国人统治也好，将印度分裂为七八个乃至七八十个国家然后再独立也好，都要好过出现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印度国家。1940年，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召开会议，更进一步提出了要求在印度次大陆成立单独的穆斯林国家的决议，即所谓“拉合尔宣言”。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虽然在印度次大陆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某些个人之间也有友谊或密切往来，但总的来说这两大宗教集团彼此之间是分离的、有隔阂的。虽然有一些穆斯林领袖主张团结印度教徒、共同反对英国统治，甚至热烈拥护国大党，但他们不能带动整个教派，而且在一些重要场合，为了拉拢人心，不能不回到传统的鼓吹分治的路线上来。
二战爆发之前，印度即已开始仿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实施代议制度。根据1935年通过的《印度政府法》（该方案事实上承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必将终结），印度帝国是一个由英属印度和各土邦国组成的联邦国家，总督及其行政会议只负责印度的最高立法权，其他权力被分散到各省，各省实行责任政府制和地方自治，即通过选举产生省立法会议，然后按席位比例组成自治的省政府，省督为名义上的地方长官。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大党和成立于1906年的印度穆斯林联盟成为印度的两个主要政党，在印度的国内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1943年韦维尔被指定为印度总督后，在丘吉尔给他的饯行宴会上曾经说，“我们心里必须首先非常清楚，我们的目标就是印度自治”，只不过“……（印度独立进程的）缓慢不是因为不愿放弃权力或维护个人利益、甚或不喜欢变革，而只是因为，当人们在接近一座很难攀登的峰顶时，在陡峭的冰崖上选择攀附物和落脚点的时候，不得不加倍小心。”也就是说，在处理极端复杂的印度问题时，越到最后关头，就越要小心。
韦维尔（Archibald Percival Wavell，1883年5月5日—1950年5月24日），英国陆军元帅，曾任印度副王兼印度总督
二战结束后，决心尽快给予印度独立地位的英国工党内阁采取了多项准备工作，加快了印度独立的进程，第一步是推进印度的宪政改革，将更多的权力分散到印度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手中。第二步是宣布英国政府将不再充当决定印度前途的角色，只起协调和维护印度法律与秩序的作用，换句话说，英国不为印度的未来指定道路，而是让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自己决定印度的前途，是成立统一的印度还是让巴基斯坦独立。英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替即将出生的新国家“代管”次大陆，维持秩序，以免出现无政府的混乱局面、或者内战。
对于印度独立后究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印度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有很大的分歧。1946年6月，工党内阁向印度派出使团，调解印度各方的矛盾。在经过与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土邦王公、锡克教徒、共产党、低等种姓代表及许多其他团体的磋商之后，代表团提出了两个建议：一、“大巴基斯坦方案”，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这个印度将是松散的联邦，下面有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两个分治地区，中央政府只负责国防和外交；二、“小巴基斯坦方案”，即分别成立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订立攻守同盟条约，或者组成邦联，巴基斯坦国的疆域将比第一个方案大大缩小，旁遮普、孟加拉和阿萨姆三省的非穆斯林地区将被划给印度。但是在与各个利益集团进行会谈之后，内阁使团发现这两个方案都难以为各方接受：国大党和印度教大斋会反对“巴基斯坦”的概念；穆斯林联盟要求兼得“小巴基斯坦”的主权和“大巴基斯坦”的疆域；锡克教徒要求成立独立的“锡克斯坦”；海德拉巴等几个大土邦的王公要求由各土邦组成“第三个印度”，印度共产党代表更进一步要求成立17个“民族家园”，低等种姓的代表则担心他们在新成立的国家里的基本人权，干脆称印度的独立对他们来说将是“最大的灾难”……
几经周折，英国内阁代表团最后推出了《内阁使团方案》。该方案避免了“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的划分，只是建议英属印度和土邦国这两个政治实体成立印度联邦，各省仍然实行现行的代议制和地方自治，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但是不能脱离联邦成立单独的国家。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将英属印度的代议制和地方自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用到独立后的印度身上，客观地说，也是最佳的方案，既可以维护次大陆的统一，又可以使地方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尤其能够消除穆斯林对“印度教徒多数统治”的恐惧，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双赢方案。甘地高兴地称这个方案将使“这个悲伤的国家变为没有悲伤和痛苦的国家”，旁遮普省的穆斯林也因为该方案维护了本省的完整而感到高兴。但是，国大党领导人中以尼赫鲁为首的强硬派认为《内阁使团方案》中关于制宪会议的规定偏袒了穆斯林，穆斯林联盟则因为这个方案“否定了巴基斯坦精神” 而干脆拒绝对其加以讨论，穆罕默德·真纳代表印度穆斯林联盟对艾德礼内阁表示，除非英国事先保证接受“巴基斯坦原则”，否则就不准备接受英国政府提出的任何方案。印度国大党为此与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彻底决裂。
与此同时，激进的穆斯林开始在印度各地挑起种族冲突。1946 年8月16日，穆斯林联盟宣布这一天为“直接行动日”。该联盟并没有解释“直接行动”的含义，结果在孟加拉省、尤其是印度最大城市加尔各答，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并很快升级为种族大仇杀。孟加拉省的穆斯林联盟秘书在“直接行动日”开始之前3天在《印度之星报》上发表了《直接行动日纲领》，声称“穆斯林必须记住，正是在莱麦丹月，《古兰经》得到昭示；正是在莱麦丹月，安拉批准了圣战；正是在莱麦丹月，313名穆斯林进行了与异教徒的第一次公开较量，并取得了胜利；又是在莱麦丹月，先知率领1万名穆斯林征服了麦加，并在阿拉伯建立了天国和伊斯兰国家。穆斯林联盟是幸运的，因为它在这个最神圣的月份发起了行动。” 在国大党同穆斯林联盟斗争最尖锐、种族关系最紧张的时刻，这个声明无疑是火上浇油。
8月16日，从早上7点起，穆斯林就在加尔各答东北的马尼克托拉区发动了骚乱，随后向其他地区蔓延。穆斯林使用砖头、匕首和枪同印度教徒展开混战，警察不得不使用催泪弹加以制止，最后还向暴乱的人群开了火。当天下午，50万穆斯林在加尔各答的一座广场上集会，全印穆斯林联盟委员、孟加拉首席部长纳兹穆丁发表了煽风点火的演说，称在骚乱中受伤的全是穆斯林，穆斯林“除了自卫反击以外已别无选择”。这番讲话掀起了新一轮的暴乱，许多穆斯林一离开会场就到处追杀印度教徒，还拦截并焚烧了一列火车，车上的人无论老少妇孺都没有幸免。在穆斯林狂暴的袭击下，城里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也参加了骚乱，狂怒的锡克人手持著名的弯刀，在穆斯林聚居区里展开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英印当局出动了4.5万军队，才把暴乱平息下来。加尔各答骚乱后清理出来的尸体为3500人，但被扔进河里和大海里的遇难者估计达 2万人。
8月24日，印度副王和总督韦维尔宣布根据此前的大选结果，将于9月2日成立由国大党组成的新一届英属印度责任内阁，这在孟买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穆斯林种族暴乱，接着蔓延到卡拉奇和阿迈达巴德。10月，1000多名穆斯林暴徒对孟加拉东部的印度教小村庄沙海姆发动了野蛮而凶暴的攻击，他们烧杀掠夺，强奸妇女，逼迫印度教徒吃神牛肉。这些暴行在比哈尔省和联合省激起反对穆斯林的报复行为，而这些行为又在旁遮普省引发了反报复……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一方面煽动和参与仇杀，一方面又互相指责对方是种族仇杀的策划者。国大党指责韦维尔总督支持穆斯林，穆斯林联盟则指责韦维尔“正在将穆斯林抛弃给狼”。更可怕的是，有迹象表明，各省地方政府、警察和印度军队也在分裂情绪的影响下开始出现瓦解和崩溃的迹象，一场大灾难即将来临。
缺少想象力和应变能力的韦维尔总督面对这样危急的局面感到束手无策，最后不得不由英王乔治六世亲自出面调解。他于1946年12月在白金汉宫召见了尼赫鲁和真纳，非常担忧地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好像除了内战以外别无选择。对此我们应该承担（平息冲突的）责任。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军队维持秩序。”
按照英国制订的时间表，印度将在1947年或1948年独立，因此韦维尔早就开始安排撤离印度的工作，以至在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英国文职人员中出现了人心涣散的现象，英国控制印度的权力机器正在迅速地疲惫下去。这种做法遭到英国内阁的反对，认为英国的过快撤离给国大党的强硬立场制造了后盾，使其在与穆斯林联盟的谈判中更加不愿让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巴基斯坦的诞生和印度的分裂，甚至还有内战。在这样的考虑下，英国内阁于1946年12月18日决定解除优柔寡断的韦维尔的总督职位，改由蒙巴顿接任。
在暗淡、寒冷的冬日，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里，艾德礼首相面色惨白，神清阴郁，身着一套质地低劣、布满皱纹的外套，向蒙巴顿宣布他将出任印度副王兼总督，主宰世界上五分之一生灵，并担负起使其最终走向独立的使命。这一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英国萧瑟、凄切的气氛。年迈的工党领袖选择风度翩翩的海军少将、英国国王的表兄弟，委任他亲手毁掉大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乍一看来，这一决定荒唐离奇，令人忍俊不禁。然而这一抉择颇具匠心，明智豁达。任命蒙巴顿的原因，一是他以思想自由和同情民族主义著称，在战争期间多次反对韦维尔关押甘地和尼赫鲁的举动，二是因为他出身高贵，既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又是现任英王的表弟，这使他无论在印度的政治圈还是社交圈里都能应付自如。第三，蒙巴顿与印度也有很深的渊源，他的婚礼就是在印度举行的，二战期间有100多万印度士兵在他的手下作战，他与印度军界和政界的民族领袖有很深的交情，在印度也享有很高的声望。最后，蒙巴顿才46岁，精力充沛，富有活力，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
最后一届印度总督、海军少将蒙巴顿
蒙巴顿不愿再度离开皇家海军，对重返印度出任政职感到很犹豫，他的母亲和妻子也不希望蒙巴顿接受这一高贵的头衔。维多利亚郡主已经84岁高龄，但是思维还很清晰，她认为，工党政府要蒙巴顿当“替罪羊”。印度问题没有好的答案。韦维尔子爵失败了，在他之前的林利斯哥总督（Marquessof Linlithgow）也失败了。不过，在同乔治六世商量之后，蒙巴顿最后还是发现自己别无选择。
为了设法拒绝印度副王的职位，蒙巴顿向艾德礼提出了接受任命的几个条件：第一，要给他一个英国撤离印度的最后期限，精确到某日，要不的话“真纳就将很高兴一直留在英国的保护之下，土邦王公也不希望英国人离开，国大党虽然希望英国人撤离，但是不想以分裂为代价，因此印度独立一事也许就会无限期拖延下来”。最后艾德礼向他保证，无论印度事态发展如何，英国最迟将于1948年6月底以前完全撤出。此外，蒙巴顿还要求亲自挑选自己的行政班子，为其提供一架四引擎专机，并要求把他的名字保留在皇家海军现役人员的名册上。蒙巴顿随后又提出，在他任职期间，他享有充分的权力和完全的自由，而无需向伦敦请示汇报，尤其不允许伦敦经常干预插手。这是过去历任印度副王从来不敢问津的、超出英王陛下政府的特殊权力。使蒙巴顿沮丧的是，艾德礼一口答应了这些要求。
1947年2月11日，蒙巴顿致信艾德礼，正式同意接任印度副王的职务。不言而喻，艾德礼政府确定了印度航船的终点，但究竟如何抵达大洋彼岸，则完全由蒙巴顿一人决定。
蒙巴顿方案（二）
坐落在新德里“红堡”旁边的印度副王宫殿现在是印度共和国的总统府。这是一座极其奢华的建筑，以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傲态度”（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这样评价）建造于乔治五世登基的次年，由建筑师卢蒂恩斯设计，历时20年方得建成。宫殿建筑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被称为 “印度的凡尔赛宫”。这座巍峨壮丽的御所耗资88万英镑，有350间壮丽的厅堂，是世上为一人享用而建造的最后一幢建筑物。在20世纪，只有饿殍遍野的印度能够建造、维修如此豪华雄伟的宫殿。
按照传统，1858年印度帝国成立后，英国驻印度的总督（Governor-General）加上了“副王”（Viceroy）的头衔。这个单词的词根来自法语roi，即国王，其妻子称“副王妃”（vicereine），来自法语“王后 ”（reine）。使用这种有别于英国其他殖民地总督的头衔，凸显印度帝国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由于印度总督被视为“国王兼大皇帝”（Rex et Imperator，1948年以前英王的头衔）神圣不可侵犯的化身，因此在印度帝国89年的历史里，接受这个荣耀职位的人里没有一位是平民，全都是贵族（韦维尔也是在被封为子爵以后才就任印度总督的）。印度副王的生活尊严华贵，玉食锦衣，举手投足都要兴师动众，宫中仅驱逐禽鸟的仆人就有50名之多，每年初夏，副王还要像帝王游幸一样带着上百名仆人以及成群的侍卫、副官、随员、王公、将军、外交使团，以及数不清的打着“副王殿下钦定供应商”招牌的珠宝商、成衣商、酒商，乘着金色和白色相间的御用专列，前往喜马拉雅山麓的清凉小城西姆拉避暑。25年前，与蒙巴顿一道来印度访问的威尔士亲王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亲眼目睹印度副王之前，我尚不清楚国王究竟如何生活。”
然而蒙巴顿尚未就任，就做出了许多打破传统的事。他要求在上任时与前任副王韦维尔举行会谈，以从他那里获得真实的、有价值的建议。此举令印度事务部大惊失色，因为正常的程序应该是前任副王乘坐的船只在新副王的御船靠岸的那一刻离开孟买码头返国。就像天无二日的道理一样，印度帝国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副王。如果蒙巴顿要与韦维尔会谈，则其中一个人必须是以私人身份露面。
蒙巴顿没有选择历代副王们传统的从海路经孟买“印度之门”上岸的到达方式。1947年3月22日，他乘坐由“兰开斯特”轰炸机改装的专机抵达新德里。韦维尔派出了乔治五世访问印度时坐过的镀金四轮马车将新副王夫妇接到总督宫殿。在总督宫的大厅里，蒙巴顿对韦维尔行了鞠躬礼，然后新旧两位副王站在那里，在摄影记者镁光灯的闪照下交谈片刻。这是两位截然不同的人物。蒙巴顿，这位功勋著的战斗英雄，全身焕发出自信心和生命力；韦维尔，这位独眼老兵，刚刚突然被解除职务，受到下属的拥戴。几小时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时乖命蹇，不幸在于组织撤退，避免遭到惨重损失。”
韦维尔挽着蒙巴顿的手臂，径直朝宫殿的柚木巨门走去，准备向新副王介绍宫殿的布局，以及他遗留下来的一堆棘手问题。韦维尔声调凄楚地哀叹道：“委任您接替我的职务，我对此感到非常难过。”
“为什么？”蒙巴顿神情惊讶地高声问道：“难道您认为我不能胜任此职？”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韦维尔解释说：“您要知道，我对您深怀好感，但是您所肩负的使命着实困难，难以完成。我劳心伤神，曾尝试过各种途径以解决问题，但至今仍无一线希望。我现在走投无路，面临绝境。”
随后，韦维尔慢悠悠地历述了他为结束危机所作的种种努力。之后他站起身来，走过去打开保险柜。保险柜内陈放两件物品，他将要移交给新任副王。一件物品放在铺有深色天鹅绒的木匣内，闪现出异样光彩。这是一枚镶嵌有宝石的印度之星勋位团团长勋章，是新任副王未来权力的象征，48小时后，蒙巴顿将佩戴在颈项上出席登基仪式。另一件物品是一卷命名为“疯人院行动”的档案材料。韦维尔一边长嘘短叹，一边把卷宗放在办公桌上：“文件之所以如此命名，因为这确实涉及一群疯子的问题。”他进一步解释说：“不幸的是，时至今日，我仍未有摆脱困境的其他办法。”
疯人院行动的内容很简单：从马德拉斯省和孟买省开始，一个省、一个省地撤离英国人，先撤妇女和小孩，再撤文官，然后再撤军队。英国人撤干净后，将狂乱的印度次大陆丢给4亿名互相砍杀的疯子。韦维尔的悲观令对印度局势早已有思想准备的蒙巴顿大吃一惊。“这是令人痛心的解决办法，但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韦维尔最后说道。
当新副王在一片凄怆气氛中接受职务时，埃德温娜在楼下戏剧性地揭开了副王妃的生活篇章。她步入卧室后，吩咐仆人给她从英国带来的两只爱犬“米赞”和“吉布”弄点食物来。她惊愕地看到，两位头裹缠巾的佣人迈着庄重的步子走进房间，每人手端银盘，银盒上的瓷碟内满盛刚刚切好的鸡胸脯肉。副王妃顿时惊奇不已，眉开眼笑，目不转睛地盯着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在战后食品极度匮乏、生活极度清苦的英国，如此美味的食品实属难得的上乘佳肴。她看了一眼欣喜若狂、乱蹦乱叫的小狗，然后向餐碟走去。
“把这个给我吧。”副王后说道。她夺过餐碟，疾步走进浴室，然后随手把门关上。在浴室内，这位即将以印度副王妃的尊严高贵身份为四万名宾客举行盛大华宴的女皇，坐在浴池的边上，狼吞虎咽地吃下为其爱犬准备的食物。
1947年,甘地与蒙巴顿夫妇合影
3 月24日，韦维尔离开印度后，蒙巴顿在新德里宣誓就任印度总督兼副王。维多利亚时代和莫卧儿王朝时代的庄严华丽礼仪结合在一起，显得更加壮观森严。宫殿中心，一排排印度陆军、海军和空军将士，伫立在通往御座大厅的高大的楼梯下面，等待向副王和副王后致敬军礼。他们手中的长矛在朝阳照耀下闪闪发光，副王卫队的骑士们，身着红黄色相间的紧身上衣和白色短裤，脚穿黑色长靴，在楼梯上组成欢迎队伍，一直排列至大厅的门口。御座大厅内，在白色大理石穹形屋顶下，印度各界社会名流齐集一堂，恭候副王驾到。他们当中有身着黑色长袍、头戴英国式卷曲假发、维护英国法律的最高法院法官；拥有无上权力的印度自愿民防队的高级官员；缎缠绸裹、披珠挂玉的各土邦王公；还有尼赫鲁及其国大党的同仁们，他们清一色地头戴白色橄榄形帽，象征独立战士的团结。
当副王一行步入大厅时，藏匿在圆形建筑物一隅的四名号角手演奏起旋律轻快的进行曲。随后，新任副王暨妻子穿过宝座大厅的拱门，顿时鼓乐齐鸣，号角嘹亮，摄影闪光灯噼啪作响，连成一片。路易斯·蒙巴顿和埃德温娜·蒙巴顿缓步向御座走去。蒙巴顿距宝座愈来愈近，此时此刻，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仿佛登上“凯利号”战舰，或者身处激战前夕。副王和副王妃神情庄重，举止威严，最后在宝座前停下脚步。宝座之上，一项绯红色天鹅绒华盖巍然耸立。
随后，最高法院院长走上前去，蒙巴顿高擎右手，宣誓就职印度副王。传统誓词宣读完毕后，聚集在宫殿庭院的轻骑炮兵鸣放礼炮。与此同时，在印度全国各地，隆隆炮声响彻云霄，与庆祝副王登基的31响礼炮声交织一起，此呼彼应。从喜马拉雅山到科摩林角，从波斯沙漠到缅甸丛林，在印度各地驻扎军队的地方，全体士兵排列成整齐的检阅方队，向新任副王举枪致意。边防军的狙击手们，各骑兵团的枪骑兵，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锡克、多格拉、贾特、帕坦和马德拉斯土著士兵，廓尔喀族雇佣兵，所有人都屏息凝神，这时隆隆的礼炮声响彻印度帝国上空，军乐队高奏起“上帝保佑吾皇”的乐曲。
按照习惯，副王在加冕就职的场合应该穿戴华丽，言语不多。然而蒙巴顿却一反惯例，向所有参加典礼的英国人和印度人发表了讲话。他说，“我所担任的不是一个常规的总督。英王陛下政府决定在1948年6月以前移交权力。因为必须制订出新的宪法、解决许多复杂的管理问题，因此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必须达成协议……我对我的任务的难度不抱任何幻想。我需要尽可能多的人的最大善意。我今天为印度请求这种善意。”
毫无疑问，蒙巴顿获得了印度各界领袖的好感。当然，这种好感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结束英国统治的决心，在更大程度上来自于蒙巴顿和夫人不同于以前那些印度副王的、与印度各界人士打交道的独特方式。埃德温娜不仅拥有极其完美的身材、非凡而令人倾倒的魅力，而且思想同丈夫一样自由、开放，没有任何种族、肤色或种姓偏见。她到印度之后，不仅在社交方面支持丈夫，而且更为直接地参与到印度的社会活动中去。在骚乱发生时，她以惊人的勇气出现在骚乱地区，并独自前往医院和避难所慰问。埃德温娜还访问医院、学校、机关和红十字中心，赢得了印度各界人士的信赖和敬爱。不过，由于她和尼赫鲁之间的来往过于亲密，两人的一些私人书信中还流露出爱意，因此引发了一些猜测。但是，两人都是万众瞩目的公众人物，就像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流亡美国的挪威王太子妃玛塔公主的关系一样，这种感情牵绵只是精神上的爱慕。
与此前的内阁使团一样，蒙巴顿到印度后就开始与各当派的政治领袖会谈。但是与内阁使团不同的是，他把会谈对象集中在真正的实权人物、比如尼赫鲁和真纳身上。他在会谈初期很少直奔主题，而是先从生活方面的细小事情着手，以消除对方心理上的障碍。他后来对这段时期的谈话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从来不让房间里（与我谈话的）超过一个人。我也不让他们待的时间超过一小时。如果没有谈完，我就说好吧，我们下次再谈吧。在最初几天，我和甘地、真纳以及其他人进行破冰式的谈话，谈他们的生活和早年岁月。我与他们建立了某种亲密关系，因此他们来了之后就不停地谈话……”
尽管蒙巴顿心里没有忘记尽力维护印度统一的知识，但是经过4天的分别谈话，蒙巴顿对印度各党派的立场已经有了清楚的了解。此外各地省督发来的种族骚乱的情况使他对维护印度的统一不能持乐观的态度。蒙巴顿不顾个人安危，在暴乱的最危急时刻访问了白沙瓦，清楚地认识到整个次大陆仍然处于一种很危险的动荡状态之中。尽管孟买和加尔各答的种族骚乱似乎比他来之前少了一些，比哈尔省和阿萨姆省的局势也稍有好转，但是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省仍然动荡，在联合省，离德里20公里远的地方都有骚乱发生。
穆罕默德·真纳此时已经身患晚期肺结核，自知来日无多，因此一定要在生前看到巴基斯坦梦想的实现。4月10日，他向蒙巴顿表示，他永远不会考虑任何使印度保持统一的权力移交方案，并要求蒙巴顿尽快制订出细节，将11个省中的5个（西北边境、旁遮普、信德、孟加拉、阿萨姆）划出来成立巴基斯坦国，否则的话就会爆发全面的内战。在这样的最后通牒下，蒙巴顿只能默认穆斯林联盟的巴基斯坦要求。
不过，蒙巴顿还没有完全放弃维护印度统一的希望。他所采取的策略就是，虽然接受成立巴基斯坦的要求，但也利用真纳本人“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实施暴政”的逻辑，坚决指出真纳所要的“大巴基斯坦”的不现实性。他要使真纳得到的是一个把印度教徒占多数的阿萨姆、东旁遮普、西孟加拉和加尔各答分割出去的“小巴基斯坦”，这是真纳所不愿意接受的、也是很多人认为行不通的。蒙巴顿希望通过给真纳一个“虫蛀的巴基斯坦”、“行不通的巴基斯坦”，来迫使他回到内阁使团方案的框架下，享有一个虽无其名但有其实的“大巴基斯坦”。他还不断向真纳描绘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印度所能实现的美好蓝图：4亿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民，维系在一个联合政府统治之下，凭借日益增强的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势力，将作为亚洲和东方最进步的独立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蒙巴顿还对真纳说，他还梦想像甘地建议的那样，由真纳担任中央政府总理，并由他领导一个包括5省在内的、享有完全自治权的“大巴基斯坦”，唯一的代价是接受小而虚弱的德里中央政府对国防、交通和外交事务的控制。真纳对此回答说，没有什么比看到这样的统一能带给他更大的快乐，但他要的还是完全独立的巴基斯坦。如果不能是大巴基斯坦，那么“虫蛀的巴基斯坦”也好。否则的话穆斯林将诉诸武力来寻求独立。
4月10日与真纳谈话之后，蒙巴顿知道印度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此时面对内战的威胁，国大党也修正了他们的态度，放弃了成立统一的印度的构想，转而同意让一个“虫蛀的巴基斯坦”独立。蒙巴顿的行政班子开始制订印巴分治计划，即《蒙巴顿方案》。5月13日，蒙巴顿将拟好的方案发给印度临时内阁讨论。蒙巴顿方案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印度次大陆独立之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权将移交给印度自治领。如果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希望单独建国，则可以建立一个单独的巴基斯坦自治领。在实施分治前，有关地区的各省（即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5个省）都需要就归属问题举行投票表决。孟加拉省和旁遮普省可以拆开后并入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可以作为整体分别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者作为独立的国家单独存在。信德省、西北边境省、英属俾路支斯坦和阿萨姆省锡尔赫特县也通过投票自行决定参加哪个自治领。蒙巴顿方案没有指定各土邦国的前途，而是让其自行决定。6月3日晚上7点，蒙巴顿在全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阐述了英国政府战后对印政策的一贯主张以及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分歧，然后带着遗憾的语气，全文宣读了《蒙巴顿方案》的内容。艾德礼首相在英国夏令时晚上9点也在英国广播公司宣读了方案全文。根据蒙巴顿方案的精神，印度制宪会议拟订了《印度独立法案》，将印巴分治的原则变成了法律。
虽然印巴分治方案被冠以蒙巴顿的名字，但实际上更应当被称为“甘地方案”，因为是甘地建议英国政府将对未来的选择权留给印度人民自己的，也是他告诉英国人，他们应该尽快离开印度并移交权利，最迟不超过1948年年底。甘地事后痛苦地向蒙巴顿承认，虽然国大党没有要求印度分治，但是（穆斯林）人民要求它，而国大党感受到了人民的意愿，“他们（国大党领袖们）作为国家的代表，不能违背公众的意愿，他们的权力来自人民。”甘地的这番讲话使后人不能把印巴分治及分治后的灾难归咎于艾德礼政府或蒙巴顿，因为艾德礼政府虽然力图让印度次大陆作为统一的国家独立，但最后也是因为顺应印度人的意愿而实行分治政策的。
1947年，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与蒙巴顿勋爵在边境问题上达成共识，同意了英国印巴分治的方案，英属印度自此变成两个国家。
左起分别为印度总理尼赫鲁，伊斯梅公爵，印度总督蒙巴顿以及日后的巴基斯坦第一任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这里必须再次说明的是，内阁使团方案也好，蒙巴顿方案也好，都不是由英国政府单方面炮制并指定强加于印度人民身上的方案，而是作为宗主国、在听取各方面政治意见后提出的、关于未来印度政治体制的仲裁意见。是否接受这些仲裁，则完全出自印度人自己的意见。内阁使团方案就是由于穆斯林联盟拒绝接受而破产的，国大党拒绝接受分治这种情况在理论上也是可能发生的（不过后果就是印度次大陆的全面内战，如果英国将统一的印度强加到穆斯林头上，后果也是一样）。一些“历史学家”一直声称蒙巴顿方案是为了给前殖民地“留下点隐患”，是“符合前宗主国利益的”，同时“还满足某些不甘退出殖民地的英国人以幸某种灾乐祸的快感”，事实上，如果英国不提出任何政治协调方案，并且不负责任地在几个月内完全撤出在印度的所有英国军队，将次大陆抛给互相敌视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以及其他众多政治力量，完全放任几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互相屠杀，倒是更能给殖民地留下隐患，也更能给“某些不甘心退出殖民地的英国人”带来“幸灾乐祸的快感”，以证明印度不能没有英国人的统治。
归根结底，那种“埋下隐患”的理论不过是政治狂热时代那种公式化的政治理论的孑遗，即“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无论做出什么事，都必然是反动的、别有用心的、耍阴谋诡计的，与此相反，“苏联老大哥”或者稍后“越南同志加兄弟”做的一切举动则必然是友好的、诚心诚意的、出于纯洁友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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