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名士，很容易想到风流倜傥，潇洒飘逸等，很多人竞相追求。
哲学之为哲学，要透过这些现象看本质，而不是浮于表象的效仿。
魏晋名士的行为源于思想，他们的思想是什么，又有何种价值？
魏晋名士之为名士，牟宗三有如下总结：
首先，名士要会清谈。清谈并不是随意闲聊，而是有一定的内容的，即谈老、庄、易三玄。清谈的方式也有一定，并不是以研究学问的态度、学究的方式谈，用当时的词语说，是以「谈言微中」的方式谈。「谈言微中」是指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说得很中肯、很漂亮。清谈还有一定的姿态，名士清谈时大多喜欢执一秉尘尾（拂尘），这是讲究美的姿态与情调。由姿态还引申为后来所谓言谈吐属的高雅与否。言谈无味、面目可憎是名士所不能忍受的，因此他们也讲究美姿容，就是讲究美。清谈的内容、方式与谈时的姿态能合此标准、才能算是名士。
牟先生从其内容、形式以及仪容三个角度指出名士的特点。这些依然是外在的，我们要追究的是其清谈的内容。
说到清谈，陈寅恪有比较好的梳理（详见其《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导致知识分子由原来议论朝廷任用官员的当否（即清议）转向抽象玄理的讨论。清谈起于郭泰，《后汉书·郭泰传》云：“林宗（郭泰）虽善人伦，而不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阮籍也是这样的人物，《魏氏春秋》：“籍口不论人过，而自然高迈。”即使是多疑的司马昭也对他评价很好：“天下之至慎，其为阮嗣宗乎？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晋书·家诫》）阮籍虽然做官，但只是“禄仕”。《魏氏春秋》载：“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这确实是名士风范，清谈的圆熟也成于阮籍。
因党锢之祸转而为清谈，这是全身保命的表现，也实属知识分子之不得已而为之（个别天性如此者可能无无奈之情，这只是猜测，无证据）。
名士在口不论人过之外，还坚持谈玄，即老、庄、易。这三者虽然有一定的关联，但《易》有儒家思想，老庄是道家，二者必然有冲突，名士们谈之，总得有个说法，不能只是条分缕析的各自谈，而不谈彼此的关联，这就出现会通问题。
这个会通还有政治上的机缘。名士之为名士，一般是道家形象，不拘礼节崇尚自然，嵇康刘伶等的行为大家很熟悉，他们远离官场，比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很多人看得很过瘾。这只是事实的一半，另一半是一些名士也入朝为官，比如山涛，王戎，王衍等。一边享受着官员的功名利禄，一方面显示着名士的清高自然，但毕竟矛盾，这就需要“会通”为一，才能合理解释其行为。
袁宏《后汉书》云：“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这是在说，我们入朝为官也是取法自然，这就完美的弥合了名教与自然的相悖。
名教为何？
这里面有一个显现过程。魏晋名士崇尚老庄，其典籍中有名教形成的概念。《老子》有言：“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始制有名。”王弼注云：“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庄子·天下篇》：“春秋以道名分。”如是名教指向儒家。这里面还需说一下，何以言名教，而不说儒家？
牟先生在《圆善论》中言：“凡能启发人之理性，使人运用其理性从事于道德的实践，或解脱的实践，或纯净化或圣洁化其生命的实践，以达至最高理想之境者为教。”不能把这个教与宗教的教混同在一起。
政治人物会通了儒道，其中很著名的还有“将无同”。这三个字的解释很多，陈寅恪说“将无”只是助词，“同”才是实意。也有的说，“用无来同。”还有的说，“没有什么不同。”但大体的内在意蕴是一致的。
后来玄学家王弼又提出迹本论。
圣人体现无，但又不说，那么如何体现呢？圣人就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体现无，而并不是到深山中或闭门索居地体现。但每天的日常生活不是「有」吗？「无」在那里呢？无就在其中，道就在其中。用当时的名词来表示，现实的日常生活是「迹」，而无是「本」，这就是「迹本论」。
这似乎很好的会通了儒道，至少打开了二者的壁垒，彼此可以交流，有共通处。
但问题是，玄学家是以“无”为本的，他们把儒家的本也“无”化，这在无形中就把儒家的努力与奋斗轻飘化了。儒家是以“仁”为本的，极言创造，即由仁体而发的创造，但道家之“无”是无为，是静观万物独化。这是不同的境界，不能用一个无，就把儒家的创造敉平。
当然，道家也是一种玄智，其无的功夫还包括不禁性塞源，这种退一步而海阔天空的境界同样重要，而且这个无的重要还表现在无有相玄的丰富性上，只有“有”，那就有得局限与逼仄，这是破解极端儒家行为的大智慧。
政治化的玄学家的清谈，因为其重玄思，很容易变成空谈，做政治怎么能虚空呢？清谈误国就成为必然。人家嵇康立场坚定，坚决不为官，虽然惨遭杀戮，但保存了名节。误国的玄学家的代表是王衍，《世说新语》：“夷甫（王衍）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他自己也意识到问题：“夷甫将为石勒所杀，谓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
思想家就是思想家，不要一方面做学问，一方面又想享受官员的尊贵。由此想到佛陀，当佛学广为传播的时候，有弟子就希望佛陀做王，佛陀坚决否定；圣雄甘地在国大党赶走了英国殖民者后，希望国大党立即解散。这些智者的行径在彰显思想的价值，只要思想本身有价值，就让它深刻的影响世界吧，不要卷入政治的事务中，尤不能以谈玄的方式做政治。管仲无疑是政治家，也只是政治家，不能成为圣人，因为其道德人格不够完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但毕竟是协助桓公称霸诸侯，要比玄学政治高明得多。
魏晋玄学的价值在于会通孔老，前文已经指出这种会通的仅有之价值在于不再非此即彼。不能轻飘的一个“无”字就消弭各自的内涵。这是在说王弼等具有学人性质的玄学家，有其贡献，而不像竹林七贤只是放任自己，以行为对抗政治的黑暗，学术上无甚建树；更不要谈那些从政的玄学名士，更不值得一提。
不过，玄学学者的价值不能无限缩小以至于无，正如牟先生在《才性与玄理》结尾处所言：“无健康之道德意识，无客观而积极之政治理想，则寄托其浮萍之余生于玄理以稍放异彩于阴教，似亦势之必然也。悲哉魏晋人之聪明，而亦美哉乎魏晋人之聪明!知识分子欲保障其生命与存在，舍以健康之道德意识与积极而客观之政治理想，为其“理性存在”而奋斗，盖别无他途焉。”
（2018年中哲讨论随想之五）（201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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