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吕氏春秋》中有一段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我国谏官制度的起源非常久远，在商汤时期，已经设有专门的“司过之士”。所谓“司过”，即负责纠察过错，联系这句话的下文来看，纠察的主要对象还是君主，而非群臣。

古代贤明的君主，知道但凡是人，就不可能完全避免犯错，即便是一国之君也不例外，所以需要有人来提醒和规劝自己的过错。“司过之士”，已经是古代谏官的雏形，自秦汉以后，才逐渐形成正式的谏官制度，设置专门的机构和官职。到清朝时，谏官制度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

清代谏官制度大体上沿袭明制，清初设有都察院和六科两套班子，都察院及其下属十五道监察御史分管中央和地方，六科给事中则分别监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雍正初，雍正皇帝实行机构改革，裁汰冗员，将六科并入都察院，两班人马挂一个牌子，实现对中央和地方监察的全覆盖。由于六科给事中通称科员，十五道监察御史通称道员，所以在明清两朝，“科道”也作为谏官的代名词使用。

从机构设置上看，都察院是朝廷内设的独立监督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没有职权上的交叉，故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利益关系对谏官的监察职能形成掣肘。另外，由于谏官是个比较得罪人的差事，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都察院的监察作用，清廷还采取了以下措施，来保障科道官充分履行其职权。

第一是言者无罪权。前面我们说到，谏官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人无法完全避免犯错。谏官也是人，也会有说错话的时候，如果因为说错话而被处罚，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真正直言敢谏的言官被淘汰，留下一帮溜须拍马的逢迎之徒，既违背了谏官制度设立的初衷，也失去了监察机构存在的意义。

第二是风闻言事权。《清史稿·职官志》记载：“（清）初沿明制，设都察院。天聪十年，……定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监察御史许风闻言事。给事中同。”

所谓的“风闻言事”，就是允许谏官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以上奏纠参。无论是什么小道消息、街头巷闻、花边八卦，如果谏官本人认为有必要奏达天听，都可以大胆进言，即便最终证明传闻不实，谏官也不应为此受到处分。这一制度，极大地扩展了言官监察能力的边界。虽然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存在部分官员滥用风闻言事权，挟私打击政治对手的情况，但若无这一制度保障，言路必将受到阻遏，官场的许多阴暗面，也失去了曝白于日光之下的机会。

另外，古代官员想要升迁，最关键的是要得到皇帝的赏识。对京中那些品秩比较低的科道官而言，平常基本没有觐见皇帝的资格，那么上奏言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向皇帝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这也鼓励谏官多写奏折，多向朝廷揭发官场上存在的问题。

二、

有着包括且不限于以上的制度保障，理论上而言，清代的谏官在工作上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尽管谏官制度自身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但其监督纠察的效果，却未必一直在提升，甚至还有倒退的现象。其根源在于，我国古代社会运行的基础为宗法制下的封建君主专制。文件规定写得再好，关键在于落实，而在权大于法的家天下社会中，制度能否得到有效执行，很依赖于皇帝个人的性格和能力特点。

在清朝雍乾两代，统治者出于某些个人的政治目的，大兴文狱，极力打压知识分子，使得莫谈国事的风气在文人士大夫阶层萌芽，许多知识分子选择自屏于政治之外，开始纯粹为了学术而学术。这也是那个时期主张注重考据，谈古而不论今的“乾嘉学派”得以兴起的原因。

大批真知识分子都被逼得回家搞学术，研究古文古代史去了，给了许多伪知识分子钻营取巧，窃居高位的机会，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劣币驱逐良币。我们前面提到的道光朝首揆曹振镛，就是这样一个伪知识分子。这倒不是说曹振镛的文化水平不行，而是他当大清宰相时所起的作用，是阻遏谏官的言路，为了谋求一时的稳定，而妨碍了国家长远的进步和发展。龚自珍笔下那句“万马齐喑究可哀”，正是对曹振镛当国时期士大夫阶层集体噤声现象的真实写照。

曹振镛之所以能被重用，是因为他的政治理念得到了道光皇帝的高度认同，道光十五年（1835年）曹振镛殁后得谥“文正”，便是很好的证明。所以也就不奇怪，大家盼走了曹振镛，又迎来了穆彰阿，而穆彰阿将曹振镛这套政治艺术更加发扬光大。曹振镛止于打压新进，排挤同僚，尚未如何党援，穆彰阿则是结党的高手。《清史稿·穆彰阿传》记载：

“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覆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自古以来君主最忌臣下私自结党，穆彰阿的高明之处在于很会隐藏自己，以致道光根本不知道有“穆党”的存在，所以穆彰阿终朝得以宠眷不衰。由于穆彰阿党羽众多，使得他在掌控朝政方面有着比曹振镛更大的能量。清人笔记《奴才小史》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有顺德罗惇衍、泾阳张芾、云南何桂清三位年轻人同时登第，考入翰林。其中张芾与何桂清两人很懂官场规矩，立马依附于穆彰阿门下，只有罗惇衍坚持原则，不肯一同趋炎附势。

两年之后翰林院散馆，罗、张、何三人又一同参加考差，并且也一起得到了外放为主考或学政的机会。张、何二人自然是第一时间跑到穆彰阿处拜谢，而罗惇衍却去拜见了另一位大学士潘世恩。潘世恩见到罗惇衍，第一句便问，你是否有去谢过穆中堂？罗惇衍回答说没有。潘世恩听后大惊失色，说你不拜见穆相，却先来见我，这份学政的差事恐怕要吹了。

罗惇衍那时刚20岁出头，正是年轻气盛的年纪，况且清朝立国以来，从未有过已下令放差又收回成命的，所以他偏不信这个邪，坚决不去拜见穆彰阿。结果第二天就传下谕旨：“罗惇衍年纪太轻，未可胜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取消了罗惇衍的外放资格。《清史稿·罗惇衍传》中也提到：“十七年，督四川学政，召对，上以惇衍年少，语多土音，留不遣。”但实际上，张芾与何桂清两人的年龄比罗惇衍还小，所谓年纪太轻，明显是欲加之罪，而语多土音，更是鸡蛋里挑骨头。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其实是穆彰阿利用职权，对不肯依附他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道光皇帝共在位三十年，曹振镛支配了上半场，穆彰阿主宰了下半场。这三十年间，曹振镛和穆彰阿就像先后两盖遮天蔽日的乌云，共同营造了清王朝将遇暴风雨前最为寂静，也最为黑暗的时代。也正是在这样浓重的黑暗中，有一道尝试刺破云层的光束，尽管微弱和短暂，却依然显得灿烂耀眼。

三、

王鼎，字定九，陕西蒲城人。道光五年（1825年），授军机大臣；道光十八年（1837年），拜东阁大学士，其资历仅次于武英殿大学士潘世恩，地位仅次于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潘世恩性格柔懦，是个不怎么管事的太平宰相，平常也不得罪人，所以一生历经四朝，始终屹立不倒。而王鼎则不一样，他打从步入官场的第一天，就对朝廷中的夤缘攀附表示出强烈的不屑，对自己处事原则的立场非常坚定，从不随波逐流，与前面提到的罗惇衍相比尚有过之。

《清史稿·王鼎传》记载，王鼎年轻时，到京城参加会试。当时在朝的东阁大学士叫做王杰，与王鼎是同族。王杰见这个年轻人有才气，和自己也算远亲，便主动抛出橄榄枝，希望将他延揽到自己门下。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能得到这样一位宰辅级别的贵人垂青，是全天下士子梦寐以求的机遇，攀上了这层关系，未来仕途上不知道能少走多少弯路。但王鼎就是一根筋，坚持自己绝不结党的原则，一口把王杰给回绝了。

幸运的是，王杰不像后来的穆彰阿那样小肚鸡肠，遭到王鼎拒绝后，不以为忤，反而嘉许王鼎说：“观子品概，他日名位必继吾后。”结果此言一语成谶。不过，王鼎清操绝俗的个性，也确实让他在仕途上比同辈人走得更加艰辛。王鼎自嘉庆元年（1796年）登第，在官场摸爬滚打了近廿载，直到嘉庆十九年（1814年），才终于走到卿贰的位置，出任工部侍郎。嘉庆在任命王鼎时，还用略带心疼的口气对他说：“朕向不知汝，亦无人保荐。因阅大考考差文字，知汝学问。屡次召见奏对，知汝品行。汝是朕特达之知。”满朝卿相，恐怕只有王鼎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靠关系，完全是凭借自身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来的。

王鼎的前半生无疑是幸运的。在那个时代，官场风气因循疲玩，但王鼎不肯阿附权贵的性格，还没有被当作异类而受打压。在位的嘉庆皇帝，也还能留意到这种不懂包装自己，只会埋头苦干，但确实有能力的人。如果王鼎是在道光朝出仕，遇上另一班君臣，恐怕此生绝无出头的机会。

了解王鼎的品性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与穆彰阿二人水火不容。王鼎作为道光朝硕果仅存的几位有见识的重臣之一，对穆彰阿的结党营私和钳制言论深恶痛绝，故一直与穆不协。他也是在当时舆论压制下，少数还敢侃侃力争，直言君过的大臣。

不过可惜，王鼎素来不结党援，虽然他与穆彰阿同居宰辅，也同列军机，但孤军奋战，始终无法与门生遍布的穆彰阿相抗衡。穆彰阿善于揣摩上意，又有满朝穆党配合他尽力表演，自然受到道光的深度信任。而王鼎讲话直来直去，说的内容又不合道光心意，导致每次御前辩论总是吃亏。由于王鼎的资历和地位摆在那里，道光皇帝也不好直接去斥责他，所以长期以敷衍的态度来搪塞王鼎的谏言。要是换做其他人，时间长了，可能也会渐渐闭上嘴巴，来保全自己的名禄。但王鼎恰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脾气，万般无奈之下，最终选择了历史上谏官所采用过最极端的手段，杀身成仁，以死谏君。《王鼎传》续载：

“自禁烟事起，英吉利兵犯沿海，鼎力主战。至和议将成，林则徐以罪谴，鼎愤甚，还朝争之力，宣宗慰劳之，命休沐养疴。越数日，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军机章京陈孚恩，穆彰阿党也。灭其疏，别具以闻。上疑其卒暴，命取原瑽不得，於是优诏悯惜，赠太保，谥文恪，祀贤良祠。”

四、

历史上扬言要尸谏的忠臣不少，其中大多数也确实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但最后真正做到了的，却也屈指可数。在清朝，出现过两次大臣尸谏，且均为汉人，一位是这里提到的王鼎，另一位是同光年间的吴可读。吴可读的故事我们留待以后再展开讨论，此处不赘。

王鼎尸谏的故事，除了《清史稿》的官方记载外，还有许多掌故笔记，如《郎潜纪闻》《庸庵笔记》《异辞录》等都对此事有所提及。在不同版本的故事中，对事件细节的描述略有差异，但王鼎自尽的原因，大体上是一致的：其根源在于王鼎反对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向英国人屈辱求和，而导火索则是王鼎力争撤销对林则徐的流放的过程中，道光一直所采取的不理睬态度。

鸦片战争，英国人称之为“通商战争”，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战争的目的进行了美化，掩盖其对华倾销鸦片大发横财的丑恶企图。鸦片流毒对近代国人贻害之深，实在罄竹难书，在道光中叶时，部分有识之士便提出了禁烟的主张，其中以林则徐的反对声最为激烈，上疏道光称：“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

一开始，道光非常认同林则徐的观点，命他为钦差大臣驰赴广东禁烟，历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就是发生在此时。英商利益受损，那号称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英国人，却动用了野蛮的武力相威胁。战端未启，朝廷中已经分成了战和两派，主战派以林则徐、王鼎等为代表，主和派则以穆彰阿、琦善等为代表。

清朝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已经使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交流中断了太久，就连清廷中比较有见识，且在一线作战的林则徐，都还以为洋人的膝盖不能弯曲，遑论其他人。在信息不完备，对外部的世界不了解的情况下，道光帝只能不断在战和两端游移。道光最初支持主战派，但随着英舰沿海岸线北上，可能威胁到京畿安全时，道光的态度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迅速倒向了主和一派。

站在道光的立场上看，敌人的力量是未知的，这场国运之战他输不起，所以不敢赌。战争的结果，是清廷付出割地赔款、开放五口通商为代价，与英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更为令人齿冷的是，在此国难当头之时，琦善和穆彰阿等人为打击政敌，向道光进谗说这场战争乃因林则徐禁烟而起，非严惩林则徐不足以平英人之愤。在穆的怂恿下，道光竟将林则徐革职，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被革职到正式前往新疆期间，发生了两段小插曲。一是林则徐在西安与家人告别之时，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其中两句直至今日仍被许多爱国忧民的人士经常引用。第二则是在这之前，林则徐还以戴罪之身，参与了一项临时性任务。当时适逢河南开封黄河决口，水灾泛滥，受命主持治理水灾的正是王鼎。王鼎听闻林则徐被发往新疆，便上疏请求让熟悉河工的林则徐前往帮办，这是林王二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集。

王鼎对林则徐神交已久，钦佩他的见识与魄力，此次让林则徐襄助治水，本意是想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所以王鼎主动提出，等事成回京之后，必定向道光皇帝大力保荐，让林则徐可以继续为国家效力。要知道，王鼎生平不喜结党，无论出于公心还是私情，从不请托于人，也未曾受过别人请托，这次愿意保荐林则徐，完全是出于大义而打破了原则，这份承诺的分量可谓重逾千钧。但没成想道光就是铁了心不用林则徐，在大堤竣工之后，依然命令将其发往新疆。

为了兑现自己许下的承诺，王鼎回北京后，一有机会就跑到道光皇帝面前表扬林则徐，希望朝廷早日把他召回，委以重任。但道光每次都把这些话当成耳边风，避而不谈。王鼎见道光这边说不动，又跑去撕事情的始作俑者穆彰阿，一见到就对他大声叱骂；两人同时被召见时，王鼎还敢在道光面前痛骂穆彰阿，斥其为秦桧、严嵩。但穆彰阿不愧是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知道这种时候和王鼎争辩没有好处，要么笑而避之，要么沉默不言，反而在道光面前映衬出王鼎无理取闹的形象。道光也只好帮着打圆场，笑着对王鼎说：“卿醉矣！”让太监把他扶（抬）了出去。

第二天，王鼎再次在殿前苦劝道光，不可任用奸佞，并早日召回林则徐。这许多天以来，道光皇帝对这些话早已听得耳朵起茧，但也算给足了王鼎面子，没有让他难堪，不料王鼎如此顽固，还在不依不饶地给林则徐申辩。道光大怒拂衣而起，任由这个70多岁的老臣跪在地上牵着他的衣袖求情，仍以冷面对待。当天晚上，无计可施的王鼎回到家中，悬梁自缢。临终前，王鼎在怀中留下一份遗疏，以生命为代价向穆彰阿发动了最后一击。

五、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王鼎是凛凛君子，大清正色立朝的宰辅，为求仁本不畏死，但关键是如何让自己死得更有价值。

在三十年前的林清事变中，天理教徒突进内城时，当时还作为皇子的道光帝以一人之力，在养心殿外举枪射击，力却众敌，大有古时候皇帝出巡，储君监国之风，何等勇猛无畏。嘉庆在事后封绵宁为“智亲王”并秘密立为太子，最看重的其实还不是他的智慧，而是他所展现出来的一夫当关的勇气。因为在那个社会风气逐渐沉沦，官场因循怠玩的时代，嘉庆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坚定的改革者，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来领导大清进行一场变革，从泥足深陷的境况中抽身。那时候嘉庆看着年轻的绵宁，就在他身上发现了这种自己所不具备的素质。

然而在三十年之后，道光的表现恐怕会让自己的父皇大失所望。多年的帝王生涯，磨平了道光身上的棱角，君臣上下互相配合粉饰太平，把道光变成了一个畏畏缩缩的油腻中年人，就像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逃避自己不敢面对的现实，王鼎的谏言便是其中之一。王鼎无奈以死谏君，则是想制造一场官场大地震，把还沉浸在温暖沙丘中的道光给震醒。

按照王鼎最初的设想，以他大清宰辅的身份，等尸谏的消息一传开，必然引发朝野的滔天舆论。届时道光皇帝便无法再回避他的谏言，无论是对五口通商和议，还是对林则徐的处分，都会给全天下一个交代。然而，王鼎还是低估了穆彰阿在朝廷中的能量。由于王鼎自缢之后，无法再干预后续事态的发展，结果剧情没按着他的剧本来演，他的舍命一击，被穆彰阿硬生生掩盖了下来，并消弭于无形。这起事件中有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张芾，另一位是后来继续搅动晚清政局风云的人物——陈孚恩。这两人在当时都是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备受其宠信。

按照清朝皇帝的工作日程安排，每天都必须要召见臣工，在军机处成为定制之后，每天召见的第一批必是军机大臣，因为军机处的事务最为紧要，因此要放在最前面处理。皇帝召见军机大臣的时间大概在辰时，因此军机大臣一般在天亮前就要抵达军机处，做好进见皇帝的准备。

陈孚恩当时为军机章京，即在军机处的普通办事职员。在王鼎自缢那天，陈孚恩见所有军机大臣中只有王鼎未到，联想起前一天王鼎刚在大殿上苦谏道光，陈孚恩猜想必有变故，连忙赶到王鼎家中。陈孚恩进门后，发现王鼎家人乱作一团，他的尸体还未解下。陈孚恩命其家人解下王鼎尸体后，在他衣带中找到了那封弹劾穆彰阿的遗疏。据《庸庵笔记》记载，陈孚恩得此疏后反应非常迅速，拉着王鼎的儿子王沆与他分析利弊：

“上方怒甚，不愿再闻此言，若奏之则尊公恤典也不可得，而子亦终身废弃。子而犹欲仕于朝也，不如屏此疏勿奏，且可为尊公邀优旨，子其图之。”

此时穆彰阿的另一位门生张芾亦登门造访，张芾是王鼎的陕西老乡，与陈孚恩一起劝王沆将其父遗疏销毁。王沆抵挡不住二人的威逼利诱，答应让陈孚恩另写一封遗疏，说王鼎因急病而死。

“孚恩代为改草遗疏，以暴疾闻。上震悼，命成郡王奠茶酒，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孙三人皆俟及岁时带领引见，饰终之礼隆焉。”

掩盖遗疏的结果，对王鼎家族而言，是王鼎本人得到了优厚的身后恤典，并且荫及子孙，光耀了门楣；对穆彰阿而言，是虚惊一场，躲过了一劫；对陈孚恩而言，完成了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政治投机，有了对穆相的“救命之恩”，往后的仕途一帆风顺，迎来了其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小高潮。

但对王鼎本人来说，他为唤醒闭目塞听的道光，为坚守自己的理想，舍弃生命所写下的这出悲剧剧本，竟被自己的仇敌和至亲一起导成了一出大团圆喜剧，清朝君臣仍在这一团和气中继续沉沦。王鼎若能泉下有知，必为虎父有此犬子而不得瞑目。

六、

在所有版本的故事中，道光皇帝都是被欺瞒、被蒙骗的那个人，因为穆彰阿和陈孚恩等人毁灭了证据，加上王鼎亲儿子的配合表演，才相信了王鼎真的是因病而亡。但细思之下，道光在整起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并没有史料所记载的那么无辜。

尽管陈孚恩在案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迅速掩埋了证据，但当时亲见其事者不少，事件的一些细节被传了出来，因此直至今天我们仍能在许多清人笔记上看到关于这件事的记录。就连那时远在新疆的林则徐，都耳闻了王鼎自缢的事件，而近在紫禁城的道光皇帝，难道会对此一无所知？面对疑点重重的大学士之死，道光好像也没花心思去稍微了解一下，就匆忙给王鼎安排了后事，难道内心中也未曾有过一丝疑问？

虽然我们前面说道光志大才疏，不能体察下情，的确可能被穆彰阿所蒙蔽，但此事从逻辑上看却显得不太合理。《庸庵笔记》续载：

“蒲城薨未几而林公召还，复为陕甘巡抚。世俗皆言蒲城薨后，宣庙常闻空中呼林公姓名，故不久赐还。此说虽未尽然，然亦足见人心所归仰云。”

当时民间传说王鼎自缢后，道光出现了幻听症状，经常听见半空中有人喊林则徐的名字。幻听一说乃无稽之谈，不过道光召还林则徐却是事实。王鼎尸谏三年后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林则徐先被召回京师，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不久后重新起用为陕甘总督。穆彰阿与林则徐是死对头，直到咸丰初年，穆彰阿还在不遗余力地排挤林则徐，因此召还林则徐不可能是穆彰阿所促成，而是道光自己做出的决定。

当年道光罪责林则徐的态度很坚决，不管是不是立了大功，有没有大臣保举，该流放还是流放，丝毫不为所动。但没想到道光打人的板子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林则徐才被遣戍了三年就被召回，且一复出就出任封疆，这波操作可能连穆彰阿也没看懂。道光决定召回林则徐时，是否想起了三年前据理力争，不惜以死相谏的旧臣？我想答案大概率是肯定的。

道光放任穆彰阿、陈孚恩一党掩盖事实真相，对王鼎尸谏采取冷处理做法的原因，我们也不难猜测。王鼎虽然不结党，没什么朋友，但他在官场上口碑很好，人人都承认他是个忠臣。什么情况会逼得一个忠臣走投无路，要用自尽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舍生取义？那肯定是碰上了一个昏庸无能的君主。要知道，明朝时的海瑞提前买好棺材，准备尸谏嘉靖皇帝，到最后也没真的死掉。道光若承认王鼎尸谏，无异于打自己的脸，让自己背负恶名的同时，还有后续的一堆烂摊子等着收拾。所以道光还是一如既往地祭出他的拖字诀，把自己无法应对的事情尽量往后拖延。

而道光之所以听不进王鼎生前的劝谏，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比较小心眼，导致王鼎的卖力帮衬，反而给林则徐帮了倒忙。《清史稿》对王鼎的评语，是“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一个仕宦数十年从不求人也不帮人的高官，突然间跑到皇帝面前大力举荐林则徐，而且还似乎变成了日常工作，每次觐见都拿出来说，道光心里开始犯嘀咕，这俩人是不是私底下有什么勾结。

古代统治者最忌手下官员结党，尤其是宰相与疆臣间的内外勾结，对皇权的威胁更大，所以道光不仅不肯赦免林则徐，而且还要把他发配到最远的地方，尽量隔开两人。等到后来王鼎自戕，以及看到林则徐戍守新疆时依然忧国奉公的表现，道光才想明白了王鼎当年的苦心。嘉庆当年对道光有很高的期许，可直到最后，他甚至还没有像父亲那样提笔写下罪己诏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