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六月，一因“北狩”热河时车马劳顿，二因军情不断的宵旰辛劳，三因逃避现实而纵情声色，时年31岁的咸丰皇帝，终于病倒在了承德避暑山庄。

因为自知即将一病不起，所以比起自己的病情，咸丰更在意的是如何安排自己宾天后的大计，即让唯一的皇子载淳顺利继承大统。

若赖神明庇佑，载淳能像清圣祖康熙一般英明神武，平内乱拒外侮，力挽狂澜，开创大清的中兴盛世，那是最好不过。但若不幸大权旁落，丢掉了祖宗基业，那咸丰在九泉之下，便再也无颜面对大清的列祖列宗了。

诚然，大清江山的命数，就像咸丰的病一样，终究归于天命，但人事不尽，则愧对后人。幼主登基，按清朝祖制，是要指定顾命大臣。

顾命大臣的人选，咸丰心中已有大概，但难题在于，咸丰不知道该对自己的亲弟弟——恭亲王奕訢，作何处置。

奕訢既亲且贵，能力出众，且因促成与英法联军和局一事，深孚众望。于情于理，奕訢都应受顾命之任。

只是咸丰没有忘记，当年他们的阿玛道光皇帝，曾经动过传位给奕訢的心思。且自木兰秋狝以来，行在经常传出流言，说奕訢想谋反，咸丰不得不防着这位六弟。万一他忍不住诱惑，当了篡位的朱棣，自己留下的孀妻稚子该怎么办？

当然，对于与恭王对立的肃顺一党，咸丰也未尝没有戒心。肃顺现在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态度，但谁也难保自己死后，肃顺不会当揽权的王莽。只是跟奕訢比起来，肃顺的威胁要小得多——或许咸丰还想起了当年康熙诛杀奸臣鳌拜的故事，若肃顺真敢把持国政，那等载淳长大以后，再慢慢料理他不迟。

据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的记载，在七月十五日，咸丰病情突然加重，遂至弥留。

“忽晕厥，嘱内中诸侍臣缓散值；至晚苏转，始定大计。十六日子初三刻，神情清楚，乃再召见御前诸臣，遂传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兹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杜翰、匡源、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咸丰趁着自己回光返照的时刻，拼着最后一口气安排了后事。最终“顾命八大臣”的名单，既在情理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正如许多人事前猜测的，咸丰的的确确直到临死，都没放下对恭亲王奕訢的猜疑。

二、

这是咸丰多番权衡之下所能作出的最好安排。有“顾命八大臣”在，奕訢断不可能咸鱼翻身，相信刚刚握得大权的肃顺一党，也是这般心思。

不过，无论是咸丰还是肃党，都太过把注意力集中在恭亲王一人身上，以致忽略了一直在身边潜伏着的一个重大隐患，即载淳的生母，马上要晋升为慈禧皇太后的懿贵妃。

对懿贵妃的轻视，其实也属人之常情。在身边的人看来，懿贵妃不过是一位深居后宫，脾气有点暴躁的贵妇人，从未显露过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才能，因此“顾命八大臣”不把她当作对手，不能说是大意。

但偏偏就是这位不显山不露水的慈禧，在咸丰死后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充当了关键人物，甚至引发了晚清以来第一场宫廷剧震，史称“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

慈禧后来临朝称制，垂帘听政40余年，辛酉政变即为政坛练手的初出茅庐第一仗。这一场政变的结果，彻底推翻了咸丰生前的政治布局，也深远地影响了之后的晚清政局乃至近代整个中国的命运。

三、

说起来，懿贵妃对肃顺一党的不满，早有伏笔。

“初，诏谒陵出都，实辟夷兵，而讳其行，行日之期，犹有诏言：‘君死社稷。’独肃顺先具行装，备路赍。自都启行，供张无办，后妃不得食，惟以豆乳充饭，而肃顺有食担，供御酒肉。后御食有膳房，外臣不敢私进，孝贞、孝钦两后不知其由，以此切齿于肃顺。”

肃顺身为内务府大臣，在咸丰热河逃难之时，行程准备打点工作，都是是肃顺一手操办的。但由于临行匆忙，肃顺安排不周，让咸丰的后妃们饿了肚子，连皇后都得喝豆浆充饥。但肃顺自己，却是大鱼大肉，这引起了后来的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的嫉恨。

上面这则故事，是肃顺的幕僚王闿运讲的。王闿运还给肃顺找了个理由，说是因为外臣不能私进后宫膳房。另外，站在恭亲王这边的李慈铭，也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上在木兰，政一出怡、郑二邸及肃顺，行宫有所修乐，皆命肃顺监之。三人皆便冠服，出入无禁，寝宫亦著籍，嫔御弗避。上有宣索，三人辄先意进奉。而抑制宫眷，供应极薄，中宫上食，不过一羹一胾一器而已，贵妃以下，月给膳钱五千。”

肃顺后来的下场告诉我们，克扣女人的零食和工资，不让她们随心所欲地吃吃吃和买买买，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

上面是句玩笑话。慈禧或许因吃饭问题和肃顺结怨，但也不至于因此要杀了他。其实，慈禧之所以迫切想要除去“顾命八大臣”，归根结底，还是权力分配不匀的问题。

咸丰驾崩后，肃顺等八人奉旨“赞襄一切政务”，自然想“拿着鸡毛当令箭”，统揽所有政权，完全架空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如此一来，“顾命八大臣”便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存在，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慈禧不是甘居人下之辈，又岂肯过这种仰人鼻息的日子？

所以一开始，两宫太后和“顾命八大臣”商量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在咸丰临终前，曾赏赐东、西两宫太后各一枚印章，东太后慈安得的是“御赏”印，西太后慈禧得的是“同道堂”印。因此大家便协商，在“顾命八大臣”拟旨下发前，需两宫太后先在其上用印，谕旨方能生效。

这种“辅政垂帘兼而有之”的做法，表面上看似让渡了一大部分权力给两宫太后。但精明的慈禧，很快就看穿了肃顺这帮人的歪脑筋。

“女子无才便是德”，慈安太后重德行，却几乎不识字。慈禧太后虽曾协助咸丰批阅奏章，但也只是粗通文墨而已。说到玩文字游戏，她们哪里斗得过八大臣中那几位翰林出身的军机大臣。

慈禧想，若要真正手握权柄，必须彻底除去“顾命八大臣”，实行垂帘听政不可。

但是提议垂帘，是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会遇到极大的阻力。

首先，太后临朝，等于剥夺了八大臣赞襄政务之权，会引起以肃顺为首的朝臣强烈反对。其次，历史上女主当国，常被视为不祥之兆。如吕雉、武曌夺得大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滥杀皇室宗亲，爱新觉罗宗室不会轻易表态支持垂帘。此外，清朝开国以来没有太后垂帘听政的祖制，因此就连慈禧的盟友慈安太后，都一度对此提案顾虑重重。

然而，为何到最后，不仅两宫太后能够同心同德，就连恭亲王以外的其他近支宗室都坚定地站在垂帘听政这边，结成一股足以抗衡“顾命八大臣”的力量，成功地发动了政变？

若要细究原因，还得怪肃顺树敌过多，再加上搭了一帮猪队友。

四、

辛酉政变这场战争，有两个战场。主线在热河，暗线在北京。

咸丰在世时，奕訢曾想赴热河面圣，禀报与洋人议和始末，但遭到肃顺等人阻拦。如今皇兄驾崩，奕訢以亲弟身份前往奔丧，没有理由再受阻拦。但八大臣中的杜翰认为，恭亲王叩谒大行皇帝梓宫即可，不能让他与两宫太后见面。并且杜翰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

但是怡亲王和郑亲王觉得，奕訢在这里也搅不起什么风浪，因此不以为意，让他单独觐见了两宫太后。结果这一见面，叔嫂三人就谈成了一笔大交易。

这次密谈的具体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大致内容，可以猜测。双方约定奕訢先回京准备，再迎大行皇帝梓宫回銮，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八大臣。而后两宫垂帘，亲王议政，各取所需，共治天下。

在奕訢奔赴热河期间，北京也不平静。肃顺虽然大权在握，但还没到一手遮天的地步。过去因被肃顺排挤打压的政客，刚好想趁这个机会反咬一口，顺便捞取一些政治资本。

在这里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做周祖培。

周祖培是嘉庆进士，后来接任了翁心存的体仁阁大学士一职，在咸丰后期是朝廷里的重量级人物。周祖培和肃顺有过两段共事的经历。两人共掌刑部时，肃顺就非常看不起周祖培，嘲笑他文章写得不好，还给周祖培起了个外号，叫“老八股”。后来周祖培和肃顺分列满汉户部尚书，周祖培已经签发的公文，肃顺觉得不满意，嘲讽道：“唉！若辈愦愦者流，但能多食长安米耳，焉知公事。”直接用朱笔将周祖培的审批意见和签名抹去，自己重新审核签发。

前面我们说到，不给女人钱花，是犯了女人的大忌。而嘲讽一位内阁学士没能力没才华，则是犯了文人的大忌，周祖培怀恨在心，肯定要伺机报复。但周祖培比较狡猾，先不亲自出马，而是派了自己的幕僚和学生去打头阵。

第一个出场的，是周祖培请到家中给自己两个儿子当家庭老师的李慈铭。

李慈铭科举之路不顺，在当时还是个秀才，但其才华出众，又敢于发声议政，对当时政界的舆论有一定影响。受周祖培的委托，李慈铭收集了“历代贤后临朝故事”，写了一本《临朝备考录》，来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吹风造势。

“余随举汉和熹、顺烈，晋康献，辽睿知、懿仁，宋章献、光献、宣仁八后，略疏其事迹，其无贤称者，亦附见焉，并为考定论次，并条议上之，其稿别存。”

李慈铭列举了历史上八位贤后临朝的故事，试图用来证明当今两宫垂帘的合法性。同时，李慈铭还对“顾命八大臣”为载淳拟定的“祺祥”年号，进行了一番炮轰，指责八大臣不学无术。

“国朝即位改元，尚由大学士及军机大臣，各拟数号呈进，天子择而用之。今兹未告即位，先议改元，已为奇事，而元号又用‘祺祥’二字，无论文义不顺，且‘祺’字古无用者，‘祥’字唯宋少帝‘祥兴’用之。嗣子幼冲，自不知所拣择，而廷臣亦无有言者，岂真国威所劫乎？不学之弊，一至于此。呜呼，国家可无读书人哉！”

等李慈铭的清议在京中慢慢发酵后，周祖培的另一位帮手也粉墨登场了。这次出场的是周祖培的学生，山东道御史董元醇。董元醇一出马，就丢出了一枚重磅炸弹，上疏恳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阼，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旰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臣以为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感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

这句“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几乎就是指着“顾命八大臣”的鼻子骂了。除此之外，董元醇还有所请。

“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

言下之意，乃是要拔高恭亲王的地位，与“顾命八大臣”分庭抗礼。

董元醇这份奏疏，甚合两宫太后和恭亲王的心意，同时也不出意料地触怒了肃顺一党。两宫太后接董元醇奏疏后，召见八大臣商讨垂帘之议。太后要夺权，八大臣自然不会应允，只是在争辩的过程中，八大臣似乎有些忘形，反应有点过度。

关于此次召见的情形，《热河密札》中透露：“探知是日见面大争，老杜（杜翰）尤肆顶撞，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语，太后气得手颤。”

而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更是如身临其境一般，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及董御史疏上，三人（怡亲王、郑亲王、肃顺）纠党忿争，声振殿陛。天子惊怖，至于蹄泣，遗溺后衣。”

肃顺等人反对垂帘，大可以坐下来讲道理。但对着三位孤儿寡妇大声呼喝，还把小皇帝给吓尿了，这就有些过分了。

“顾命八大臣”有拟旨之权，他们之中的笔杆子焦佑瀛，就写了一份谕旨来批驳董元醇的上疏，但两宫太后不肯在谕旨上用印。《清史稿》记载：“御史董元醇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肃顺等梗其议，拟旨驳斥，非两宫意，抑不下。”

太后不用印，谕旨就无法生效，双方相持不下。这时候，怡亲王和郑亲王干了件蠢事，“载垣、端华等负气不视事”，他们决定“搁车”，意思就是要罢工了。

《祺祥故事》中记载，军机处这一场罢工，持续了三天。最后慈安和慈禧没办法，只好给焦佑瀛拟的谕旨盖章，这几位大臣才开开心心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这一场争执，表面看来是怡亲王和郑亲王赢了。但是毕竟在名分上，太后是君，他们是臣。八大臣不仅以下犯上，还敢倚仗手中职权，用罢工的方式来要挟太后，让原本对垂帘听政抱有顾虑的慈安太后，彻底下定了要除去肃顺一党的决心。

在《祺祥故事》中，慈安对醇王福晋哭诉：“欺我至此，我家独无人在乎？”《慈禧传信录》亦载，经此事后，慈安太后感叹：“今尚未垂帘，已若此，他日果出听政，繁颐尤甚，吾侪徒苦耳。”

而八大臣的这一波操作，不仅得罪了慈安太后，还一起得罪了其他的近支亲王。原因出在焦佑瀛所拟谕旨中的一段话。

“该王大臣等受皇考顾命，辅弼朕躬，如有蒙蔽专擅之弊，在廷诸臣，无难指实参奏，朕亦必重治其罪。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由不可行。”

焦佑瀛这段话，本来是针对恭亲王奕訢，但爆破范围没掌握好，让惠亲王绵愉、醇亲王奕譞他们躺了枪。这样一来，宗室也感觉到了八大臣的擅权，便也渐渐投靠了垂帘听政的阵营。

五、

慈安和慈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表现得非常低调，对董元醇的奏疏一字不提，以致京中传言四起，说周祖培和董元醇接下来要倒霉，这让肃顺等人放松了警惕。而实际上，两宫太后、皇室宗亲、京中大臣已经悄悄达成默契，机关已经布置好，就待梓宫回銮之日，等八大臣自投罗网了。

而在回京之前，怡亲王等人还做了件很搞笑的事情，自掘坟墓。一天，载垣、端华和肃顺向太后自陈“职事殷繁，实难兼顾”，本来是希望两宫太后挽留，并嘉勉他们一番。谁知慈禧将计就计，说既然爱卿这么忙，那火器健锐营你们就别管了。此议本是载垣等人自己所开，如今丢了兵权，也只好哑巴吃黄连，领旨谢恩了。

为确保万无一失，在回銮的安排上，慈禧特意将载垣、端华和肃顺三人分开。由肃顺自己去护送先帝梓宫，载垣和端华则随扈回程，以免三人在路上闻到什么风声而互通声气。而在回京路上，两宫太后和幼帝借口先行，比怡、郑二亲王早一天回到宫中。

一到北京，两宫太后等于是凤凰还巢，彻底摆脱了“顾命八大臣”的掌控。含辱多年的周祖培，也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机会。一见两宫，周祖培便迫不及待地奏称：“何不重治其罪？”

当问及周祖培应该如何对八大臣治罪时，他又马上说出了两宫太后心目中的答案：“先令解任，再予拿问。”

于是乎，当着恭亲王奕訢、奕訢的丈人桂良、大学士周祖培、贾桢、军机大臣文祥等的面，慈安太后拿出事先藏在贴身衣物中的上谕，历数八大臣误国害民和阻碍垂帘的罪行。一番控诉之后，下达了对“顾命八大臣”的处理意见。

“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着退出军机处。”

此时载垣和端华才得到消息，匆匆赶进宫中，大声质问奕訢等人，“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可惜为时已晚，在这宫中，载垣和端华反成瓮中之鳖。因此这句质问不但没讨得好，反而被两宫太后抓了个目无君上的现行，罪加一等。

“兹于本日特旨召见恭亲王及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乃载垣等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加拦阻，其肆无忌惮，何所底止！前旨仅予解任，实不足以蔽辜，着恭亲王奕訢、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传旨：将载垣、肃顺、端华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

就这样，载垣和端华被关进了宗人府。而肃顺更惨，当他护送皇帝梓宫行至密云时，被醇亲王奕譞抓捕，据说肃顺当时“方拥二妾卧于床”。从温柔乡被丢进监狱，肃顺的政治生涯也随之由顶峰堕入深渊。

六、

王大臣对载垣、端华和肃顺这“三奸”进行议罪之后，又给他们加了一条罪名，称其“造作赞襄名目”，相当于宣称咸丰临终前那道“赞襄一切政务”的诏书是伪诏。如此欺君大罪，三人被判了凌迟。最后还是在两宫太后的“加恩”之下，“载垣、端华均着加恩赐令自尽”，“肃顺着加恩改为斩立决”。

载垣和端华以白绫自尽，尚无太多痛苦。而肃顺临刑，其情状则尤为惨烈。过去肃顺整饬吏治，“戊午科场案”和“户部宝钞案”涉案者众多，又削减旗人薪俸，得罪了很多的人。押往刑场路上，这些曾经的受害者以瓦砾泥土掷向肃顺，致其面目全非。临刑前，肃顺不肯下跪，破口大骂，最后刽子手以大铁锤敲断肃顺双腿，才将他斩首。

薛福成《庸庵笔记》中记载，肃顺所骂之事，“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黄浚对此的解读，为肃顺痛骂慈禧日后要杀子弑君之言。又《清史稿》记载，肃顺刚被囚禁宗人府时，见载垣、端华二人已在，大声叱骂道：“早从吾言，何至今日？”似乎肃顺事先有什么想做而没做成的计划。按《崇陵传信录》中的说法，肃顺曾建议咸丰效仿汉武帝诛杀钩弋夫人故事，赐死懿贵妃。或许肃顺早已看出慈禧有政治野心，不可谓不有先见之明。

但即便真有如此先见之明，事实上在这个权力争斗的修罗场中，始终没有一个男人真正把慈禧视为与自己平等的对手。所以咸丰、恭王、肃顺三个人勾心斗角，也互有胜负，但一定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鹬蚌相争，结果三人一直在争夺或维护的最高权力，最后竟是落入了慈禧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