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晚清史(1-5)丨最牛的官二代

作者: 搞哥读史 | 来源:发表于2018-02-24 21:08 被阅读156次

    一、

    晚清的第一场宫廷政变,“祺祥政变”,结局以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完胜,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肃顺“三奸”伏诛而告终。

    据说政变发生之前,天空曾出现异象,“八月朔旦,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被认为是祥瑞之兆。到同治小皇帝登基那天,多日阴郁的天空突然明朗,万里晴空。有人赞叹道:“于是权奸既去,新政如旭日初生,群贤并进,内外协力,宏济艰难,遂启中兴之治。”

    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拍马的功夫。老天出个太阳,也能吹出个同治中兴。所以不出意料的,政变后对涉事人等进行清算,在奏表案牍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读出来四个字:成王败寇。

    成王败寇,是历史的一般规律,只有少数例外。比如项羽是失败者,但在太史公的笔下,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西楚霸王,有情有义的悲剧英雄。因此,当失败者们被机械地贴上一个个丑陋的标签时,我们倒不必只以成败论英雄。

    在这些胜利者或失败者里,有几位值得单独拿出来谈一谈。其中之一,是一度受到咸丰皇帝重用,政变后遭革职流放的顾命大臣杜翰。

    二、

    杜翰在“顾命八大臣”之中,不属于皇亲贵胄,官职不算最高,资历也非最长,但却是这个团队中分量极重的一个人物。其中缘由,且看肃顺曾经对杜翰说过的一句话:“君诚不愧杜文正之子也!”

    联系当时的语境,肃顺这句话其实是表扬杜翰的,不过也侧面点明了杜翰承父荫上位的事实,是个标准的“官二代”。严格来说,杜翰应该算是“官三代”,因为他的祖父杜堮,也曾是官居卿贰的礼部侍郎。而真正给他们杜家光耀门楣的,则是杜翰的父亲杜受田。

    杜受田是咸丰皇帝的授读师傅,因这一层关系,为后来杜家的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这师徒二人比较著名的故事,是有一次道光带着几个儿子到南苑打猎,诸皇子都想在皇阿玛面前展示自己身手,而当时还是四阿哥的咸丰却一枪不发。道光问其故,四阿哥按照师傅的教导回答说:“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

    道光当时听到这句话,估计整个人都惊呆了:还能有这种操作?

    因旗人尚武,一般来说,皇子皇孙打猎时收获越多,越能得到皇帝的青睐。比如乾隆和道光两位皇帝,就曾因打猎时在皇祖父面前表现出色而受赏,后来也成为了皇位的接班人。杜受田教咸丰说的这句确实是漂亮话,但得看听的对象是谁。如果对方换了是疑心病重的雍正,可能就会来一句:“你是说我带你们来打猎伤了天和?”这样的话奕詝就永世不得翻身了。但是杜受田知道,道光是个老实人,所以不出其所料,道光听了之后心中忍不住浮现出无数个赞美之词,最后憋出来一锤定音般的六个字:“此真帝者之言!”

    咸丰的几个弟弟,估计更是面面相觑。大家都在辛辛苦苦刷怪练级,而咸丰什么都没干,只输了从老师那学来的一段作弊码,就轻松满级通关了,你说气不气?

    所以说咸丰能顺利登上帝位,杜受田在其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因而咸丰对这个师傅尤其感恩戴德。在御极之初,咸丰便颁布一道圣旨,用力地褒奖了杜受田。

    “朕自六岁入学读书,仰蒙皇考特谕杜受田为朕讲习讨论,十余年来,启迪多方,恪勤罔懈,受益良多。允宜特沛殊恩,以崇硕学。杜受田著赏太子太傅衔。伊父前人礼部侍郎杜堮年逾八旬,精神强固,诒谋远大,济美中朝。前蒙皇考赏给‘教忠笃庆’匾额,并赏头品顶戴、太子太保衔。朕今复亲书匾额颁给,以示笃念耆臣、推恩锡类至意。”

    咸丰刚登基时,朝堂上多为道光旧臣,指挥得不是很顺手,因此非常倚重自己的老师。杜受田先是由工部尚书升为刑部尚书,不久又入阁拜相,任协办大学士,升官速度非同一般。《清史稿》杜受田传记载,杜受田虽未入军机,但“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上必谘而后行”,对整个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比如起复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和广西巡抚,便是出自杜受田的举荐。

    做官做到这个地步,杜受田一世荣宠,可以享之不尽。可惜的是,杜受田对此却无福消受。咸丰二年(1852年),山东和江苏发生水灾,杜受田奉旨前往办理赈灾事宜。由于杜受田年事已高,加上车马劳顿,“在途触暑染疫,(却)力疾治事”“疏陈而不言病”,最终因在任上劳累过度,行至清江浦而病亡。

    对杜受田的离去,咸丰皇帝伤心至极。从咸丰对老师遗疏的亲笔朱批,以及办理丧葬后事谕旨来看,咸丰对杜受田除了政治上的信任,还有更多的,是在感情上的依恋。

    “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懔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披览遗章,不觉声泪俱下,悲痛实深!回忆书斋景况,如在目前。奉使陛辞,情尤眷恋。”

    在咸丰的一生中,恐怕考妣薨逝的悲痛,也不过如此。因此,杜受田身后的恤典,无一不是顶格或破格享受。先是特赐陀罗经被,追赠太师大学士,入贤良祠;后又跳过内阁拟请的步骤,直接由皇帝钦赐代表文臣最高荣誉的谥号“文正”。杜受田灵柩回京治丧,咸丰还特命恭亲王领侍卫迎接,惇亲王前往赐祭。咸丰自己也亲临祭奠,抚棺痛哭,泪洒当场。

    还不尽的师恩,咸丰还要加倍地报答在杜受田的亲人身上。当时杜受田的父亲杜堮已年届九旬,咸丰给他赏赐礼部尚书头衔,并且“赏食全俸”,不仅升官,还提高了退休金。长子杜翰,待为其父守制期满后,由检讨提拔为庶子。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则一并被赐予举人身份,可以直接参加科举会试。

    杜受田对咸丰师恩似海,身后恤典最大受益者,就是他的长子杜翰。

    三、

    杜翰是嘉庆十一年(1806年)生人,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考上进士。杜翰通过“朝考”,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后,经过一年的学习深造,又在“散馆”考试中表现优异,留翰林院成为一名从七品“检讨”。

    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杜翰除了被加恩外放为湖北学政外,一直都没有升官。

    我们可以发现,杜受田甚至有左右封疆大吏人选的权力,却始终没有提携一下自己的亲儿子,这便是他能得到咸丰敬重的原因之一。

    也许是为了补偿,在杜受田死后,咸丰让杜翰回家守孝一年,回来就直接拔擢成了右春坊右庶子。

    詹事府庶子是正五品官员。杜翰本来正面临着事业停滞的中年危机,没想到一下子官升五级,开启了官途上的第二春。

    一个从七品的小官连升五级,在清朝本来少有,大家纷纷感叹杜翰真是圣眷优隆。但咸丰表示,滴水之恩,朕要涌泉相报,你们也太低估朕的报恩之心了。过了不到一个月,咸丰的又一个举动,让满朝文武都惊掉了下巴——杜翰被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并受命“办理巡防事宜,稽查中书科事务,并充文渊阁直阁事。”

    这一次,是连升六级。

    一个月升了十一级,杜翰可能自己都有点怀疑人生。但咸丰却觉得这还不够,马上又让杜翰正式迁为工部左侍郎,并任“军机大臣上行走”。一般人初入军机,都要先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而杜翰并不需要学习,跳过实习阶段,直接成为了掌握清政府中枢权力的“大军机”。

    按现在的说法,杜翰相当于从一个普通处级干部,一下跃升为国家的核心领导层。人们不禁疑虑,他有足够能力做好这份工作吗?《清史稿》给出的答案是:“翰勇於任事,甚被倚任。”“勇於任事”,说明杜翰并非那种得过且过的好好先生,而是有担当、有魄力的人,这点也是一个合格的领导所必备的素质。

    更难得的是,杜翰不仅敢任事,而且还能任事,对待工作认真细致,毫不含糊。《清史列传》记载,杜翰在工部时,工部右侍郎爱新觉罗·国瑞参劾宝源局监督桂荣、王溥二人办事含混,放任属下克扣匠人的工钱。杜翰作为堂官,对衙门的事务非常了解,知道没有此事,因此当国瑞找杜翰联名上奏时,杜翰不肯会衔。

    咸丰见国瑞的上疏中没有同为工部侍郎的杜翰署名,询问其故。杜翰回奏称:“(国瑞)所参该监督各款,皆系国瑞未到任以前,回明办理之事,以与国瑞意见不合,故未会衔。”后来咸丰派人查办此事,调查的结果正如杜翰所言。

    杜翰在政治上富有主见,又是个干实事的人,这决定了他不可能是政治上的骑墙派。到咸丰后期,恭王和肃顺的争斗趋于白热化之时,杜翰便坚定地倒向了肃顺这一边。这也许是因为那时肃顺和杜翰同在户部分任尚书和侍郎,同僚的关系使二人走得更近。但更大的可能性是,肃顺上位后铁腕整饬吏治的一系列举措,让杜翰心悦诚服,深感志同道合,因而把他视为了值得为之效力的政治伙伴。

    咸丰皇帝驾崩时,杜翰因追随“肃党”,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顾命八大臣”的一员。后来两宫太后与八大臣发生冲突时,杜翰抵制垂帘听政的态度尤为激烈,据说还曾在言语上顶撞得慈禧浑身发抖,丝毫不留情面。

    但也正因杜翰太过卖力,所以在与两宫太后和恭亲王的斗争中落败以后,慈禧等人对其清算时,处罚也很重。杜翰不但被革职,还遭流放新疆,最终还是看在杜翰先父杜受田的情面上,才免除了发遣。

    四、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杜翰依附“肃党”,是趋炎附势吗?

    显然不是。以咸丰对老师杜受田的感情,杜翰根本不需要阿附任何权势,也能保高官厚禄,因为皇帝就是他不倒的靠山。

    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咸丰驾崩之后,杜翰还受父亲的福泽,躲过了流放的处罚。不禁联想起苏轼曾写过的一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倘若杜翰做人随和一点,遇事打哈哈,政治上不站队,那就算当个“愚且鲁”的庸臣,“无灾无难到公卿”的机会,还是非常大的。

    杜翰放弃了这条毫无风险的职业发展道路,而陪着肃顺他们去“玩命”,赢了不见得会有更多好处,输了则一辈子不能翻身。他之所以“事在易而求诸难”,很大原因是出于对国家的忠义之心。

    “祺祥政变”这场大戏,既是两股政治力量的权力争夺,更是垂帘和顾命两种政治制度的较量。幼主当国,无论孰胜孰败,都必然是胜利的一方揽权擅政,所以这并不是一场善恶之争。若论正当性,太后和恭亲王这一边自己都承认:“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议”,而顾命则是祖制家法,顾命大臣又为咸丰亲自指定,可以说,杜翰一方的理念,才是在贯彻咸丰的遗愿,维护大清的法统。因为无论咸丰生前有过什么样的想法和安排,但太后垂帘听政一途,永远不可能是咸丰计划中的备选项。

    士为知己者死。杜翰被罢黜后,在家闭门不出,至同治五年(1866年)而卒。对咸丰临终前的重托,杜翰在客观上已经辜负。但败则败矣,论及在贯彻政治信念上付出的努力,以及忠于君主所做出的牺牲,若有泉下相遇,杜翰也应可无愧于父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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