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嘉庆朝不仅是官员因循疲玩、消极怠政，而是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一种迷茫守旧的风气当中。国家失去了发展的源动力，就像失速的飞行器，若不及时采取积极的变革措施增速换挡，结局便是坠落直至毁灭。

嘉庆皇帝过于仁慈，毕生都没能采取和施行有效的改革方案，在他晚年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这种苶靡的世风，于是决定把问题交给下一代来解决。但在立储一事上，嘉庆的选择不多，直到他去世前，仅有绵宁和绵恺两位成年的皇子。

绵宁为嘉庆嫡长子，而且在癸酉之变中表现神勇，在嘉庆离京的情况下，成为保护紫禁城内廷的关键人物，有东宫太子的风范。所以嘉庆驾崩后，绵宁继承皇位，改元道光，在当时算是众望所归。

嘉庆选择道光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看重了他果决担当、敢于任事的作风，寄希望于在道光任上，能够带领大清走出困局，实现中兴之治。不过嘉庆没有想到，自己对这位继承人能力的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了。

二、

清朝的宗室子弟6岁入学就傅，兼有秘密立储制度，皇子们从小开始，便有良性的互相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因此出奇葩皇帝的概率不大。清朝唯一比较奇葩的皇帝，是后来的同治皇帝，但这是在秘密立储和竞争教育同时失效的情况下造就的，这点我们以后再谈。

道光和嘉庆一样，也是个好皇帝，也有济世安民的情怀。但他的原罪，在于资质太差，比起平庸的嘉庆皇帝，还更输一筹。我们评价嘉庆皇帝，或许可用守成有余，进取不足这八个字，而道光皇帝，则是守家有余，守国不足。当一个大家庭的家长，甚至说当一旗的旗主，道光也许可以胜任，但治理一个国家，的确超出了道光的能力范围。

嘉庆本想让道光力挽狂澜，没想到他却推波助澜。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清王朝最为严重的内忧外患，都肇端于道光朝，并不只是偶然。

三、

我们之前说过，道光对自己的政治水平，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并不敢怎么夸耀在位时的政绩，但他却对自己政治生涯中的两件事情非常自豪，一为节俭，二为勤政。然而，即使在这两件事情上，道光也没有做好。

先说节俭。道光皇帝确实节俭，所谓“宣宗之节俭，史所习称”。比如野史记载说他衣服破了打补丁，皇后生日请大臣吃打卤面等等。在有据可查的史料中，道光也确有禁绝贡献、停止秋狝、废除游幸等举措。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记载，皇室过年时必看的元宵烟花表演，“道光间裁去南府，……其后花炮、盒子，减损大半，犹不废旧制，继则尽停止矣”；周明泰《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记载，在乾隆年间，曾多次召集江南民间优伶，养在宫中给宫廷演戏，花费不菲。道光七年（1827年），“尽将民籍学生全数退回原籍，……宫廷演戏，尽由内监承差。……陈陈相因，毫无精彩，如是者垂三十年”；就连道光决定对年久失修的圆明园三殿进行翻新，都要亲自写一篇《重修圆明园三殿成御制记》，向臣民解释重修的原因，并且保证“为期示俭于后，不敢增美于前”。

早在道光御极之初，就写过一篇《御制声色货利论》，作为倡导节俭的祖制家法。后来道光的儿媳妇慈禧太后准备重修颐和园时，还有人拿这篇祖训来谏言过慈禧，此为后话。摘录上谕中一段文字如下：

“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宫中府中，原属一体，非同士庶之私自盖藏也。故人君不可有私财，有私财必有私事，有私事必有私人，有私人则不为其所愚者鲜矣。是以货利之害尚小，而立身行政之害大矣。我朝立法严明，言利之臣，立加贬斥；惠民之政，不惜帑金。”

道光自己节衣缩食，是为了给国家节省经费，用在老百姓身上，此所以说道光是个好皇帝。而且皇帝都这么简朴，身边哪个臣子敢言豪奢，是以道光朝的大臣个个都以皇帝为榜样，竞相以节俭为荣。崇彝所著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道光间风俗尚朴素，酒席无新花样。”而且道光朝的权臣们，“若谓之误事则有之，谓其贪渎则不然。以其居室、车马、衣服，不及同、光间全要之半矣。”比起乾隆朝的大贪官和珅，那更是远远不如了。

崇彝是戊午科场案中被杀的大学士柏葰之孙，其目力所及，不出京城，而这也正是道光皇帝的局限所在。所谓道光之才能足以守家，不足守国，就是因为眼界太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道光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过着简朴的日子，而地方河工、盐院、漕运官员的奢靡生活，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道光对此，皆懵然不知。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记载了时人所述当年河工奢侈之风的故事：

“余尝遇一文员老于河工者，为余谈道光年间，南河风气之繁盛。维时南河河道总督驻扎清江浦，道员及厅汛各官环峙而居，物力丰厚。每岁经费银数百万两，实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员弁之挥霍、大小衙门之酬应、过客游士之余润。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

道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克勤克俭，节省下来作为惠民之用的经费，有超过九成都被这些地方官员给挥霍掉了。道光自己四菜一汤，生日吃猪肉打卤面，而这些河工宴席，一碟菜便要消耗数十头猪，因只取其背脊肉烹调，剩下整头猪就此废弃。此外烹鹅、烹猴、烹鱼、烹骆驼，均只取全身精华，其余弃之如敝履。

“国家岁糜巨帑以治河，而曩者频年河决更甚于今日，竭生民之膏血，以供贪官污吏之骄奢淫僭，天下安得不贫苦？”此为造成道光朝皇帝越节俭，国库越空虚这一恶性循环的主要原因。

四、

道光只见眼前，不见全局；只见表面，不见实质。如《清朝野史大观》所载，道光自己衣服打补丁，见军机大臣曹振镛也打补丁，便认为曹振镛是个忠正良臣。其实道光重用曹振镛，最为坏事。曹振镛掌握枢廷，导致了道光朝崇尚形式主义，不求实用的风气。

前面说完宣宗节俭，后面来讲勤政。说起勤政，有清一朝，莫过于雍正皇帝。且不论雍正皇位得来是否正当，他这个人，确实是个工作狂。雍正曾在雍正十年（1732年）刊发《雍正朱批谕旨》，在序言中，提到自己批阅奏章一事，“每折或手批数十言，或数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

雍正是道光的偶像，道光也决心自己要像曾祖这般勤勉。但两人之才具，如同霄壤之别。道光自己上手来做事，发现根本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

清人笔记《名人轶事》记载，道光想学雍正那样，亲自批阅所有奏折，但苦于能力不足，奏折太多看不过来。正在道光苦恼之时，曹振镛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给道光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遽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此后中外章奏，皇上无庸遍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

《清史稿》曹振镛的本传言道，“宣宗治尚恭俭，振镛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正所谓有其主必有其仆，面对政务繁忙的难题，这位“庸庸碌碌曹丞相”不建议增派人手，也不建议加班加点，而是让道光直接把臣下的嘴给堵上。

只要奏折中写错一个字，或者格式用得不对，或者表达意思不够准确，又或者语气不够恭谨，便予以罚俸降革的严惩。这样一来，言官想上奏言事，都要先三思而后行。大多数人三思之后，觉得危险系数太大，想想还是算了。皇帝都倡导沉默是金，那大家也乐得闷声发大财，一团和气了。

朱克敬《瞑庵杂识》还有另外一段记叙：

“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见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由是台谏务循默守位，寝成风俗矣。”

换句话说，曹振镛就是让大家多磕头，少说话；即便要说话，也只许歌颂，禁止批评。连肩负正风肃纪之责的御史们都不敢再进言，奏折自然减少，能够摆到道光桌前的，也只是流于形式、虚应故事的官样文章。道光自己的工作量是减少了，但言官却失去了为天子耳目，俯察民情的作用，彻底沦为了给朝廷歌功颂德的工具。

把问题掩盖住，道光就以为没有了问题，还觉得这是曹振镛的功劳。曹振镛去世时，道光给这位“忠臣”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於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媿。其予谥文正。”

“文正”是历代以来文臣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称号，曹振镛之流何德何能，可比拟宋之范仲淹，明之方孝孺？就是在清朝八位谥号“文正”的臣子中，曹振镛也最名不副实。但就是这种庸臣，死后竟能得到“文正”殊荣，不知道是该说曹振镛的命太好，还是清朝的国运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