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申明：本文参加“423简书故事节”，本人承诺文章内容为原创。
文/郁翊
盥洗室里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其间夹杂着护工毫不掩饰的抱怨声。她把脾气都发泄在那些碗上，那些堆在洗漱池里的搪瓷碗和不锈钢碗噼里啪啦地碰撞在一起，之前她曾摔碎过陶瓷碗或者把碗口碰缺，她栽赃诬陷老人——特别是那些手脚不方便、多说几句话都喘气的老人——向他们的亲属抱怨，说那些碗是被笨拙的他们打翻在地。不管这有没有说服力，那些亲属也无暇关心真相。
“你们都不吃饭，你不吃，她也不吃，到底想干什么？”
她说的是我隔壁床铺的蔡德芬和对面床铺的沈明芳。她们已经有三天没吃饭了，再这么下去我真担心她们的身子承受不了。
“你们就比赛吧，到底是要得出输赢来。看谁撑到最后，看谁先……”这会儿她站在屋子中央，正用一张旧得发黄的毛巾擦干手上的水，脸上带着冷酷无情的笑。我知道她想说的是什么，一想到那个字，我的背脊就莫名地发凉——尽管已经是四月天了，我身上穿着的棉服仍抵挡不了这种寒意。
我并不十分担心沈明芳，她一天当中偶尔会吃一两块饼干垫垫肚子。倒是蔡德芬，她那副决绝的模样看上去真不是假的，没有进食任何食物和水，她就这样躺了三天，面容安详从容，没有任何恐惧和忧虑。她是一心想去死了（一说到这个字我就不禁伸手裹紧身上的衣服），她是在故意折磨自己。她的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了，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的身体还很结实，但是现在，她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她右边的身体完全不能动，那只弯曲蜷缩的右臂像一只发育不良的鸡翅。
哎，说实在的，能住进这里的老人，有多少是没有毛病、身体健康的呢？我和沈明芳都是得了糖尿病，睡在靠窗那张床铺的余秀琴和紧挨着她的张会文则是半身不遂。余秀琴不大爱动她庞大的身躯，吃喝拉撒都在那张床上，紧靠她床边安置了一个床头柜，柜子里放着纸巾和各种各样的药，台面上则放着一个大大的塑料瓶，瓶口被处理了，用刀子削成了圆弧形，方便接小便。上厕所是我们最头疼的事情，无法独自完成，不得不求助于护工。但护工的态度并不好，她有时候还趁机拿我们取乐。有好几次，余秀琴的手够不到塑料瓶，便向护工求助。护工坐在自己的床边，默默地用刀削苹果，连头都不抬。
“听见没有？我要小便。”余秀琴重复道。
“等我把苹果吃完。”说完，护工咬了一口苹果，清脆的声音引得我咽了咽口水。
大概一分钟过去了，余秀琴再次重复道，见护工仍然没有动静，声音便越来越大，甚至是声嘶力竭——看来她真的是憋不住了，人有三急，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早就飞奔进厕所了，哪里还有耐心等待呢？后来余秀琴头靠着枕头嚎啕大哭起来，嘴里不断重复着需求，笨重的身体在床上不停地扭动起来，就像一个可怜的小孩因为得不到糖吃而伤心难过——尽管活着已经不够体面，但是要是让排泄物把床单弄脏，她仅存的尊严是受不了打击的。
这会儿，医生进来了，坐在沈明芳的床尾，和护工聊起天来。我听见她们在谈论今晚将有一个新成员住进来，这间屋里刚好还剩一张床可以容纳。那张床原本是李小琳的，在上个星期的一个晚上，在黑夜里她静悄悄地咽了气，第二天护工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冰冷僵硬了。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到外面透透气，屋子里太难受了，空气中始终有一股屎尿的气味。于是我杵着拐杖，一步一步慢悠悠地朝门外挪动脚步，其间我要特别注意随意放置的板凳、轮椅向外伸出的脚踏板、靠近门口床铺的床角，碰到这些东西随时会让我摔一跤。我的右肩胛骨就曾不小心摔伤了，到现在仍隐隐作痛哩！当时真是惊心的一刻，瞬间我就倒在了地上，仿佛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易碎的陶瓷碗，经不起任何打击。那时候，护工上哪儿去了呢？我不知道。我躺在冰凉的地板上痛苦地呻吟，室友们惶恐地呐喊护工的名字，她们有心帮我却无能为力。我的儿子闻讯来探望我，我告诉他乡下的老家有上好的跌打酒，叫他给我带些来。他一副为难的样子，一会儿推说自己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儿又说养老院的医生能治好我这点小伤，总之拿满嘴的借口来搪塞我。我料想儿子即便回到老家，他也不能从那些酒里分辨出哪一瓶是药酒，于是我提出要回一趟老家。儿子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情愿，但是他没有拒绝我，他答应第二天会来接我。
到了第二天，我早早就醒了，一想到马上要暂时离开养老院我就兴奋得没有睡意了，我还在回想自己到底有多久多久都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呼吸清新的、没有屎尿味的空气。我特意穿上那件灰底红花的呢子衣服，又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费力地整理两鬓的头发。我穿戴整齐，满心期待着儿子的来临，两只老眼死死地盯着门外，我的耳朵大不如从前了，但我仍仔细地听着那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发锈的铁门是否发出声响，并期待它响起来，那声响如尖锐的叫喊，仿佛一个脾气暴躁的狱卒嘴里骂着毫不客气的脏话，极不情愿地释放我这个灰头土脸的囚犯。
可是从我看到太阳的第一眼起，一直到夕阳落下、夜幕降临，我的儿子终究没有出现在我的面前。“你的儿子不会来的，不会来的……他不会让你回家。”蔡德芬嘴里喃喃地说道，摘下眼罩用浑浊湿润的眼睛望着我，“你要注意，不要再摔倒了，千万千万不要再摔倒了……”她说话的语气竟带着哭腔，眉毛和眼睛难过地皱成一团。后来夜深了，我更加肯定儿子不会来了，而且我猜想他极可能要过好长一段时间才会来看望我，回家这件事就更显得遥遥无期了。我默默地脱下了呢子衣服，整理好放在枕头旁边，我躺了下来。尽管在白天没有休息好，我那时却毫无睡意，眼睛却死盯着天花板。我宁愿相信儿子是被工作缠得脱不开身。
我来到大厅，这里是除了房间我待得最多的地方。五号房的周瑞秀被护工安排坐在靠墙的小沙发上，身上裹着发旧发臭的被褥。她叽叽喳喳地嚷个不停，可是没人听懂她在什么，确切地说是没人在乎。除了几个像我一样杵着拐杖步履艰难的老人，其他人都像她一样离不开凳子半步。有的人静静地发呆，回忆着一去不复返的往事；有的人则耷拉着脑袋沉沉睡去，每天都生活在混沌的、虚无缥缈的梦境里。我慢悠悠地走到一张小沙发前，小心地转动身体坐下，这时，铁门处传来铁锁打开的声音，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把目光都放到进来的人身上：是蔡德芬的女儿——要是我没有希望进来的人是我的儿子那才怪呢，虽然我知道那几乎不大可能。周瑞秀突然朝蔡德芬的女儿发出尖锐的叫嚷，嘴里一直喊着：“包……包……包……”她伸出如干柴般瘦骨嶙峋的手臂，用孱弱的手指指向蔡德芬女儿手里提着的包子。说来真是可怜，周瑞秀的家人不怎么来看望她，她变得精神恍惚，所以看到其他人的家属来时，她都以为是她的亲人，深陷的眼窝发着光，欣喜地喊道：“你来啦？”大多数人都避之不及，有的人会捂着鼻子仓皇离去，有的人神情冷漠，一副嫌恶的表情。但蔡德芬的女儿偏偏就不同，她停在周瑞秀面前，递给她一个热气腾腾的包子，转身又递给我一个，客气礼貌地叫我“阿姨”。 据我所知，蔡德芬的女儿挺孝顺的，几乎天天都来探望她，经常给她带好吃的。她看起来四十五六岁，穿一身整洁的西装西裤，身材高挑匀称，脸上总是挂着可亲的笑容。我目送她进屋，咬了一口松软的包子，饱满的肉汁混合着口水从我下垂的嘴角流出来。
有些老人在进来之前，头脑都还是清醒的。这里是一座“体面”的牢笼，被关得久了，由于没有人与之交流沟通，有些老人的头脑都不清醒了。可是我所知道的是，蔡德芬是这么为数不多的头脑清晰的人。她曾对我说，她是自愿来到这里的。我终究是不怎么相信，我情愿相信她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发了懵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就像机关算尽的人难免也有失策的时候。我看她的家人都很孝顺，我还纳闷他们怎么会同意她的决定呢？而且尽管在这里过得并不愉快，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蔡德芬向她的家人提出回家的要求。我向她说出了我心中的疑惑，可她总是哭丧着一张脸，连连摆手要我住嘴。后来当我在大厅拄着拐杖慢慢地来回散步，望着四周那些浑浑噩噩的老人，我领悟过来：对于家人，我们是沉重的累赘；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就是一群被遗忘的人。而像蔡德芬这样的老人，她早已意识到她不能成为家人的累赘，所以她宁愿来到这里，毫无尊严地活着，甚至一度以绝食想早点了结余生。
在门口墙壁上张贴着一张已经铺满灰尘的菜单，上面所写的营养丰富的菜肴不知让多少老人的家属信以为真，只有我们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值得一提的是，蔡德芬的女儿曾在午饭时间来过，我相信她在看到蔡德芬碗里的食物时就明白那张菜单就是撒谎者的一派胡言：像泥巴一样凝结成块的米饭、几块看起来毫无食欲的肥肉，少的可怜的蔬菜。从不露面的管理者、食材的采购者、厨师和护工，这些人一定都认为我们的胃小得可怜，装不下多少东西，因此减少了食物的分量。没有人觉得那是不合理的，我敢说，生活在这栋楼的下水道的老鼠一定都像我们一样瘦精精的。手脚能动的老人张开掉光了牙齿、萎缩得没有轮廓的嘴巴，哆嗦着用勺舀着往里送，往往吃得满嘴都是，汤汁米饭也是洒在桌子上。像蔡德芬这种手脚不便的便由护工来喂，粗手粗脚的护工将饭菜乱搅一气，将满满一勺硬生生地塞进他们的嘴里，全然不顾他们缩小的咽喉是否咽得下，坚硬的饭勺是否戳痛干燥的舌头和裸露的牙床。再将他们的脑袋仰起，往嘴里灌没有多少油水的汤，前襟、胸口和裤裆都洒上了汤汁。护工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她们迫不及待地要去填饱自己的肚子，享受与我们有着天壤之别的食物：晶莹剔透的米饭、新鲜诱人的蔬菜和肥瘦均匀、油水饱满的肉。她一鼓作气地吃光了碗里的足足三个人的分量，不必惊骇她的胃为何如此之大，就我所知，在其他方面她的胃口同样大得惊人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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