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呢？我认为文化的本质就是对生命本质的追寻。
生命从诞生之初，就是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进化的，直到进化出人类，产生了思想意识。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自从有了思想意识后，人类对生命的本质探索从未停止。到现在，对生命的本质仍然无法做出一个精确的定义。但从人类社会的进化时间轴来看，我们却可以看出生命的一个基本的进化方向，那就是不断地追求生命的独立与自由，追求精神的高贵与尊严。
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是2500年前，孟子提出的作为一个生命的准则。2500年以来，我们一直不断在追求这个目标。并且有无数的生命站到了这个高度。
纵观整个华夏文明史，有三大文化高峰：第一是先秦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文化大爆炸的时期，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文明的“真”时代。第二是魏晋时期，是人作为独立生命的觉醒时期，是将先秦文化由广博推进到纵深的时期，这是文明的“善”时代。第三个是民国时期，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时期，是真正把“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普及实施的时期，这是文明的“美”时代。
在整个华夏文明史上，真正的教育高峰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民国教育。
所以，举几个民国的例子。这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
贫贱不能移
1929年，吴组缃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期间，选修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在学期作业中，他骂六朝文学是(chāng)(女支)文学，刘教授非常生气，就给了他一个不及格。但刘教授同时也托人带口信给他，只要他改变观点，就可以过关。当时，吴组缃已经结婚生子，全家要靠他的奖学金生活。一门课不及格，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继续学业。但吴组缃硬是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结果不得不中断学业，经人介绍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供职。
上世纪40年代，吴组缃曾应聘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当时是在学期中间，校方希望他开半学期的课，但要支付给他整学期的薪水。吴组缃当即表示：“这样怎么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学期的课，怎么能拿你们一学期的薪水？”
或许，许多人看来，吴组缃就是迂腐或傻气。因为圆滑世故才是世人追求的处世之道，才是精明能干。只是，世人永远只是世人，没有独立的名字。而吴组缃傻得那么高尚，令世人们自惭形秽，于是自我安慰：“我就是一个俗人！”
威武不能屈
1930年，主政广东的陈济堂曾提出议案，强制各级学校讲授《孝经》。鉴于许崇清在教育界的威望，陈济棠请他负责审查这一议案。许崇清认为强制读经会使学生视野停滞不前，因此坚决反对。为此，陈济堂又是施压威吓，又是许诺送股票，软硬兼施企图逼他通过审查，但许崇清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议案。陈济棠一怒之下撤掉了他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此事当时震动华南——一介书生竟敢顶撞广东“土皇帝”。
之所以“震动华南”，在于世人多是在强权面前卑躬曲膝，低眉顺目，而在弱者面前趾高气扬，颐指气使。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或慨之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世人的理解中，似乎永远都是环境在支配着世人，而世人一生的追求就是适应环境，占据高位。从来不知作为人应有责任去改善环境。
富贵不能淫
抗战期间，王芸生在香港办《大公报》。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都知道，蒋委员长每日必读《大公报》，办公室、客厅和卫生间各放一份，以备随时翻阅。因此，许多军政要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总希望在《大公报》上露露脸，不少要员甚至亲自带上红包登门拜访总编辑王芸生，但无一例外遭到严辞拒绝。戴(li笠)派人送的重礼，被扔出了家门。
王芸生说：“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gòng)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世人追名逐利为物所役者众，而坚守清廉精神独立者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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