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晚年定论》28：“一本”有多难

《朱子晚年定论》28：“一本”有多难

详来示，知日用工夫精进如此，尤以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则参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无两样工夫也。

陈文蔚，字才卿，号克斋，江西信州上饶人。朱熹的亲传弟子，博学有声望，从游于朱子之门，曾客居朱熹家，教授朱家子弟。终身以传道为业，常在各地讲学，对朱熹理学的传播有很大贡献，著有《尚书编类》《客斋稿》。

这位陈才卿，小朱熹二十四岁，正好可作朱熹思想的薪火传承人。这一点，朱熹定然是看在眼里的。

来信中您详细谈了自己的近况，得知您日用功夫精进到了这般程度，尤其为您感到由衷的高兴。如若能知道此心与此理都在自己心中不假外求，自己的所言所行便会有所依凭，自然也就有了不容舍去的操守，有了不待探求而拥有的气节和无须操持就存有的东西。格物致知，也就是在自己已经知道的基础上推而广之，从而觉知尚且不知道的事物。格物与致知原本只是一个根本，原本就不是两样功夫。

一般认为朱熹讲“格物致知”是有先后关系的，通过格物，实现致知，但从这封信看，朱熹明确把“格物”同“致知”看作是不分先后的一件事，颇有点以“致知”来“格物”的意思。如此一来，便同王阳明的“格物”观对应起来，有了点一脉相承的味道。这也是王阳明消除“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对立，编定《朱子晚年定论》教导门下弟子的一个根本原因——不要局限在门户壁垒上吵来吵去，自古圣学是一家，还是将主要精力用在“学为圣贤”上为好。

其实，朱熹深谙儒家经典的来龙去脉，自然是懂得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之根本意蕴的。他只是“好为人师”，唯恐后人不懂《大学》中“格物致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拼命解释，久而久之，人们便以为他出于好意的说法便是他的思想。殊不知，青年时代的朱熹，哪里有那么多的思想，他不过是死磕自己，愉悦大家，试图像孔子一样做个“述而不作”者罢了。

遗憾的是后人看了他的转述，再也懒得掉转头去研读原著，以至于离孔门圣道的本意越来越远。

上世界四五十年代，每每遇到灾荒之年，新出生的婴儿吃不到母乳，这个时候，太奶奶辈的便会吧嗒着没牙的嘴将干粮嚼碎了，嘴对嘴喂给婴儿吃。这种方式随人土得掉渣，也能救活婴儿的小命。到了七八十年代，有可能吃过别人嚼过的馍的那批人长大了，他们发明了一句话用来鼓励人独立思考，他们讲“吃别人嚼过的馍馍不香”。

朱熹就像那个嚼馍馍试图养活婴儿的太奶奶，只是吃着嚼过馍馍的读书人，慢慢习惯了那种味道，再也不肯自己直接去品咂各种美食的滋味了。

这封《答陈才卿》，算是朱熹的痛定思痛，也算是朱熹开始改变风格，不再嚼馍馍给弟子的开始。还好，陈才卿应该体会到了更香的东西。

“此心此理端的在我”——我们苦苦寻找的“放心”，苦苦探求的万事万物之理，原来并不在外，驰逐外求是没有用的，它的根本全在“我”自己心中。这个“端的在我”，是一切学问的根本起点。有了这个起点，就像种子有了土壤，嫁接有了本株，果子有了枝条，一切精进都有了个可以立足、着眼的地方。

正如朱熹所讲，有了这个“端的在我”，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便有了个参照。无需向外去求一个标准，只需回到这个“端的在我”，静下心来审视对照一番就是了。有了这个“端的在我”，人自然便有了不容舍去的东西，拿多少功名利禄都无法诱惑。自然便有了不待探求就得到的东西，其间的精神富足，任何外在的东西都换不来。自然有了不带操持就存有的东西，它才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根本。

朱熹没有、也不能把这个“端的在我”讲明白，但他已经明显意识到了它的存在。三百年后，王阳明沿着这个思路，回应孟子的“良能良知”，提出了自己的“良知”说，当他的弟子扎煞着羽毛试图同朱子门人干上一仗时，王阳明止住他们，拿出朱熹的这封《答陈才卿》，端出这个“端的在我”来，孟子、朱子、阳明先生，“良能良知”“端的在我”“良知”，一条多么清晰的跨时代的学术思想传承线！

进一步追溯的话，从孔子、孟子到朱子、阳明先生，不过是从“吾道一以贯之”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再到“只是一本，原无两样功夫”再到“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的反复强调罢了。

“一本”有多难？几千年来都是如此！

“一本”有多难？没准要用一生去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