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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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作，我利用闲暇时间继续画画。《炼钢工人》第一部分的五幅油画完成了，《等车的小女孩》也完成了初稿。我早已忘记了那件不愉快的事情，我认为，迟亦菲不是那样的女人，她纯真且高傲，没有人能够走近她。她风风火火的性格，不会做那种背人的勾当。
她性格外向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她说过与她接触的所有男性没有比我更优秀的了。
在这方面，我很自信，因为从很多细小的事情上都能证明这一点。我的男同事和我的同学来我家，她都一样地热情招待，她和他们谈唠、说笑，都显得大方得体。她和男人讲话并不背着我。她光明磊落，心无鬼胎。她还向我最好的朋友陈松雷讲述我的好多优点。
她说，她很欣赏我。
我觉得迟亦菲对我非常信赖，也十分依恋。
我一心扑在绘画创作上，对迟亦菲的关心和照顾明显地少了。由于家庭的氛围，使我们彼此间所有的面具都放下了，在家里真实的，没有什么要遮遮掩掩，脚臭就脚臭吧，在餐桌上打嗝也不用脸红。彼此熟悉的程度，使彼此丧失了珍惜生活，营造爱情的能力。
平淡的日子像流水，我们结婚已经五年了。我想，应该要个孩子了，就和迟亦菲商量。她的意见是再等两年，攒两年钱，“
反正就是一个孩子，早晚都是一个。”
眼下，我们的经济状况还不好，等两年就等两年吧。没有孩子，我俩就少了一份家庭的负担，少了一份孩子的拖累。我俩把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
年终，迟亦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所在的宣传部也荣获先进集体的称号。
在新的一年里，迟亦菲的工作有了变化，她被调到公司设备处负责订购设备。虽然采购员不是什么官职，但却是一个有实权的岗位。然而，迟亦菲秉公办事，从未搞过什么猫腻，这一点是岳父遗传给她的品质。工作性质的变动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迟亦菲的性格，渐渐地她变了。她开始热衷于社交、热衷于应酬，朋友多了，出差的机会也多了，对家的热情却少了，对我的依恋就更少了。回到家，常常说累。她不愿意做那种事了。我以为，她真的是累了。
一天，她回来得很晚。我知道公司引进一条日本轧钢生产线，新设备已经到位，迟亦菲肯定很忙，我应该理解她。晚上，她倒在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天棚，仿佛在遐想。我凑过去和她亲热，她用手推开我，显得很不耐烦。
“我累了，早点睡吧。”
“我想要。”
“别介，我没情绪。”说着，她转过身，将后背给了我。
无奈，我只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我很纳闷：“怎么一点热情都没有？”
她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又凑过去，一手搂过她，去吻她。她用力挣脱。
“为什么？”我问。
“别这样，我累了，我没情绪！”她很不耐烦，语气里夹杂着怒气。
我抽出胳膊，丢下她。虽然生气，我的语调还是很温柔，压低声音：“情绪呢，哪儿去了？”
“又不是猪，不管什么时候，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完全是嘲弄和轻蔑的语气，傻子也能听出来。
“你是我老婆！”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她的话叫我很惊讶，从哪里来的怒气？我搞不明白？
“你这是什么意思？”说着，我坐起来，开亮台灯。
“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身体不好，请你理解！”迟亦菲毫不相让，火药味越来越浓。
“身体不好，可以去医院治病！”我的眉毛拧成一个结，一脸茫然。
“你总不能强迫我吧？”她的语气夹带着挑衅的味道，而眉宇间居然皱成一个川字，露出一丝无赖的嘴脸。
“你总是别别扭扭的。”
“我现在烦，烦所有的人。知道吗？”
“平白无故的，从天上掉下来的烦吗？”
话一出口，我就觉得一个老爷们儿竟说出这样软弱无力的话，有失阳刚，便马上加重语气：“说清楚，你到底烦的是谁！”说着，我把她的被子掀开。
像席梦思床垫里的弹簧起了作用，霍的一声，把迟亦菲弹了起来：“别这么粗野！”她坐起身。
“你给我说清楚！”我狠命地说。
渐渐地，我们的生活进入了冬季。我整天心烦意乱，不知道怎样解决家里的矛盾。我再一次想到那个国土局局长，想去找他。
可又一想，如果去找他反而会把事情闹大，证据在哪里？我想获得第一手证据，便连续跟踪迟亦菲几次。但是，我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想到家家都有磕磕碰碰的事情，常听人说，结婚五年至七年是婚姻的危险期，度过七年之痒就好了。
我盼望着，危险期能早日过去。
可是危险却不期而至，那个叫孙天庆的局长终于浮出了水面。
婚变让我失去了家庭，成为一个流浪汉，叫我亡命天涯。从中我认识到，金钱和权势的重要，是权钱俘虏了迟亦菲，夺走了我的老婆。
我曾不止一次地下狠心，“今生今世，我即便是得不到权势，也一定要有钱。有了钱，我就能得到我需要的一切。”
暂时放下对往事的追忆，我又钻进珠海广场地下通道去卖画了。然而好事难双，祸不单行。那日，我正兴致勃勃地招揽生意，有七个警察闯进地下通道，四名警察直奔我来，另外三人把弹琴人围住。
“你的暂住证？”
我的末日来到了，怎么这么快？我慌张得不知所措：“我，我没带来。”
警察把我和那个弹琴人带到辖区派出所，对我们的自然情况逐一进行了登记。然后，把我弄进一间小屋里，开始询问。我的心在颤抖，并作了最坏的打算。
到了这个份儿上，我把命都豁出去了，反正都是一个死。我想，假如我说了实话，肯定是一死。如若不说实话呢？很有可能逃过这一劫。我决定，闭紧嘴巴，置生死于度外。这样一来，反倒从心底生出一股凛然之气。心想，茫茫众生，有谁不死，坠地之时，死案已定。我就是死了，手里不是还赚着一个局级干部呢？
如果不是我的脑袋出了问题，我敢断言，警察并不知晓我的底细。他们不过是在广州地区清除三无人员。
经过简单的询问，我蒙混过了关。警察把我们这些没有暂住证的三十几个人集中送到火车站，在车站货场装卸了一个礼拜的火车，算是赚足了遣返我们回家的火车票。七天过后，我被遣返回东北。我踏上北去的列车。
然而，我并没有去东北。那天，我在北京火车站下了车，二次进京，重又开始流浪生活。
一切都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再也不敢贸然去做什么与绘画有关的任何事情了，绝了画画的路，就切断了警察抓捕我的线索，杜绝了我走向死亡的路。
一晃儿，我在北京度过了一年多的流亡打工生活。自案发至今，已有三年半的光阴了，我认为危险期已经过去，老城那边很有可能把雪夜谜案封存起来了，想必此案早已成为陈年悬案。
三年无事，风平浪静，我的胆子大了起来。在盛夏时节，我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坏女人，一时贪心，我上当受骗，被这个女人骗走了多年的积蓄四千元钱。这实在是一件永远难以向他人启齿的，十分羞愧的往事。
就这样，我怀揣余下的一百元钱，偷偷遣回到省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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