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周易”，就是要用最简单的符号和系统（简易），来认识、概括、掌握和阐释不断变化的现象（变易）背后永恒不变的本质规律（不易）。而且，这种把握，还是周遍、周到、周全、周密，可以周而复始（周）的。
世间一切事物，都有阴阳，或者说，都可以分为阴阳。就连同一事物，也如此。比如手心是阴，手背就是阳；闭眼是阴，睁眼就是阳；影是阴，光就是阳；寒是阴，暑就是阳。所以，《易传·系辞上》就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周易》的思想：一阴一阳之谓道。
乾三连，坤六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忧患意识是很重要的。学术界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底色，就是忧患意识。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辛弃疾的《丑奴儿》——“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就是说，在我们古代，你要成为一个诗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就不能整天乐呵呵的。整天乐呵呵，那不是“傻小子”吗？你得有忧患啊！可是一个少年，涉世未深，哪来的忧患？为了写诗，也只好装装样子。等到晚年，忧不胜忧，愁不胜愁，反倒“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了。
实际上，忧患意识同时也就是理性态度。因为所谓忧患，就是既非盲目乐观，也非一味悲观。可见没有理性，也不会有忧患。没有理性会怎么样呢？要么得意忘形，肆无忌惮，以为天上总会掉馅饼。要么提心吊胆，疑神疑鬼，歇斯底里，神经质。
周人有理性，所以忧患。因为忧患，所以《周易》就从巫术变成了哲学。
人类最早的物质文化模式，是工具；最早的精神文化模式，是巫术。然后，才有科学和宗教。科学和宗教都来源于巫术。不过，宗教和巫术，是相反的。科学和巫术，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什么相通的呢？就是科学和巫术都相信两点：第一，世界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因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第二，人类一旦认识了自然，掌握了规律，就能够利用自然、控制自然、改造自然。
巫术，就是人类认识的“试错阶段。
宗教和巫术刚好是相反的。巫术是征服，宗教是臣服，科学和巫术则是相通的，只不过科学走对了路，巫术没走对。但是，没有巫术，就没有科学，也不会有宗教。所以，世界各民族在她的原始时期，都有巫术，都要经过巫术阶段，这是无一例外的。不同的是，在西方人那里，巫术逐渐发展为科学。而在我们这里，在《周易》这里，巫术变成了哲学。《易经》就是巫术中有哲学，《易传》就是哲学中有巫术。
从巫术变成哲学，这是思想的飞跃，也是理性的胜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巫术虽然可以变成科学或者哲学，却并不一定就变成科学或者哲学。它还可以变成艺术或者迷信。变成艺术，是感性的胜利。变成迷信，是愚昧的胜利。周人把它变成了哲学，就说明周人的态度是理性的。
事物在变化发展时就有前途，是吉的；停滞、不变化，就没有前途，是凶的，既然世界永远在变，既然变化的规律是有章可循的，那么，与其在世界的变化面前惊慌失措，不如掌握规律，让事情尽量向好的方向发展，甚至主动去变革。
和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
所谓不走极端，其实包括两个方面：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既不过头，也不掉队。
中庸就是无过无不及，就是恰到好处。
中庸也是这样。一个“不走极端”，一个“不唱高调”，有多难呢？实在不难。但是真要做到，又很不容易。不信你去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又尤其是读书人当中的“愤青”，又尤其是“愤青’当中的“爱国愤青”，有几个是不唱高调、不走极端的？没有几个。为什么？为了把自己跟那些“平庸”的、“庸常”的，甚至“庸俗”的大众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他们绝不能“庸”。这就要唱高调。是啊！不唱高调，怎么表现“爱国主义”呢？不唱高调，怎么表现“理想主义”呢？不唱高调，又怎么表现“道德情操”和“高风亮节”呢？所以，他们是一定要设立道德高标，并且拿这种“高标”去要求别人、批判别人、谴责别人的。至于这些要求是否合理，是否可行，他们可不管。
唱高调和走极端，原本就相得益彰。唱高调一定走极端，走极端也一定唱高调。为什么？因为走极端，是需要道义支持的。你得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或者某个崇高的目标。这样，你走起来，才理直气壮，才大义凛然，才所向无敌。
实际上，世界上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比方说找老婆、找老公，你说我要找个世界上最好的，那对不起，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最好”只有一个。否则，怎么叫“最”呢？那么好了，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是最好的，难道大家都去爱她？世界上也只有一个男人最好，难道大家都去找他？那哪成啊！实际上，对你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孔子有三个最高境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治学的最高境界是“乐”，做事的最高境界是“权”。
《论语·子罕》记载孔子的话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中国有些成语，针锋相对啦，寸土必争啦，恐怕不一定好。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你死我活，是残酷斗争，是成王败寇。这是斗争的哲学，战争的恩维，不是和谐的哲学，和平的思维。和平的思维，是主张谈判的，也是主张让步、妥协的。当然，让步、妥协，也要有尺度，有底线，有策略，那就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枝节问题可以商量”。因为谈判的时、候，你总有一些是不可以讨论的。
你要做什么，你的努力方向是什么，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个是不能改变的。否则，权宜就没有意义，或者就成了见风使舵，也就“不宜”。但是，如何达到目的，是可以商量的。这就好比你到某个地方去，走哪条路，是坐船、坐车，还是坐飞机，是可以选择的。
方向、目标、内容，这是“意”；方式、路径、形式，这是“形”。只要得“意”，就可以忘“形”。当然，无论怎样权宜，你选择的，都只能是“正当手段”。
康德就说，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
守住底线，比追求高尚重要得多。
中，就是不偏不倚；正，就是不左不右；平，就是不高不低；和，就是不异不同。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段话，提出了孔子反对的四种思想方法：意，必，固，我。意，就是凭空猜测；必，就是绝对肯定；固，就是冥顽不化；我，就是自以为是。说得再白一点，意，就是想当然；必，就是一根筋；固，就是死心眼；我，就是半吊子。这些都是认死理。认死理也有两种。一种是认自个儿的死理，总认为自己想的、说的、知道的，都是对的。还有一种是认别人的死理。听到一种说法，就一口咬定，逮住不放，然后一条道走到黑，钻牛角尖。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这意思也很清楚：败不败，在自己。胜不胜，在敌人。败不败，为什么在自己？因为自己不犯错误，就不会失败。胜不胜，为什么在敌人？因为敌人不犯错误，自己就不会胜利。相反，如果自己犯错误，自己就失败。敌人犯错误，敌人就失败。总之，谁犯错误，谁失败。错误，都是自己犯的。因此，所有人都是被自己打败的。
胜与败，失败比胜利重要。敌与我，敌人比自己重要。
战争，归根结底是利益的驱动。
不做也是需要勇气的，而且还更需要勇气。因为这不是“不敢”，而是“敢不”。敢不，才是最大的勇敢。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果只能包容谦谦君子，不能包容卑鄙小人，那就不叫“包容”了。再说了，君子，还需要包容吗！
好与坏，原本没有区别，没有界限。、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这就说得更透彻了：坏事，是好事的靠山；好事，是坏事的窝点。好事就萌芽在坏事当中，坏事就潜伏在好事里面。所以，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会变成好事。而且，坏到头，就会变好。好到头，就会变坏。如果认为是非成败都一成不变，那就大错特错。
所谓“魏晋风度”，看似荒诞或者匪夷所思，其实体现了一种价值观，一种崇尚和追求，那就是：真性情，高智商，美仪容。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魏晋风度，其实还要包括风采和雅量。风采与仪容有关，雅量与性情有关。真性情而有雅量，美仪容而有风采，则是因为智慧。因为有风采，仪容才真美；有雅量，性情才可贵。但是，长得漂亮，可能徒有其表；性情耿直，又可能难以包容。这就要有智慧。大智若愚，表现出来就是雅量。智者乐水，表现出来就是风采。
向往自由，渴望真情，蔑视世俗，服从内心，这就是魏晋风度的价值取向。
政治黑暗，美就只在自然。礼教虚伪，美就只在天际。前途无、望，美就只在当下。人生无常，美就只在今世。
用深入思索的办法改造思想。这就是禅。
印度人是最耐烦的，中国人是不耐烦的。中国人从来就认为，一件事差不多就行了。所以，佛教要中国化，就必须简易化。
佛教是天国的哲学，儒学是人间的哲学。儒家是不讲什么灵魂归宿、彼岸世界那一套的。同样，大多数的中国人，从士大夫到老百姓，真正喜欢的，还是世俗的生活，比如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四世同堂、含饴弄孙，谓之“天伦之乐”。他们追求的，也大多是世俗的价值，比如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清高一点，也不过“功成身退”或“独善其身”，价值仍然在人世。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佛法就在人世当中。你要学得佛法，就得到社会生活中去。离开现实寻找佛法，就像在兔子头上找角，那是找不到的。
禅宗抓住了佛教的根本。佛教的根本是什么？两个字：觉悟。请大家想想，什么叫佛？佛是什么？佛，就是佛陀，也翻译为“浮屠”、“浮图”，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觉悟者”、“觉悟的人”。觉悟这个词，就是从佛教来的。当然，前面说过，成佛，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是自觉，自己觉悟。第二是觉他，让别人觉悟。第三是觉行圆满。符合这三个条件，就是佛。三个条件都不符合，是凡夫俗子。菩萨，有前两个，缺第三个。可见，人与佛、菩萨的区别，就在人不觉悟，佛和菩萨觉悟。这样看，佛，就是觉悟者。佛教，就是“觉悟的宗教”。觉悟，是成佛的关键。
禅宗的意义就在打破神秘感，回到人世间。因为既然“天国不存在，佛祖也是人”，那么，你要成佛，就只能在人间。、
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愚痴佛众生，智慧众生佛。
佛与众生。只有“一念之差”。
迷，还是悟。
众生为什么执？无非认死理。为什么认死理呢？又因为一般人心目中，总会有某种神圣的东西，或者不能没有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种神圣的东西，一定代表着永恒而普遍的真理。这样的“理”，岂能不认，又岂能不“死认”？不能没有的东西，比如“我自己”，就更得“死认”。死认，就执著了。为了破执，就只能把这些东西也都予以破除。
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
一句话，他们想不开！想不开，则吃饭不是吃饭，睡觉不是睡觉；想得开，则吃饭是吃饭，睡觉是睡觉。这就是佛与众生的区别。
事实上，在禅宗看来，成佛，正是为了每个人自己。所谓“普度众生”，无非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脱离苦海嘛！但，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只属于他自己。因此，成佛，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你不开窍，佛也没有办法。
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也就是说，正如少年时代的风流韵事，只有我和她知道，也只需要我和她知道。悟与不悟，成不成佛，同样只有我和佛知道，也只需要我和佛知道。禅宗，岂非自我的佛法？
看来，禅宗不仅是人间的佛法，简易的佛法，自我的佛法，也是智慧的佛法。智慧与知识不同。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唯其如此，禅宗才会有那么多层出不穷又千奇百怪的机锋与公案。因为学佛的人固然要有慧根，开悟的人也必须有机智。显然，禅宗的否定，不是否定，是肯定。或者说，是否定之否定。事实上，他们否定的是执著，肯定的是自由；否定的是教条，肯定的是自我。因此，只要不执著，什么都可说，什么都可做，什么都能有。但智慧的获得，却只能靠每个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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