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的缘分,始于二十年代的巴黎。当时 《了不起的盖茨比》刚刚问世,两人初次相见,菲茨杰拉德就 “害羞而高兴”地提到了这本书——在海明威看来,这是 “所有谦虚的作家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时都会流露出的表情”。
两人晤谈甚欢,不久又结伴去里昂。一路上,海明威渐渐发现,身边这位 “年长而有成就”的作家身上有太多太多匪夷所思的东西:他会莫名其妙地错过一趟火车,会为莫须有的 “肺部充血”或者找不到一支体温表而惶惶不可终日,会为结婚以来第一次分居两处而彻夜难眠,甚至,会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那样向海明威讨教生理问题。对于他那位长着一双 “鹰一般眼睛”的妻子泽尔达(Zelda Fitzgerald),海明威始终没有好感——他本能地感到,泽尔达以及她所代表的财富与傲慢,正在毫不怜惜地吞噬着菲茨杰拉德的才能。
后来在 《乞力马扎罗的雪》初次发表于Esquire杂志上的版本里,菲茨杰拉德惊讶地发现,海明威借男主人公之口,指名道姓地揶揄了他一把:“司各特认为他们 (指豪门巨富)是特殊的富有魅力的族类,等到他发现他们并非如此,他就毁了,正好像任何其他事物把他毁了一样。”此时在文坛上江河日下的菲茨杰拉德当即致信海明威,恳求他 “请在以后的小说里谨慎措辞,不要再用我的名字了!”,虽然海明威后来把这部小说出版单行本时将 “司各特”改成了 “朱利安”,但他同时也回了一封措辞很不谨慎的信。信上他大谈特谈自己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进而怀疑菲茨杰拉德是否能比他活得更长久——想来应该不仅指寿命,也有创作后劲的意思在里面。接到这样的信,菲茨杰拉德的愤怒和伤感是可以想象的,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像跟一只点燃了的爆竹一块儿犯傻……然而我还是喜欢那个人的,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不过,但凡这只爆竹再响一次我就只能拼上我这百八十斤把他放倒了……对话的时候,我倚赖的唯有失败,而他凭借的是成功。我们再也无法坐在同一张桌上了……”
很难弄懂海明威对菲茨杰拉德的哀其不幸究竟是怎么变成落井下石的,不过,海氏性情暴戾乖张,与菲茨杰拉德放在一起,正是阳刚与阴柔的两极,两下里犯拧也是早晚的事。福克纳便不吃海明威那一套——你只管嚣张,我这厢冷眼旁观,自有让你下不来台的时候。海明威结婚四次,每一次都元气大伤,在福克纳看来,这绝对是个笑柄。有一回他在给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的信里说:“这可怜的家伙,非得结三次婚 (当时还只有三次)才能发现婚姻是一场败局。其实,唯一能息事宁人的办法就是跟第一个厮守下去,尽量离她远远的,指望能比她活得更长。这样一来,至少你就可以避免跟另外一个人结婚的危险了。显然,男人能治好吸毒、酗酒、豪赌、咬指甲、抠鼻孔,但治不好婚姻带来的创伤。”
关于海明威,一度与他十分亲近的约翰·多斯·帕索斯也有不怎么愉快的回忆。说起来不过是一桩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某个晴朗的日子里,帕索斯夫妇到基韦斯特岛上探望海明威和宝琳,冷不丁在前厅发现了一尊新雕的海明威半身石膏像。照帕索斯的说法,那玩意着实可怕,活像是用肥皂刻出来的。夫妇俩免不了拊掌大笑,笑声免不了有些夸张,居然让一旁的海明威当了真。偏偏帕索斯毫无察觉,他兴头上来了便在基韦斯特岛住了好一阵子,每一次来找海明威都随手把自己的帽子戴在那尊半身像头上。终于有一次,海明威酸溜溜地扫了他一眼,猛地把那顶帽子摘下来。那一天大家都过得闷闷的。
“我们再也没说什么,然而,”帕索斯无奈地说,“事情从此以后便不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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