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幸与不幸
文/石岩磊
石岩磊/苏轼的幸与不幸苏轼在去世前2个月作了首《自题金山画像》诗,对自己的一生经历进行了高度概括:“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他被贬的3个地方,分别属于今天的湖北省、广东省和海南省,在古时一个比一个偏远,公元1101年,苏东坡病逝于回乡途中。一代文豪好像是终生不得志屡遭打压,他的周围真的是充斥着卑鄙奸佞的小人吗?事实并非如此。
苏轼少年得志,20岁便进士及第跻身仕途,除了他的才华出众外,也与主考官的慧眼识珠有关,负责京城会考的是文坛领袖欧阳修,他对文采飞扬的苏轼大加赞赏,曾放言道:“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见其坦荡磊落的胸襟,在他的极力举荐下,初出茅庐的苏轼很快便被委以重任。他26岁时出任凤翔府判官,主要职责是辅助州郡长官的文书工作,相当于太守的高级文秘,可是苏轼在此的心情并不舒畅。
当时的郡守是陈希亮,军人出身,雷厉风行作风硬朗,对苏轼的文案也多有指摘,这让年轻气盛的苏东坡很是不爽,总想寻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1062年,苏轼奉太守之命为“喜雨亭”写碑记,他挥毫泼墨一蹴而就,洋洋洒洒的一篇美文便很快出炉,可其中多处讽刺上司孤陋寡闻,明显有大不敬之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陈希亮非但没有怪罪,反而命人一字不改地刻到碑石上。后来苏轼才得知,陈太守之所以对自己“百般刁难”,是想提醒他不要盛气凌人,否则要吃大亏,其良苦用心令人动容,苏东坡在陈希亮去世后专门写了篇长文悼念他,满含感激之情。
苏轼遇到的恩人和伯乐不胜枚举,即使是政敌王安石,他们也彼此欣赏,并没有相互进行人身攻击和落井下石,那为何他还是屡次遭贬呢?这大概是源于他咄咄逼人的才气和口无遮拦的直爽。才华永远会叫人仰慕,可当你的才智过于张扬和外露,让人相形见绌或影响他人发展时,必然招致嫉妒甚至憎恨,在你死我活的政治生态圈尤其如此。其实,苏东坡对自身的毛病也一清二楚,他的侍妾王朝云曾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大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知子莫若父,最了解苏轼的当属他的父亲苏洵,在给活泼好动的儿子起名字时便煞费苦心。“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虽然不可或缺,但并不引人注意,苏洵是希望孩子能才华横溢,可又不显山露水,能够安安稳稳地做公卿,但他的美好愿望没有兑现。东方不亮西方亮,也许正是由于苏轼抑郁不得志的为官之路,造就了他豁达开朗的性格,也成就了其豪迈雄浑的诗风词韵。假如他在庙堂之上顺风顺水,也许会造福一方百姓,但绝无可能写出诸如“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一蓑烟雨任平生”等沉郁旷达的词句。生平不幸,诗文幸呀!
纵观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成也为官,败也为官,难道宦海真是头嗜血的怪兽吗?那为何人人还要削尖脑袋往里钻?当官不仅风光无限,可以占有先天的各类资源,更是个人能力水平的综合体现,只是其有自身的一套运行规律,韬光养晦便是必备的素质之一,锋芒毕露永远是官运亨通的大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更何况是人才济济的政界,夹着尾巴做人方能平步青云,不适应规矩只能被潜规则抛弃。可幸运的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上苍不会浪费每块好料,是金子总会发光,宋朝可能少了一个名相,但为后世留下了璀璨的文化宝藏,不幸之大幸啊。
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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