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人类把最美好的比喻、最热情的赞美都毫不吝啬地给了“读书”。
读书
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乌皮特说：“书籍就像一盏神灯，它照亮人们最遥远、最黯淡的生活道路。”
凯勒说：“一本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海洋。”
皮罗果夫说：“一本好书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它能够陶冶人的感情与气质，使人高尚。”
臧克家说：“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
高尔基说：“每一本书，都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
莎士比亚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像没有阳光.”
莎士比亚
托尔斯泰说：“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惠普尔说：“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博尔赫斯说的，“如果有天堂，那里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查理芒格说：“我见过的聪明人，没有一个是不读书的，一个都没有”。
三毛说：“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
查理芒格
读书似乎是一件绝对正确的存在，4.23世界读书日刚刚过去，阅读狂欢之后，我们不妨看一看读书的害处。
读书，会有害处吗？
会！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坑！
一、读书可以玩物丧志
梁元帝萧绎早年深信读书多多益善，在他所写的著作中，我们也能看出其文字功底之深厚，非博览群书者断不能写出如此佳作。
梁朝遭遇侯景之乱，宗庙社稷岌岌可危。而萧绎却仍手不释卷，聚客赋诗，讲论文法。
更为荒诞的是，魏兵东向之际，梁元帝居然还在龙光殿里聚众讲《老子》。飞书传报说魏兵将至时，他尚且不信，认为两国彼此通好，未有嫌隙，恐怕是误报。于是又继续讲论经法，并令百官身着戎装来听讲，以备随时作战。
侯景之乱
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文德殿，想要在有生之年将其全部读尽。但是他忘记了，自己并非书斋里的学者，而是总领朝政的皇帝。
历史上，许多皇帝都有着独特的嗜好，例如桀纣喜欢酒色、唐敬宗爱好马球、宋徽宗沉迷于书画、明熹宗醉心于木工，而梁元帝跟他们一样，只是他沉迷的事物是书籍而已。
当读书成为一种嗜好后，书籍也就容易让人玩物而丧志。
二、读书可使人脱离实际
孔乙己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但这种学问对于澄明人的身心、规范社会的秩序以及推动政教的进步有何作用呢？
孔乙己绘图
学者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结果把圣贤书弄得滚瓜烂熟之后，却不知道窗外的天地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晓得自己跟现实生活已经疏远到了何等程度。
晚明时期，内有流贼作乱，外有满清强逼，而此时的士人却仍沉迷于阳明心学，日以讲论良知为事。崇祯元年时，心学大儒刘宗周向皇帝上奏了一篇《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指责崇祯皇帝急功近利。
大儒洋洋洒洒地写道，要想治国，就不应“见小利而慕近功”，而是要先“致良知”——“默正此心，使心之所发，悉皆仁义之良”，然后再“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
崇祯在读到这种不识时务的书生之见后，哭笑不得，无奈地说这是“迂阔之言”。
王宗周画像
三、读书能放纵极端情绪
唐诗宋词，流传千年，短短几句直抒胸臆，酣畅淋漓。
开心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忧心时，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得意时，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兴奋时，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诗仙––李白
虽然都是千古名篇，但是我们好像忽略了一点，这些其实并不符合传统士大夫的要求，更悖于今日的为人处世之道。
古今很多书香世家，在对子女读书的引导上，诗歌都是慎之又慎的，长辈唯恐孩子在心智尚未纯熟时，便一心沉溺进了文字的情愫之中。
《世说新语》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东晋豪族谢安，趁子侄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问：“你们最喜欢《诗经》里哪一句呀？”
侄子谢玄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一句知名度很高，唯美略带伤感，也很符合当今审美。
《世说新语》
谢安摇了摇头，表示不满 ，又问侄女谢道韫。
谢道韫说：“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句诗是赞美周宣王的中兴之才。
谢玄这一次很满意，接着才说出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訏谟定命，远猷辰告”，意思是胸中有宏大的谋略，行动上能谨慎细心。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如果荷马真能帮别人得到美德，人们还能让他流离颠沛，卖唱为生吗？”
《理想国》
柏拉图批评诗人荷马，中国的诗人同样适合，唐宋时期，那些一流的诗人总是颠沛流离。
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无论是王维还是苏轼、无论是李商隐还是辛弃疾，他们一生都在跌宕起伏中摸爬滚打，感受世界上的一切沧桑和悲凉，这是巧合还是必然呢？
孔子告诉我们“学有余力，则以学文”，意在提醒大家，应该在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社会阅历之后，再阅读抒情的诗歌散文。
四、读书容易迷信经典名著
我们有理由相信经典名著倾尽了先辈的心血，是上天送给我们后人的礼物。
我国古典名著历经两千年，先前手抄、后来雕版、回避帝王名讳、还要小心文字狱。传到今天，有的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名著的创作环境和流传方式，不然是也会掉坑里的。
比如《史记》，是司马迁受过宫刑，饱含冤屈所创。太史公赞美项羽、贬低刘邦的主观情绪溢于言表。
《史记》
以至于很多读者有一个感觉，项羽顶天立地好男儿，刘邦言而无信大流氓，读书读出这样一个结果，也真是一言难尽了。
鲁迅称其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虽然是褒奖，但也从暗示了《史记》作为史书的欠缺。
再比如《论语》，孔子死后，学生们把他说过的话整理成册，书中记录的诸如孔子八年前在齐国和子路说的两句话、六年前在宋国和颜回说的一句话等等。
汉唐时期这本书只是蒙学教材，就是古代孩子的读本。到了北宋摇身一变成了国考教材，私人语录升格成了普世真理。
所以有些人很诧异，圣人说“毋友不如己着”，就是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孔子太过势利眼了吧。为此，历代都有儒学大师为孔子做各种辩解。
其实根本无需辩解，这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一句话，就如同今日的一位父亲，在儿子要外出上大学时告诫他说：“多和比你优秀的人在一起”。
《论语》
可是一旦后人把《论语》神化，不愿接受名著的不完美，不愿相信作者的局限性，那么受伤的只能是读者。
不仅如此，就连语言本身，也应当小心。我国的文言文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但是缺点也非常致命，就是缺乏严谨性，这是过度追求美感的必然缺陷。
先对比一下中西文字的特点：
《物种起源》原文直译是《论依据自然选择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物种起源》；
《国富论》原文直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乌托邦》原文直译为《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
西方文字确实啰嗦，我们汉语讲究信达雅，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到了哲学、逻辑学的领域，古汉语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比如这一句，《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九个字。
“苟日新”的铭文
今天大多人解释为每天都要创新、都要有进步，这个解释难免牵强，商朝如此古老的社会为何会强调创新呢？
至今没有一个让大家都信服的解释，郭沫若甚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说这句话其实是误传，原文应该是“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看看上方的摹本，还真像。
再比如《逍遥游》中一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文字很美，意境很美，但是太过简洁，每个人都能理解出自己的新意。类似的文字，读一读能心胸开阔，但是无益于构建一个知识体系。
《逍遥游》
近年来，中国崛起，名族复兴，从崇洋媚外变成了唯国学马首是瞻，这可能也是一种矫枉过正吧。
读书，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读书，也可以让人增长傲慢，而且还会觉得这种傲慢是智力的标志。
读书，能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也能成为一个无趣且无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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