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益友三者，损友三者。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北宋年间，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一生的恩怨情仇，可谓印证了孔子对益友的论述。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冬天，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光山县),他的父亲司马池当时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字君实）。六岁时，父亲就教司马光读书，七岁时，司马光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表现出超人的才华。而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至今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他出生的第二年也是冬天，江西的临川（今抚州市临川区）下着瑞雪，王家的第三个儿子王安石（字介甫）出生，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当时担任临川军判官。王安石从小聪颖，酷爱读书，且过目不忘，下笔成文，才华出众。
由于宋朝是典型的重文轻武的时代，是文化界名人辈出的时代，特别是宋仁宗前后，达到顶峰，出现许多著名的文坛大家。北宋时代的文人在政治上受到重用。
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20岁的司马光（字君实）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司马光先后从政48年，官至宰相。王安石16岁随父入京，以文字结识曾巩。四年后（公元1042年），王安石也考中进士，并凭借一句“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的经典对联，进士及第，获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青眼有加。从此先后担任过多地的地方官。到宋神宗时，王安石出任宰相，担任宰相期间，大力推行新法，改革旧政，一生从政44年。
年轻时代，他们都同时接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结交。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青天”）手下担任官职。两个年轻人同是少年及第登科，又同在京城为官，有着相似的社交圈子，尤其是在他们共同担任官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更是他们之间的友谊达到顶峰的时期。二人都是博学笃思、胸怀大志的年轻人，知趣相投，惺惺相惜，相比王安石的思路开阔敏捷，司马光的想法深刻全面，二人时常展开辩论，互补互鉴。
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宋人轶事汇编》记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 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佑四友。”由此看出，那时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和韩维四人被称为“嘉佑四友”，不但过从甚密，私交也是很深的。这“嘉佑四友”中，王安石、司马光和吕公著三人先后当上宰相，一时之间权倾朝野。而司马光、吕公著和韩维三人，最后却都因为政见不同，与王安石对立，成为王安石的政敌。
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之间的这份友情，此后很快就因为朝堂上的政见不同，逐渐发生了变化。
第一件事情是和苏辙有关。由于苏辙参加考试，行文语言偏激，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宋仁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两个人意见无法统一。王安石认为苏辙言辞过激且攻击皇帝，是为缺乏智慧的表现，反对录取。但司马光认为因为仗义执言而让一个有才华的人落选，是一种不道德的做法。这件事后来韩琦出面，支持了司马光的意见，苏辙这才得以通过录取。
第二件事情则是山东登州的“阿云案”有关。案情的基本情况是：少女阿云，在母亲母丧期间，被强行许配给韦阿大为妻。阿云不愿意，刀砍韦阿大，致使韦阿大受伤断了一根手指。此后阿云自首。这个案子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而朝堂之上对此的争论点在于，阿云是被人强行许配给韦阿大，而且还是母丧期间。阿云是杀夫还是杀害一个外人以及究竟有无自首情节。焦点就在于阿云这桩订婚是否有效？如果有效，阿云杀夫，则必死无疑。但是如果这桩订婚违背孝道，阿云就有活下来的可能。对此，司马光认为应该判死刑。王安石认为这桩订婚违背孝道，应该判决阿云看管流放。这件事由宋神宗支持了王安石的判决。
从这两件事情开始，两个人开始政见不合，相互之间也开始渐行渐远了。
还有一件事，是在王安石接受江宁知府任命来京面圣时，司马光兴致勃勃地带着自己编撰的几卷《资治通鉴》来找他。却不料王安石在翻看了几页之后就其内容径直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司马光认为国家的施政方针应在原有基础上温和调整，否则会伤及国本。
而王安石却认为《资治通鉴》里的那些施政方针都是仿古而来，毫无创见，应该变法图强。两人一时争论起来，谁也无法说服谁。司马光觉得王安石太激进的做法会把国家带入危险状态。而王安石觉得司马光因循守旧，思路闭塞，因此两人最后不欢而散。
此后，王安石推行新法出台，司马光又连写三封信信质问他，劝王安石不能“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但王安石只写了一封回信反驳他。
两个昔日的好友，就此成了一生的政敌。
由于北宋的财政状况日益困难，甚至到了举步维艰，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主张，开始了“熙宁变法”。对此，司马光作为守旧派，认为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并坚持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竭力反对、阻挠王安石变法，并开始不断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
而王安石在朝堂之上力排众议，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决心，积极推进变法改革。
自此，二人之间的关系陷入绝交状态。
司马光眼见劝阻变法无效，又无力改变局面，只能选择离开权力中心，到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去了。
王安石的变法本意是清除政府积弊，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是在推行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社会当权阶层的利益，还出现了用人不当、危害百姓的现象，导致遭到激烈反对，最后变法失败。在遭遇亲信出卖和家庭的变故后，他辞去相位，归隐江宁。
1085年，宋神宗去世。司马光受摄政的太皇太后高氏重用，再次拜相并不遗余力地废除了新法。王安石积极实行的变法也因此告终。
这个消息传到本就患病的王安石的耳中，愤懑之下，导致病情加剧，怀着无比的遗憾撒手人寰。
司马光在得知王安石去世的消息后，非常悲痛，他唯恐王安石死后会受到小人的暗算和凌辱，立即写信给当时的右宰相吕公著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在司马光的建议下，朝廷追封王安石为太傅。
自古以来，在中国历代政坛上，实施变法改革的人中，如吴起、商鞅，张居正等等，几乎都没有好下场，而王安石却能寿终正寝，并享受死后哀荣。这与司马光的极力维护不无关系。
王安石死后的五个月后，司马光病逝。
纵观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一生交集，虽因政见不同导致二人关系破裂，但两人都襟怀磊落，一直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互相“倾慕之心，未始变移”。用司马光的话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期间，一个反对新法的官员吕诲死后，司马光为其写了墓志铭，其中不乏有讽刺变法的言辞。于是便有好事者将这个墓志铭献给王安石，认为王安石会因此迁怒于司马光。不料，王安石却将铭文挂在墙上，并逢人就称赞：“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由于二人在道德品行都是高洁之士，都是就连租个房子，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王安石在写给司马光的《答司马谏议书》内说：“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我私下认为与君实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没有机会与您见面，内心实在仰慕到极点啊。在王安石的眼中，司马光一直是一位真君子。
司马光在谈到他与王安石的交往时，认为自己于王安石，应当算是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然而司马光一口回绝道：“王安石无任何私利，为何要这样做。”
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的争执只是本着一颗为国为民之心的君子之争，在个人问题上，仍能保持相互包容，这是君子之风，使人敬重。
所以君子之争，和而不同。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一生在品行和才华上惺惺相惜，却因政见不同争斗半辈子，随着两人的先后病逝，他们亦敌亦友的一生也随着历史的长河落下了帷幕，留给后人无数唏嘘。与此同时，穿越千年的时光，他们的品行和才华也被后人所传诵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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