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作者在西雅图举办的面向首席执行官的会议中，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做了一次演讲，其实最重要的是提出了一个观点，他指出公司里最不了解业务的就是首席财务官。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财务官被奉为神灵，他们有着聪明的头脑和在公司中很大的权力。通用电气的首席财务官丹尼斯·达默曼曾经受到了传奇管理大师杰克·韦尔奇的嘉奖。那为什么德鲁克会这样说呢？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
德鲁克的观点中，表述了知识，尤其是金融知识是关乎过去的，而企业家精神是关于未来的。财务官们分析的都是过去的数字，然而过去的数据对未来的前瞻性几乎不会有什么作用。正如德鲁克指出的那样：一个公司的收益不取决于公司内部。公司只能决定自己的成本，而无法决定最终的收益。要想赢得客户和投资者的支持，需要有外向的视野和领导力，而不能只顾着从企业内部着手解决问题。总接起来：企业家应该去寻找机会，而不是解决问题。当你专注于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在助长过去的失败，消耗你的力量。最终，你名义上纠正了错误，解决了问题，但是错误的影响得到了延续，导致你不仅趋于平庸，还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德鲁克对首席财务官的看法，从信息论来理解也是一样的，财务官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确保他们的公司拥有足够的、低熵的现金，以确保公司财务状况恶化或者其他情况发生时有充足的现金储备。而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解释经济增长，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只是宏观上的首席财务官。当市场表现出风险，他们就会提出警告，通过政府手段来抑制风险，但实际上这种对于短期和局部风险的抑制，实际上是积蓄了更大、更高的风险。
每个人都知道美国的债务问题，也都知道必须要解决，但是如果压低预算这不能给政府带来经济增长的机遇，那么他们的政治压力会很大。如今美国的债务问题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问题。美国 每年的社会福利预算高达9000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那些懒惰的人不去公司而是领取国家的救济，从而抑制了他们的创造力和学习动力。美国对于单身家庭有大量的福利制度，减免和降低他们税收，而对于完整的家庭则收取高额的税收，这实际上是对婚姻的一种惩罚。这只是美国福利制度的一个缩影，很多问题导致了美国债务越来越高，政府支出大规模越来越庞大。而且非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导致了更多的问题。他们无形中毁掉了数百万人的生活、家庭和职业生涯，让他们对社会保障体系过度依赖。
在奥巴马政府的管理之下，美国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现象，而且高技术人才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了净流出的现象，这不得不让人关注。只有积极的政策变革才能扭转美国的经济颓势，削弱人们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的积极性，而增加更多的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估计大家创新和风险投资，创造出更多的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现在我国也在积极推行“供给侧改革”，历史多次表明，供给方面的政策变化可以立即大幅增长企业家财富的价值，让他们的资金更多地用于投资，而不是用于一些无价值的消费。繁荣面临的威胁不是债务，而是一种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关键错误在于知识同权力的剥离，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而错误的政策只是考虑如何保住事物的价值，他们不会考虑去创造新的价值，而不是通过自有经济的高熵渠道将权力分散给掌握知识的企业家们。
对于债务问题，我们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当时英国的债务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倍，这与今天的美国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类似，很多人都以为当时的英国会走向衰落，但实际上当时的英国正是欣欣向荣之际。而看一个反面例子，20世纪80年代，新西兰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农业和建筑业领域都十分发达，但后来却遭遇的历史性的倒退，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保守派主导的新西兰在长达20年里实行了大规模的农业补贴政策，最后导致了整个国家无法实现农场品的自给自足。保守派相信补贴政策受到国民的欢迎，但正是这样的补贴给新西兰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1985年，农民的收入45%来自于补贴，这实际上是鼓励了农民的懒惰，并抑制了农业生产和创新。想想我们国家前几年的三农优惠补贴政策其实也有类似的效果，农业的发展并没有因为补贴而兴旺起来，反而助长了大家的懒惰情绪和对补贴的依赖。
所有这些转变表明政府减少干预和补贴，减少行政命令，削弱权贵资本主义，降低税率，完全能够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取向正在破坏美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基础。这是一种病态的行为。公共部门已经演变成了一股操纵市场的力量，用各种担保、各种补贴去干预风险资本和金融部门的运作过程。这些担保和补贴的确能吸引一些人才，但也侵蚀了人才应有的作用。同时，政府通过税收、货币贬值和监管等方式不断给经济体发出令人惊异的、消极的信号，导致私营部门的企业家和制造业的先驱只能从事一些利润空间偏低的业务。我们拥有一个高熵的信道（政府），结果就得到了低熵的信息（停滞不前的经济）。这正好与一个成功的信息社会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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