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像
董桥先生在文章里引过俞平伯的雅事：俞先生在清华大学里教唐宋诗词，坐在讲台上念出一首诗，说一声“好！”便闭目回味，学生们等着他说怎么好，却听他念起了第二首，念毕又一声“真好！”回味半晌，再念第三首。轶事活脱毕现了俞先生的性情，值得后人玩味，却苦了当时的学生。
赵俪生就是课堂里的学生之一，提起俞老先生颇不以为然。赵俪生先生在他的学术自传（学术自传丛书之《赵俪生自传》，巴蜀书社，1993）里说，“对于清华，我想写出我多年以来隐蔽在胸际的一些看法”：老师们都名重一时，却“讲不出东西来！”这里面既包括俞平伯，也数到了杨树达、吴宓、冯友兰、朱自清、张申府等大家的名子。赵先生并不是指摘他们的成就，但作为教师而不善教述，起码不算是好先生。这与时下对“旧时大学”的“美丽回忆”颇有不同，但赵先生说了：“既然写自传嘛，我想就应无挂碍地写出自己的心里话。”
坊间最近见到了赵先生的新书《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比学术自传更详尽，且重在对人事的回忆和感怀，凭添了许多亲切。只是本性难移，还是无挂碍地说话。
2010年版的《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是赵俪生《篱槿堂自叙》、高昭一《回首忆当年》两书的合辑
赵先生对他的老师们也不是全无许可，对闻一多是一生服膺。闻一多当时授的是《中国古代神话》，而在神话上闻一多有许多新发明、新议论，讲起来想必比那些照本宣科的教授们要有趣得多。这有趣就将年轻的赵俪生带进了学问的殿堂。赵先生的学问可分三个阶段，一是农民起义，再者土地制度，晚年则醉心思想史。钱穆也有类似的晚年改道，只是时人推重的还是他们的史学研究。赵先生的农民起义研究可说是当时最具高度的研究成果；而对土地制度的争论则成一家之言；（他有个著名的弟子秦晖，延续了这个方向的研究。）至于思想史研究，现在恐怕还下不了结论。赵先生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与齐白石自谓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一样，有些名士脾气。
金景芳先生是这样评价赵先生的：“先生为人，颇倜傥自喜，不以岸异为非⋯⋯于同时代人少所许可，以是每不见谅于人。然先生实胸怀坦荡，无适无莫。（序《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所以一部《自叙》里语多峻峭，揭了不少同辈人的“短”。比如回忆好友童书业的“怕”，说台湾叫嚣“反攻大陆”时，童极其紧张，找到系里的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会抓我，你知道我胆小怕死，不得不带他们去搜捕共产党，所以现在和你约好，我到了你家窗前会拼命咳嗽，你听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听起来让人哭笑不得。
书中载了赵先生在美访问期间的日记，有一则记的是赵在美国颇感不便，向已是汉学泰斗的同学杨联升求助，杨在电话里说，你既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那来我们美国干什么？那只能丢中国人的脸。赵反唇相讥，说抗日时我在山西打鬼子，你却逃到美国来，咱们谁丢中国人的脸？听起来真有点迂气，只怕会加深双方相互的厌恶。但所有这些却生成了赵先生人与文的风骨；有脾气，就是有“性”子，“性”在“命”前面，欺负不得的。
在我看来，一些迂直的话，更能作时代的见证。
老子与孔子都说过“美言不信”的道理，而杜甫有“书到瘦硬方通神”的诗句；“通神”是艺术的境界，历史则重一个“真”字。先生文虽瘦硬，意蕴却深厚，且引书中一段记逝世前一年（1951）的丁山先生的文字：
“他告别时，我送他出门，原来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办。⋯⋯只见一个老年街工，拉了一辆排子车，将薄薄一具棺木安放车上准备往墓地拉。丁山赶上前去，摘下自己棉帽向拉车工人深深鞠了一躬，弄得那个工人不知所措。丁说，‘我叫丁山。是山大的丁山教授。棺材里的，是我学生的母亲。他学习去了，没人送葬，请你把她埋好。钱己付过，我再给你鞠个躬！’这一情节，是我亲眼目睹，至今三十六年犹历历在目。”
夫复何言！书生风范尽在其中。
（少年时代的旧文，或还能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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