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末，孙中山在赶赴北京途中逐渐病重。因医疗水平有限，直到在北京协和医院进行剖腹手术后才知道是末期癌症。在接受X射线治疗无果后，孙不得已只能改用中医，国内中医亦一度振奋，如走马灯般登门诊疗。但无论中医抑或其它非常规疗法均回天乏术，孙中山终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
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东，北上与段祺瑞、张作霖商讨直系政府垮台后的善后办法。没有人能够料到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旅途。
1924年底，孙中山离开广州前留影。图片来自网络
从上海到日本再到天津，孙中山途中已感到不适，当时人们都以为是晕船和饮食不当所致。抵达天津后病势稍加重，也被认为是临时感冒和舟车劳顿。在德国、日本医生初步诊断后，也认为是肠胃、胆囊等方面的旧疾复发，认为病并不大严重，静养即可。
12月31日，孙偕同随行人员至北京，入住北京饭店疗养，病情诊断又有了新的进展。
1925年1月4日，孙中山在饭店内接受多名中外医生的集体看诊，据大连医院副院长兼内科医长户谷银三郎提供“满铁”的情报，他们包括：德国医生施密特（天津）、克里（北京德华医院）、美国医生罗伯特、孙柯斯（二人均属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刘瑞恒（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以及俄国医生福尔特（属俄国公使馆，加拉罕委派）等。医生们认为，孙中山所患为“肝脏脓疡”，是微生物感染所致，应采用注射盐酸依米丁的疗法。
病危中的孙中山。图片来自网络
1月21日前后，孙中山“体温忽高低失常度，脉搏亦有异”。23日眼球发现黄色，“知肝脏之浓，渐将侵及他部，非施手术不可”。但恐病人年事太高，不敢轻易尝试，直到26日上午，孙中山才亲自同意手术。
当日黄昏，孙中山进入协和医院手术室，汪精卫、陈友仁、孔祥熙等亦入手术室远观，宋庆龄等在邻室等候。时为主刀医生助手的王逸慧（上海圣约翰大学博士，我国妇产科学奠基人）事后追忆:
“切开腹壁后，看到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面上，长满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主任医师要我伸手去摸一下肝脏。我发现结节发硬，整个腹膜腔内的脏器已粘连在一起。”
27日协和医院宣布诊断结果：“肝癌并广泛转移至腹膜”。
20世纪前半叶，西医诊断癌症其实并无很好的方法，他们直到把孙中山腹部剖开才知是癌症也实属无奈。其实岂止是断症，当时连致病原理也不知道，苏俄医生对几位国民党高层解释说：
“孙先生病症的起源，远因在十年以上，近因也有两三年之久。这种病的发生，是一种寄生的微生物。初长于肠中，再播于肺，以及于肝。到了肝上，一变成癌症……至于此微生物之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由于花柳病而生，一种是由于居住热带地方饮食呼吸而生。”
肝癌通常是由胃癌转移所致。孙中山受胃病困扰十几年，并无医治良法。孙甚至听信日人高野太吉的“抵抗养生论”，多吃难消化的食物以“锻炼”胃部（有人见过他在韶关进食大量鲍鱼）。当时一位医学博士周君常在报纸上刊文：
“肝癌什九为续发性……虽谓剖腹时未觅得胃癌，然胃癌若极小，未必易于发见(作者注：时人常不区分“见”与“现”)也。孙先生胃病之症已历十余载，想为胃溃疡，由是转成胃癌，再延及肝部，极为可能之事也。”
1925年2月5日，孙中山开始接受“镭锭治疗”，这是利用昂贵的镭发出X射线杀死肿瘤的疗法，中国只有协和医院能提供。
居里夫人发现了镭，推动了癌症的治疗。但镭疗法现早已被淘汰。图片来自网络。
从媒体报导来看，直到2月15日，孙中山还在使用镭锭治疗。但该疗法在癌症初发时有一定功效，到癌细胞扩散后则收效不大。镭锭是最后的治疗方法，且至多只能使用五十小时，此时使用已有四十多个小时，仍无济于事。
国民党人早预感到镭锭治疗无用，在那之前已有改请中医的打算。2月初，北京名医陆仲安开始介入治疗。陆氏因治愈胡适的肾病闻名，他为孙中山把脉之后，认为只有三成治愈的把握。张静江回忆道：“但先生不愿服中药，其意待西医无治法，再服中医药可耳。”唯有用人参二钱、麦冬一钱煮水代茶服用，饮后脉象转佳，但又出现脚肿。
孙中山的病情受全国媒体的关注，报纸上不时报道治病的过程，随着手术失败及癌症的确诊，中西医之间的冲突开始见诸报端。
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张静江邀周君常博士，谢持邀中医洪某，同来京。现因西医诊治日久无效，颇有同志主改延中医。”很快，汤尔和（柏林大学医学博士，抗战时担任伪政权要员）在北京《晨报》质疑中医：“这种数典忘祖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上海《申报》报道：“（协和医院）医士吿以如其愿服中药，可送其出院”，“如请中医，即须出院”。《京报》转述孙中山的话：
“余岂不知中国医药者。惟中国医学，未能应用近世科学，以探究病源，即如余之肝病，中国医生最精明者亦不过指为肝痈，殊不知肝部痈疽，种类甚多，性质不一，非用科学的考验，不能真其确见，病源尚不知，用药何能有把握？”。
可见标榜现代医学的协和医院不想有中医介入治疗，且西医出身的孙中山对此亦不同意。孙的原话确实指出一个问题，即中医似乎对于cancer（癌症）没有确切的对应概念。
各路媒体高度关注孙中山病情，此为1925年1月28日《大公报》，记录了中医药方。事实表明，中药只能缓解孙中山的痛苦，无法药到病除
翻开当时的报纸，各路老中医均在上面各抒己见，不论他们是否亲自给孙看过病，多把癌症叫做痈或疽，且基于治疗痈或疽的传统观念提出治疗方案，不少人还认为可以治愈：
“西医所剖视者，不知是肝之本体发硬，抑肝之本体外另生有物发硬，如另生有物，则非痈即疽，如肝之本体，则苟非肝胀，即属肝燥。胀则形质必大，燥则形质必小，一宜敛，一宜滋，又宜分别……肝痈、肝燥易于疗治，肝疽稍难，肝胀更难……病虽四种，揆诸中国医书，皆有治疗之方。”
2月18日，孙中山出院迁居铁狮子胡同，除打吗啡止痛外，正式改用中医治疗。首先是唐尧卿、陆仲安相继诊视并开方。传媒争相报道药方，陆氏的方为：
耳环石斛三钱，野山人参三钱，山萸三钱，寸冬四钱，鲜生地四钱，沙苑子三钱，沙参三钱，甘草二钱。
据说孙中山吃下两剂后，脚肿消退，但吃第三剂后却出现腹泻，胸部肿胀，病势不减，故陆氏不再开方。然后是改服中医唐尧卿、周树芬所拟方案：
秦当归身一两，生白芍五钱，川芎一钱，缩砂仁钱半，研碎后下，上药煎浓分二次服，每四句钟服一次。
这剂药也没效果，病人先是腹泻，后又大便不畅，于是换其它中医。
有史料称国民党人钮永建、茅祖权又介绍江苏名医王子贤。王氏药方如下：
五皮饮加减，五茄皮五钱，茯苓皮六钱，生姜衣二钱，酒洗大腹皮五钱，陈皮一钱五分，车前子(包)三钱，土狗十只，人参五钱（微炒），煎水当饮。
孙中山服药后，当晚以尿液形式排出不少腹水，人舒畅了些，但王子贤复诊后仍指回天乏术。
病人到了紧急关头，病急乱投医不足为奇。在最后时刻，一些非常规疗法也被采纳了。
二月底，请来声称来自德国，名为葛辛慈者施予“精神治疗法”。“其法由术者用手按于腹部，以一种接触术施行治疗。”孙中山接受治疗约20分钟后入睡，但对病情没多大帮助。
大约同时，有自称留学日本的山东人王纶带来“最近发明之注射剂，治癌症良效”。其“驱癌”针剂为隔日注射一次，一共连续注射七次。据说头五次似有效果，但七次后腹水仍然只增不退，亦宣告治疗失败。
3月11日，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名并叮嘱后事，后无法言语。《晨报》对其去世经过有详细报道：
“下午神识尚清，入晚便有谵语，夜呼吸甚缓仅十六，脉搏则骤增至一百六十四次。经克礼医生注射强剂，遂沉睡。至十二晨一时二十五分钟，痰上涌。遂不能言语，家属进以人参，稍定，然脉搏又增至一百八十次。至四时后，脉搏稍缓。七时后，痰更甚，呼吸益见困难，两眼直视屋顶，时以手抓床沿，延至九时三十分于家族友人服侍之中，与世长辞矣。”
1925年3月，广州公祭孙中山情形。图片来自公元图片数据库
孙中山死后，北京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其灵柩被安放在西山碧云寺，遗体经过防腐处理，在寺中供人瞻仰。直到1929年，国民政府把遗体迎回南京，举行更为夸张的“奉安大典”后才葬于今天的中山陵。
参考文献：郑珠玲《疾病、政治与医疗：孙中山癌症诊疗过程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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