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长篇小说《西夏咒》中写过这样几段话：
人类最可怕的不是屠杀，而是对屠杀的讴歌。你只要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人类顶礼膜拜的，其实是屠杀自己同类的人。杀人越多，可能越被认为是英雄，如拿破仑、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曾国藩等。这是整个人类的堕落，也是历史书写者和文学参与者的罪恶。
杀人者因为有其强权基础和欲望引诱，会情不自禁地进行屠杀。当人们无法制止其屠杀时，就不能不忍受命运的苦难。但我们必须明白一点，那屠杀是罪恶，是必须谴责的，绝不能讴歌。这时的讴歌比屠杀本身更值得诅咒。因为屠杀者终究会因内体和生命的消失而中止罪恶，那“讴歌”却可以依托文化传递给后人，在人类心灵中植入恶的基因。而一遇到适宜的气候，那恶的种子，就会发芽、生根、开花，长出杀性更重的屠夫来。
所以，赞美屠夫的文学是人类心灵上的毒瘤，我们必须割除它。我们必须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那些貌似强大且被人类讴歌了千百年的征服者不是英雄，他们其实是屠夫，是罪恶的载体。真正的英雄是甘地、耶稣、孟子、孔子等将爱撒向人类和历史的人。他们才最值得人类赞美和讴歌。
当我们的书籍上充满了对血腥罪恶的赞美时，我们的心定然会受其熏染而异化。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当那恶臭延续千年时，人类心灵定然会被熏染，一种习以为常的恶就衍化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亦如世上有“嗜痂之癖”一样，一种“口味”的异化终究会使已经“异化的心灵更加失去人性。
不信?你可以翻开历史，扑入你眼眸的名字中，有几位是真正爱人类的人?有几位真正为人类带来过光明?屠夫和暴徒被当成英雄，甚至连贝多芬那样的天才也曾将拿破仑当成了英雄而讴歌，他的《英雄交响曲》仅仅因为是拿破仑称帝而换了名字。但实质是：无论拿破仑称帝，还是充当执政，拿破仑最大的功绩，就是侵略和屠杀，但他却成了世界意义上的英雄。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堕落和悲哀吗?
我们的诗仙李白亦不能脱俗，他赞美的俠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但李白之所以成为李白，还在于他有“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的大情怀。前者之瑕，难掩后者之瑜，故李白方成为李白。
我们不能左右强权，我们无法消除罪恶。相对子强权，我们的笔很软弱。但我们可以支配我们的笔和喉咙，使它发出一种相对有良知的声音。一个微弱的声音固然会被时代的噪声淹没，但千万个喉咙，一起发声时，可能会使一些被梦魇裹挟的灵魂惊醒。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也会擦亮眼睛，放开喉咙，发出一种有益于人类的声音。当一代代人这样喊下去时，定然会有更多的人明白：什么是罪恶?
许多时候，比屠夫更可恶的是他的啦啦队。正是在啦啦队的鼓噪声中，小屠夫长成了大暴君。当然，他很可能做的一件事是，那把越抢越疯的屠刀，最终也会削去啦啦队们的脑袋。
我们的文化，不应该是啦啦队。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所有讴歌罪恶者，最终也会成为罪恶的牺牲品。面对历史上的一把把屠刀，我们应该放直了声音——哪怕会招来屠刀——歇斯底里地大叫：那是罪恶！
当一个个人、一代代，一直这样叫下去。等到有一天，人类翻开以前引以为傲的历史时，他们定然会羞红了脸。因为，他们一直将血腥当成了胭脂。
那时，他们会说：来呀，将这块罪恶的抹布扔向阴沟，由我们来重写历史吧。
那重写的历史里，定然会有有益于人类的无上光明。
我的这一思想就是由老子的和平理念发展而来的。借助老子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历史书上讴歌的英雄都是杀人者，而且他们杀的都是老百姓。例如，美国的前几任总统——比如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人，虽然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很高，将他们当成伟人来崇拜，但他们——包括口口声声说“人生而平等”的杰弗逊总统——却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类似的行为太残忍了。他们虽有其伟大之处，但这种民族主义所导致的残忍，却是他们抹不去的污点，会世世代代地留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选自《老子的心事第二辑》雪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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