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兽未可同群也,非斯人之徒谁与?”这是《论语·微子》中孔子说的一句话。鸟,飞禽也;兽,走兽也。鸟和兽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做同类,只能处于两种不同的生活空间。长久以来,对这句话很多人简单地“断章取义”,解释为孔子不同意某些人的主张,骂他们是鸟兽。用大白话说,就是是禽兽、畜生!
这是完全错误的。要正确理解,我们先看看这句话的上下文: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櫌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桀溺在一起耕种,孔子路过,让子路去寻问渡口在哪里。长沮问子路:“那个执辔(拿着缰绳)驾车的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指着桀溺)说:“那位是知道渡口的人。”
子路再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字子路)。”桀溺说:“你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说:“是的。”
桀溺说:“(当今需要改变的人)像洪水一样到处都是,(改不胜改,)谁能改变呢?你与其跟着(孔丘那种)逃避坏人的人,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这些)逃避坏社会的人?”锄草而未停下。
孔子周游列国,走过万水千山,问路的经历也不计其数。就是渡口也打听过不少,基本上都非常顺利,唯独在这此却受到一番奚落,给孔子留下深刻印象,所以被记录到《论语》里去了,而且大书特书!怎么讲?我们知道《论语》都是短小精悍、微言大义的语录体句子或小段,这篇以冗长、琐碎而突兀于整本书。
很显然,这是以长沮、桀溺为代表的避世之人(隐士)给孔子“指点”心灵上的迷津,实体的“津(渡口)”只是一个寓言载体。换句话说:在指路的隐士们看来,孔子一行不是找到行路的渡口,而是在立身处世的“渡口”迷航了!当下世道这么乱,你孔老师再怎么努力也是没用的,还不如像我们一样暂避一时。
子路回来后把情况报告给孔子。孔子怅然若失地说这句话——“鸟兽未可同群也,非斯人之徒谁与?”飞禽和走兽不能相互结交而同群,而我生而为人,不去结交那些作为同类的人,去结交谁呢?
联系上下文,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天下有道的时候,我老人家(孔子)就不做与人结交以改变人的事情了;现在是没办法,这事我不做就没人做了。明明知道社会动乱,礼乐崩坏,我也要积极入世,参与变革,而不是消极避世。
孔子虽然也羡慕隐士们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却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世道越乱,自己就越要入世,尽最大努力挽救文化薪火,正所谓“铁肩担道义”!这种心态,颇有点释迦牟尼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架势。释迦牟尼成佛后,也曾抱怨过“众生刚强难化”,不过,难化也要化,苦些累些而已,孔圣人的境界在某种意义上与释迦牟尼相当,体现了儒家“入世”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
所以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讨论当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为政者争民施夺、贪婪成性,黎民百姓身陷水深火热的无道之世时,君子所应采取的处世态度。人有社会化的属性,不能离开社会与飞禽走兽一起生活。作为社会中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退回“脱俗”的自然状态。同时也委婉地批评当时“社会贤达”为了自己所谓的清誉,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眼瞅着老百姓处于困境之中而不去帮助生民改变。 儒生一向崇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志向,显然不会认同贤达之士学鸟兽藏于山林,不敢正视社会民生问题的处世态度的。
面对混乱的社会现实,孔子也曾有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的感叹,但是孔子此言也只是感伤自己怀才不遇,不过是伤心的时候发发牢骚罢了,并没有真的要退隐于海上。当楚狂接舆“风歌笑孔丘”时,孔子一点也不恼怒,而是下车希望与之交谈;当长沮、桀溺这些隐士通过子路规劝孔子当“避世之士”时,孔子虽不赞同,但也没有有激烈的争论和反驳,只是“怃然”地表达了“鸟兽不可与同群”这句话。
孔子毕生积极入世,推行仁道,为建立理想的“大同”社会,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由于其责任意识,也为了建功立业、匡正治世,“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是儒家的基本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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