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这部书有个大疑点，就是它提及孔子比提及老子的次数要多。
书中所涉及的孔子形象，大致有三种：离道的孔子、求道的孔子、成道的孔子。
司马迁为庄子作传，认为庄子是贬孔扬老，列举外篇《胠箧》、杂篇《盗跖》《渔父》为例。这三篇恰恰只描写离道的孔子。
这涉及到另一个大问题：《庄子》各篇的作者大致是谁。今本的《庄子》分为三大部分，内篇、外篇、杂篇。从汉代到魏晋，《庄子》有不少版本，有不带杂篇的，也有全本总计五十二篇的。唐代时这些版本大概都还在，但今天存在的版本就只有郭象删定的三十三篇。郭象删了什么篇章？据记载，删掉的那些，有的内容像山海经、也有解梦之类的怪诞文章。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距离《庄子》成书的时间，实际上已经有500年之远（郭象生卒252年-312年，而秦始皇生卒前259年-前210年），哪怕是司马迁（生于前145年），也应和这部书相隔约100年。总而言之，到了今天，学者对《庄子》作者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内篇是庄子手笔，而外杂篇是庄子后学所作。
在内篇中，却主要描写了成道的孔子。如果单看内篇，反而能够看到，庄子视孔子为成道之圣人：颜回已是极为聪慧，而孔子尚且能在一些精深的问题上对他进行指导。庄子纵然不是在捧孔子，也绝对不应是在贬孔子。但不论庄子持什么态度，都能说明，他必定通晓儒家的学说内容和人物关系。
这样一看，整部《庄子》对孔子的描写就有矛盾。既捧孔子，又损孔子，像是打了巴掌又给糖。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庄子本人是深刻理解孔子的，他认可孔子却并未全盘接受孔子。而庄子后学在这个基础上，大胆地抨击了孔子。
《庄子·天下》是今本三十三篇中最末一篇，是最早的评论诸子学说的文章。在这一篇中对儒家的态度也很微妙，全文未出现儒家人物的名字，但儒家尊崇的六经却最早被提及，并认为百家争鸣导致“道术将为天下裂”。另外要注意的是，该篇作者认为关尹、老聃两人是“古之博大真人”，但其学说和庄周的学说泾渭分明。从这一篇看来，庄子后学是极注重儒家的。
从九型人格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顺理成章:7号享乐主义者-杨朱学派是连接1号完美主义者-儒家和5号观察者-道家的关键节点。庄周作为7号享乐主义者，在压力下的解离方向是一般状态和不健康状态的1号完美主义者。但是问题在于，7号是无法体验1号的健康状态的，无法全面对1号的学说感同身受。庄周会对孔子的学说感兴趣，并能够理解一定层次，但当他回到健康状态，他实际上回归到7号的人格，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会将孔子的学说进行改造，成为更符合7号人格而非1号人格的学说。
至于庄子后学，他们未必都必须是7号人格，只不过，要在庄学领域有所建树，大概就必须是7号人格，否则根本就不具备发挥庄学的心理基础。
唐·理查·里索这样描述7号的解离状态:“一般状态下的第七型人抵制自身的种种限制，想要自由地追求那种能让他们兴奋起来的东西。……第七型人觉得应当有所限制，但接着又觉得自己的活动受到了阻挠，想极力反抗这些约束。这样做的结果通常就是，他们最终总想做更多限制自己做的事情。”
比如说，《庄子·天运》有“商太宰荡问仁于庄子”，这是值得注意的，庄子居然有资格给人讲解“仁”，并且前提还是，别人知道他通晓“仁”这一儒家概念。庄子回答说:“虎狼，仁也。”他把仁的概念推向了极限，如此做的原因，就是7号在解离状态下力图突破在1号人格中遇到的限制。看似解释仁，实则是似是而非的改造，任何儒家正统的人，都不会接受他这一套理论。
同理，借盗跖、渔父等人之口，对孔子形象进行愚弄，也是一个学说改造过程，只不过这样的改造出自庄子后学之手，已经演变得有点过头了。
从庄子的初心来说，他是尊重儒家的，也是理解儒家的。庄子本人并不是和儒家对着干，他只是从儒家学说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解读。
比如《论语》和《庄子·人间世》都写了孔子遇到楚狂接舆，而庄子在文中却隐去孔子想上前请教，而楚狂接舆回避了孔子这一桥段，似乎给足了孔子面子。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庄子》中不管内外杂篇，孔子及其弟子的出场次数比老子都要多？
可以有一个原因——显学，但这个原因说不通。据庄子同时代人物孟子的说法，当时的显学有墨家、杨朱学派，也包括儒家，而儒家当时是不得势的。纵然是“重言十七”，也不至于偏爱儒家，毫不借势墨家或者杨朱？
从人格来看，7号享乐主义者和1号完美主义者相连接，所以，庄子写儒家几乎是必然的，他可以不必是儒家门徒。
而孔子的出场次数更多，是由于庄子大半辈子都生活在贫困线的压力中，这种状态下呈现1号的人格特征，他最能深刻体会的就是孔子的学说了。只不过庄子到底还是7号人格，特别乐天知命，一旦恢复安定的状态，他就会在这些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学说，还会向5号的学说靠拢。
因此，庄子及其后学写书，常常让孔子出场，但又不是给孔子做广告，是跟他们的人格有关系。
文/似或存#《九型诸子-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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