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旗手”鲁迅在文学上的造诣可谓登峰造极，但他的文章很少提及自己的父亲，更不会提及自己的爷爷——说起来这其中满是泪呀！
鲁迅爷爷周老太爷周福清（鲁迅是笔名，本命叫“周树人”）当时丁忧(古代官员在家为父母守孝)在家，赶上乡试，点的提学(学政)——乡试主考官殷如璋是自己的同年——同年考上举人进士的简称。
鲁迅的父亲也要参加1893年的“恩科”乡试，周老太爷要打点一下，可要想把成本最小化。周老太爷放出风，说自己认识乡试主考官，可以疏通关节，莘莘学子们趋之若鹜的送来白花花的银子。
周老太爷兑了一万两的银票，写了封信，装进信封，让下人阿贵把信及银票给主考官大人送去。
那时候从京城到杭州是乘船走大运河，主考官的船是官船，有仪仗。阿贵并没有送错人，只是周家家风严，阿贵可能要讨个回执或是口信，不巧的是有个官员拜会主考官，主考官在陪着说话，没有与阿贵见面。
阿贵在岸上嚎上了:“我们家老爷在信封里放了一万两的银票，希望你通融通融！”事到如此，主考官只能告发鲁迅爷爷的罪行了！
准确的说，这属于犯罪未遂，而且那时候大清朝已经是走到病入膏肓的末世，但周老太爷的下场是被判了“斩监候”(相当于今天的“死缓”)。
周老太爷命保住了，1901年才出狱了——一个“八年牢狱之灾”。纵观清一代，周福清的结果是奇轻的，确实是有福之人！
周家家境却一落千丈——从此社会上少了个浪荡的公子哥;多了个文学史上的“旗手”！这个“副产品”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万幸，对于周家是晴天霹雳——也应了那句话“出来混，始终是要还的！”
咱们今天不讨论鲁迅的悲催，看看周老太爷的遭遇。“科场舞弊”自从有科举考试后，就形从影随科举考试一直到今天——从本质上讲，高考和公务员考试都属于科举考试的延续。
在古代，历朝历代对科举考试舞弊案处理都是极其严厉的，砍头轮排一价砍将下去，头颅滚了一地，而老百姓拍手称快——最起码能够管个三年五载的科举考试的清平。
刚才看到山东省对于两起高考顶替上学事件的处理。锤子高高的举起，可看看结果——“警告”居多，退休了“降低待遇”。这种处理能够达得到以儆效尤的结果吗？成本太低了！
可能是我们没有专门的法律应对，古代“满门抄斩”的罪行，不适用于当代社会这一点我不否认，但一个“警告处分”我也同样不认同，古代出现这样案件，四十六颗人头落地是少的，今天牵扯四十六个人，绝大部分的处分轻飘飘的，体现今天我们“厚今薄古”？
令我们汗颜的是，满清对于“科场舞弊案”的处理极其严酷，只要沾边了“杀无赦”。对于谋反的案件，后代的最高统治者都可以“翻案”，重新定性。
但对于“科场舞弊案”，包括那个我们诟病不已慈禧老佛爷都讳如莫深，不敢翻案，即使是主考官家里人倒卖考题，主考官最多属于泄密，没有参入其中，却被砍了脑袋。
后来有人想替主考官翻案，人家慈禧太后都退避三舍，以为“圣贤”之事，应该膜顶礼拜！家法不严，亵渎“圣贤”也该严惩不贷——主考官不能说自己是被冤屈的吧。
纵观清一代，它们崛起于白山黑水，可属于蛮夷，问鼎中原后，就怕中原人说它们是“野猪皮”“满身膻腥”，对待科举之事甚为恭敬——早期开“鸿恩科”拉拢士子。
清朝的科举大案也层出不穷，但制裁严厉，一旦查实，也真是头颅乱滚。人家皇族学习也相当的努力，有成就者如鲫过江。
而明朝的做法令人大跌眼镜，“科场舞弊案”层出不穷，但查处起来如同天朝一般，不了了之，或是轻拿轻放，着实让我们汗颜。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是“科举制度”带给士子们“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可一旦出现舞弊者，破坏了社会公平，造成“劣币驱除良币。”长此以往，社会安定受到冲击。
我们历朝历代之所以重视科举制度，是要把知识分子纳入体制内——一是有助于统治;二是防止知识分子冲击统治。武则天看到《讨武曌檄》时说过:“有如此才，而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过也！”
虽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有秀才参入的造反就大相径庭了，李世民，赵匡胤这种世家子自不必说。平民出身的刘邦，朱元璋有读书人辅佐之后如虎添翼，夺取了天下！即使造反不成的两个读书人——黄巢和洪秀全造反的破坏力也不容小觑。
我们天朝，立国不足百年，出此大案窝案，处理起来，如同施害者对那几个冤屈命案的受害者家属所说的“我罚酒一杯，你随意！”
人家还感觉这样说委屈的要命，“人命案必破”是底线，人家也是奉命行事，有罪过都有，凭什么让人家抛头露面承认错误！这一句话一出口，人家就没有了政治前途！
我看还真不如摆一桌，把顶替者和被顶替者召集在一起，话谈开就可以了，推杯换盏的皆大欢喜——我们不是就喜欢“研究研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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