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艾儿子杀人的消息让我在熟人面前，倍感难堪，没面子的同时，心里更不愿意别人议论此事，“我们村里咋能发生这种杀人的事呢？”，我对所有相识的人都表白过。中国人不是常常喜欢说："坐老的山坡不嫌陡"、"狗不嫌家贫"吗，我就是这样的人，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无论村外的生活有多好，反正都不如我们村好，而且我们村理应如此美好下去。且不论我这种“夜郎自大”的想法对不对，我就是担心别人因为这事而轻视了村里的有人。
于是，在听说了这件事的好长时间里，我一直在做掩耳盗铃的事，以为自己不去打听，也禁止别人在我面前谈论，我们村就什么事也没发生，老艾家的日子还会如从前一样，不曾发生过大变故，什么也没改变。
直到有一天我碰巧遇上老艾，看见她的一瞬间，我才明白，事实终究是事实，无论如何，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那天是因为表姐的儿子也就是我侄儿结婚，我去她家喝喜酒。
表姐家新建的楼房非常气派，院子宽敞明亮，喝喜酒的亲戚三三两两，这里一群那里一簇的坐在桌前等着开饭。我长时间没回老家，一下面对这般众多的亲戚朋友，心里忸怩不安，就想找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目光逡巡一圈，就被一个头戴红头巾，身穿烟灰色运动服，脚穿一双红色恨天高跟皮鞋，翘着“二郎腿”的妆容和衣着都很夸张的女人吸引住，只见这个女人浓妆艳抹的脸就像一个小丑，不仅涂了厚厚一层白灰，还描了一对大大的熊猫眼，嘴唇更是夸张，好似一张吸血僵尸似的血盆大口，眉毛粗壮得像两条毛毛虫，随着说话人的神情动态而不断上下扭动，这整个人的样子与满屋喜气洋洋的氛围很不搭调，简直是“二”。
我定睛仔细一看，这不是老艾吗？她怎么把自己整成这般模样，而且，她儿子不是杀人了吗？难得她还有这等悠闲的心情，没事样的端坐在那里，果真如乡亲们说的那样她疯了......
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城里人尤其是每月领固定工资的工人或干部，不仅仅是生活富足的象征，还是一种出人头地的身份标志，农村人对此羡慕极了，但凡只要有机会，拼了命也要让自己的泥腿子进城。当时，农村人要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无外乎招工招干或考取一所好学校，而早先的老艾则是我们村的另一个传奇。
在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可以自由做生意时，老艾是我们村最早做生意且小发起来的人，那时她干劲十足、意气风发，是许多年轻人的榜样，连村里的那些个老顽固都说：“不得了，这个闺女精得很、闯劲大，有出息啊！。”
当时，我们村许多人家都期望自己的子女能像她一样做点生意挣点钱。为了让我上进，我妈也常常拿老艾示范，凡事都要我向她学习，这样的话说多了，听的人不仅厌烦，还生出了怨恨之心，为了反抗母亲，我曾暗暗发誓不走老艾一样的路，不做老艾一样的事，将来一定要比她有出息。后来随着改革浪潮的深入，村里出外打工挣钱的人多了，农村的生活条件也逐渐改善了，乡亲们就不再迷信老艾的传说了，尤其是后来居上的年轻人不但对她没了另眼看待的意识，心底反而产生不屑于为伍，要同她较量一番、争个高低的想法，我就是其中一个。
我一直以为自己能有今天，是老艾激励的后果。
从老艾回村那天起，我就暗暗告诫自己不能像老艾那样，在城市里打个蘸水就溜回村子，更不能学村里哪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以为在城市呆了些日子，长了点见识，再回村时，本事不大，却学城里人对咱农村生活指指点点，说这也陋习那也成规，不仅嫌弃农村人不讲卫生，还嫌咱农村生活条件差。孰不知在乡亲们眼中，自己乃是另类，不但衣服穿得怪模实洋，好好的头发还染成红、黄、绿色，像一盆五颜六色的枯草，脸上除了涂脂抹粉，还要画上一对熊猫眼、抹上一张血盆大口，村里的大爷、奶奶都说远看像妖怪，近看还是一妖精。
为此，我一直不敢“修”掉自己农民的本分，每次回村，不敢穿裙子，不敢说普通话，也不敢把头发弄成个鸡窝，更不敢在自己的脸上大兴土木、大动干戈，憋了二十多年，终换得乡亲们“看看人家在外工作多年还像一个农民”的评语。
老艾呢，自从她外出风光又灰溜溜回到村里那天起，就告别了传奇，成了村人茶余饭后的笑谈，因此，也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我和她仅有的几次交集，也是无话找话、东扯西拉式漫不经心的对答，说者无味，听者嚼腊，半天找不到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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