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13日，我的父亲在忍受了病痛的残酷折磨后，终于熬到了生命的尽头，就像油灯将尽，丝光飘浮，忽明忽暗，已到了弥留之际了。
见此情境，母亲与我商量，打算将父亲送回老家，边吃药边休养。即使一旦病危，也能在老家祖屋安顿。如不幸去世，也好在老家办理丧事，让父亲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父亲同意我们的想法，催促我们抓紧落实。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我请假与母亲乘坐公共汽车，回到丰城市张巷镇段上村委会应家村，清理老家的祖屋，准备次日陪父亲搬来居住。
我家的祖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我在新加坡的祖父出资建造的，位于村庄的倒数第二排。该房建筑面积约有120平方米，坐北朝南。它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木板楼房，四面是砖墙，内室是木质，俗称“四扇三间”的房屋。二楼平日用于存放杂物，有时来了客人，或者闹水灾时，也会在楼板上临时铺被住人。一楼是生活区，厅堂很大，足有50平方米。厅堂的东西两边对称排列着三个房间，靠南端的一间叫“厢房”，用作厨房，约有10平方米；靠北的两个房间，约有12平方米，是卧室。厅堂的北面是“拖屋”，约五六个平方米，左右开了两扇门，通向房屋的后面，也用作厨房。
父亲兄妹四人，我的姑姑从小就跟着我的祖父母定居新加坡，只有父亲兄弟仨在国内。父亲排行老三，上面有一对双胞胎哥哥。父亲和大伯父在武汉工作，二伯父在宜春工作，他们平时几乎不回家，只在春节时回来住上十来天。在老家祖屋里生活的，实际上是他们的家属。我的少年时代就是跟随母亲在这里度过的。
我少年时期，我家和大伯父家分别使用的是祖屋东、西边靠南的“厢房”和卧室，二伯父家使用的是靠北边的东、西边两个房间及“拖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父亲三兄弟分家析产，我家分得的房间正好和二伯父家的进行了对换。之后的几年，父亲兄弟仨先后将家属迁出了老家，祖屋也就成了空房，杂乱不堪的。
这天上午，我和母亲将厅堂和自家的两间房，以及“拖屋”打扫干净，将一张木床架设在厅堂东后间的门口，并铺垫好干净柔软的稻草。之后，我们来到祖屋的前两排父亲的堂弟“烂头”叔叔家吃午饭。席间，我的母亲将我父亲的病情及我们要送父亲回老家养病的想法，通报给了“烂头”叔叔及“郎古仔”婶婶。他们表示会尽力给我们提供帮助。我和母亲在绝望中，感到了一丝安慰。
傍晚，我和母亲在清理好祖屋后回到城里，将老家的情况向父亲作了介绍。父亲瘦削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凹陷无神的眼睛射出了久违的光芒。父亲见我有些疲劳，让我去休息，我便告辞回到自己的家，并联系好汽车，准备次日陪父亲回老家。
就在我刚吃完晚饭时，小妹凤琴赶来，说是父母让我过去一趟。我感觉有些不妙，便对妻子简单作了交待，急忙赶到父母家。
当时，我的父母亲住在其单位院内的一栋旧三层楼房的一楼，加上后来加建的卫生间和厨房，总共是三间两厅一厨一卫，但还是比较简陋。三弟春根刚结婚，住在靠大门的前间；小妹尚在上中学，住在后面的小间；我的父母亲住在居中的房间。后来，父亲病重，既要吃中药，又要敷草药，为了方便，就搬到小妹的小房间住，小妹便与母亲同住。
我赶到父母亲家里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二弟红根已在父亲床前，帮助父亲通大便。父亲见我来了，说腹胀难受。我即赶往药店，买回“开塞露”药，与二弟一起帮助父亲用药。我们折腾了半个小时，仍没有起到效果。父亲便痛苦地回到床上，闭上眼睛喘气。我的心像刀割似的，几乎不敢直视父亲。
父亲患上的是晚期肝癌，病痛得厉害，经过刚才的一阵折腾，确实是累了，他默默地躺在老式的木架床上。我和二弟站在父亲的床前，眼泪禁不住地夺眶而出。此时的父亲，发白稀少，气若游丝；眼睛内塌，眉骨突出；脸颊凹陷，牙齿外露；手脚无肉，皱皮裹骨；肚皮贴背，胸骨突现。如果不是喉节还在微微地蠕动，真像是一具木乃伊了。
见此情景，我和住在父母亲同一个院子里的二弟商量，决定今晚留下来陪伴父亲。过了一会儿，父亲睁开眼睛，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我俯身问父亲，才知道他要我们兄弟去客厅休息，有事会叫我们。我便找了根细竹棍，放在父亲床边，告诉他我和二弟在客厅的沙发上休息，让他叫我们时就用棍子敲门。
我和二弟将客厅的三人沙发打开，垫上被子，躺在上面休息。此刻，我实在难以入眠，生怕父亲发生意外。我思绪万千，以前曾听长辈们说过的关于父亲的事情，以及自己经历的往事，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
父亲是1935年农历四月初八出生的。十几岁的时候，他寄住在印度尼西亚国的伯父家。1953年，印尼排华，他经香港准备去新加坡，投靠我的祖父母。但因当时新加坡也在排华，父亲只能回国，投靠其正在武汉铁木家具厂工作的大哥。由于年少，父亲还到北京市朝阳华侨中学读书。毕业后，父亲曾下过农场，后被安排在大伯父所在的家具厂工作，跟着大伯父学做木工。
作者父亲青年时
1961年，父亲与比他小十岁的老家农村姑娘（我的母亲）结婚。1963年10月17日（同年农历九月初一），母亲在老家祖屋生下了我。在我两岁时，母亲带着体弱多病的我，到武汉与父亲共同生活了六个年头。据母亲说，我在父亲身边生活得很快乐、很健康，我至今也隐隐约约有所感受。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是他给了我在大城市生活的体验，使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在武汉生活期间，母亲于1966年农历11月初二，生下了我的二弟红根；后又于1968年农历2月十八，生下了我的三弟春根。由于弟弟们的出生，加上我又到了上学年龄，户口又落不了武汉，全家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已难以为济，母亲便于1970年春节前，带着我们兄弟仨回到了农村老家，并于次年农历九月初六生下了我的小妹。因为有父亲的工资为后盾，我家的生活还是比同村一般人家的要优越，我的小学生活，过得同样幸福快乐。
为了结束两地分居，父亲于1974年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与生活，请求调到当时还是小县城的老家江西丰城，被安排在现称为丰城公路分局的单位工作。
1975年10月，在父母亲的努力下，母亲和我们四兄妹的户口，终于农转非进城了，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我当时正在张巷中学上初一，还不到两个月，便转到城镇中学继续上学，两个弟弟也都到了城镇第二小学读书。那时，我们全家人真的是很开心。
随着我们兄妹的长大，家里的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父亲在机修车间做木工，虽然职级较高，但工资偏低。母亲在父亲单位做家属工，收入就更少。家里开始出现困境，即使是基本生活，也难以保障了。父亲让我执笔，以他的名义给我远在新加坡的祖父写信，请求祖父给予经济帮助。我的祖父接信后，都会及时给我们寄些钱来，偶尔也会主动寄钱来。尽管我们是贫困家庭，有些被人看不起，但我的父母亲能顶住各种压力，想方设法为家里渡过难关。我们兄弟仨也会利用寒暑假，在父亲单位做点小工，赚些学杂费。全家人节衣缩食，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也其乐融融。
1979年7月，我参加高考,竟然被录取了师范。虽然是中专，但在我们住的大院内及父亲单位职工子女中，实现了高考零的突破，轰动一时，使瞧不起我家的人们无言以对。我的父母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们家也从此逐渐走出困境。
我读师范，是全免费的，而且是在本地上学。家里少了一个大负担，父母亲的压力轻了许多。两年后，我参加工作，除了生活费外，我的工资都交给了母亲贴补家用。母亲也由家属工转为父亲单位的大集体职工，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也有所增加。家里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1986年7月，我的两个弟弟高中毕业。同年12月，父亲为了二弟能够早日参加工作，便按照有关规定提前退休（病退），让二弟于次年2月，“顶替”补员在其单位工作，他自己则在一些个体建筑工地做“点工”（现称“打工”），收入比原单位的工资还多。至此，我们家的生活发生了质的改变，日子过得很是惬意。
随着三弟和小妹先后从公路职业技校毕业，回到父亲单位工作，家里便没有一个“吃干饭”的了，生活提前进入了小康，把以前看不起我们的人家，远远地甩在后面。人们开始对我们家刮目相看，主动示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去国外探亲成为现实。父亲兄弟仨先后去了新加坡，探望我的祖父和我的姑姑一家人（祖母早已去世）。我的父亲曾先后去了新加坡两次，带回了先进的电子产品和漂亮的衣服。几年后，我的祖父去世，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我们看着当时少有的大屏幕彩电，穿着国外新潮的衣服，很是神气，惹来人们称赞不已的点评及好奇羡慕的目光。
可是，好景不长，横祸飞来。1995年初的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去工地做工，回家的时候，感觉疲惫，体温有点低烧，连自行车都骑不了。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感冒引起的发烧，但打针吃药了几天，不见好转。父亲便住进市人民医院作全面检查，医生怀疑父亲的肝脏有问题，建议去省级医院作进一步检查。
于是，我和母亲、二弟陪父亲到南昌省医学院二附医院住院检查。经十来天的各项检查，诊断我的父亲是患了肝癌，医生建议父亲去上海医院做手术。我们问医生，上海医院的手术成功率有多大，答复是百分之五、六十，弄不好也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在当时，患上了肝癌，几乎是判了死刑，没有医治的可能。我们没有将病情如实告诉父亲，只是委婉地告诉他需要做手术。父亲说他同意做手术。母亲担心手术不能成功，父亲就很难回家了。经过反复商量，母亲听取了医生和亲友们的建议，决定放弃手术，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给父亲治疗。我的父亲便开始了大量吃中草药和身敷草药的痛苦历程。
通过广告和朋友的介绍，母亲找到南昌一家专治癌症的中医医院为父亲治疗。每隔十天，就要去这家医院看一次，并带回成捆大包的中草药，既有煎服的，也有外敷的。母亲承担了陪我的父亲看病，为我的父亲煎药、敷药的重担。我的母亲向来身体就不好，现在又要照顾重病的我的父亲，其辛劳是可想而知的。母亲因父亲而憔悴，父亲因病魔而痛苦，我们兄妹因父亲的不幸而忧伤。
因为父亲的病，我们全家人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这种感觉，比起当年家里的困难时期，还要痛苦万分。当年生活虽苦，但有父母的关爱，我们兄妹的日子，过得还是快乐的。现在条件虽好，但精神倍受折磨，心里总像压着铅块似的，令人几乎窒息。
我的父亲经过一年多的病痛折磨，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其痛苦之状，是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无法感受得到的。看着父亲一天天地从天庭饱满到眼窝深陷，从缓慢走路到卧床不起，从能自行吃饭到口齿不清，我的心像万针穿刺，曾多次面对涛涛的赣江泪湿衣襟。我为不能为父亲减轻痛苦而难过，为不能为父亲分担忧愁而愧疚，为不能为父亲延迟生命而自责。
现在，到了我要面对父亲的最后一刻了。我从客厅的沙发上起来，来到父亲的床前，看着安详躺着的父亲。
夜已深了，四周死一般的寂静。母亲因白天的劳累，与小妹已睡了；三弟夫妻也早睡了；二弟倒在沙发上也响起了鼾声。我一点睡意都没有，冥冥之中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便坐在父亲床边静静地望着父亲。
大约到了凌晨两点，父亲突然醒来，一副非常痛苦的样子，含糊不清地从喉中挤出两声“茶、茶”。我连忙端过茶杯，用小“调羹”（汤勺），慢慢地向父亲的嘴中喂温开水。刚喂了三下，父亲的喉结突然上下抽促起来，像是有什么异物堵住似的，发出“咕咕”的响声，眼睛睁大了，口张得很开。我见事不妙，急忙对着厅堂呼叫母亲和弟妹。母亲和二弟、小妹迅速赶了过来。母亲见状，说：“人可能不行了。”此时，父亲用右手朝我们伸出两个指头，我认为父亲感觉冷，需要穿两条裤子，连声叫母亲去拿衣服。但未等母亲离开，父亲已喘得厉害。刹那间，只听“呵”的一声，一股气体从父亲口中呼出，父亲的喉结便停止了抽促，眼睛也合上了。父亲终于摆脱了病魔，离开了喧嚣的尘世，与我们永别了。
父亲的离世，是我第一次真正地面对死亡。父亲给我留下了无限的哀思，难忘的回忆，甜蜜的梦境。对于人生与死亡，我有了深刻的感悟。我想，人的这一生，无论富贵贫贱，都要面对死亡。它就像一列生命火车，一旦启程，便是走向死亡。人只有在这短暂的历程中，努力活出自我，活好当下，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打上漂亮的戳记。这戳记带上你的专属气息，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说：极品的事，都是极品的人做出来的。如此，才能坦然地面对自然法则。因为有了天堂，我们才不再畏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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