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读到安史之乱之后,唐代宗太过宽松软,以至于藩镇势力日强,中央权威日渐削弱,中央政府内部也是腐败滋生,政府的权威性和统治力严重下降。
进入到唐德宗时期,一改宽松软的治理方式,从严治政,从严治吏,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和作用,很快有了中兴之像。
这个时期有个重要的大臣刘晏,是个天才儿童,更是非常专业的财税和经济专家。他以高超的财技,为唐德宗时期的朝廷权威提供了强大财力保障,为中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晏刘晏(716年-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市东明县) 人。
在三字经中有:“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
说的这个7岁入仕的神童就是刘晏。
因为刘晏善于理财,宝应元年(762年)六月二十七,唐代宗李豫任命京兆尹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任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铸钱使等职。掌管天下钱财的收支。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兼税务总局局长,兼央行行长,兼烟草局长。
唐制,户部度支案掌国家财政收支,郎中掌收入,员外郎掌支出,侍郎总管检查。唐中期以后特派大臣判度支,后来独立于户部之外,称度支使或称知度支事,或称勾当支使。尤其是天宝以后,因军事供应浩繁,多以户部尚书、侍郎或他官兼领度支事务,称度支使或判度支、知度支事。其权极重,和“盐铁使”、“判户部”或“户部”尚书合称“三司”。
癸丑,以京兆尹南华刘晏为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晏善治财利,故用之。
不过不久,刘晏得罪了司农卿严庄,被贬为通州刺史。元载替代他掌管天下钱财。
过了段时间,又基本官复原职。并再原来基础上,兼任了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把运输也管起来了。再后来又成为了太子宾客。
在太子宾客任上,他开始受命改革漕运制度。
要从江南运输物资到首都长安,原来主要是通过汴水。但是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汴水荒废不治,漕运都从长江、汉水运抵梁州、洋州,绕道险阻,劳费财力。
三月己酉(十二日),代宗任命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商议重新疏通汴水。为此,授予刘晏便宜行事,事后再报的特殊权力。
当时,战乱之后全国粮食匮乏,关中一斗米价值一千钱,老百姓摘取麦穗来供给禁军,宫廷厨师也没有可供二个季节用的存粮。
于是,刘晏就疏浚汴水,又给宰相元载上书,陈述漕运的利弊,要求全国各地响应。从此以后,每年运米数十万石供给关中地区。终唐一代,掌管漕运之事最有才能的首推刘晏,后来者都遵循他的法令制度。
漕运他的具体做法是:首先组织人力疏浚河道,打造了二千艘坚固的漕船,训练军士运粮,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他不再征发沿河壮丁服役,而是用政府的盐利雇用船夫。
他沿用过去裴耀卿的办法,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为此又在扬州、汴口、河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仓贮粮,以备转运。
这样比过去用江南民工直运的方法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损耗,降低了运费,免除了南方人民一项旷目持久的而又十分艰辛的劳役。江淮的粮食因此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每年运量达四十万石至一十万石。
自丧乱以来,汴水堙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三月,己酉,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议开汴水。庚戌,又命晏与诸道节度使均节赋役,听从便宜行毕以闻。时兵火之后,中外艰食,关中米斗千钱,百姓挼穗以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晏乃疏浚汴水,遗元载书,具陈漕运利病,令中外相应。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唐世称漕运之能者,推晏为首,后来者皆遵其法度云。
到了德宗时期,因为另外一个财政大臣韩滉搜刮老百姓太过了,就被免职。再度让刘晏一个人掌管天下钱财。
这个时候。刘晏开始改革第五琦制定的唐朝的食盐专卖制度。
第五琦盐法施行的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食盐专卖体制,这是一种由政府完全垄断的禁榷制,全部盐利被政府独占,商人被排斥在利益之外,这是战乱的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战时经济政策”。
刘晏盐法改革后,则形成了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食盐专卖体系,政府不再独占盐利,而是将商人和商业机制引入食盐市场,增加了食盐专卖的灵活性,政府和盐商均获得了巨额盐利。
两次改革所形成的不同的食盐运销方式,是由于各自的背景以及自身的性质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第五琦建立的由政府垄断一切盐利的运销方式显得过于死板,并引起商人阶层,尤其是盐商的不满,这就决定了这种完全的垄断根本无法长久维持。
刘晏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整顿盐监、盐场等盐务机构,接着又调整了食盐专卖制度,改变了肃宗时第五琦规定的官运官卖的盐法。
规定盐官统一收购亭户(专门生产盐的民户)所产的盐,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由他们贩运到各地销售。国家只通过掌握统购,批发两个环节来控制盐政。
政府收取的盐利,原来每年只有六十万缗,到大厉末年增至六百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被用以支付漕运费用和政府各项开支。
真正做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至德初,第五琦始榷盐以佐军用,及刘晏代之,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缗,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厌苦。大历末,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居其太半。
刘晏还把漕运和食盐专卖两项制度紧密结合起来,以尽量减少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打扰。实际上就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通过财政的手段来解决以往靠行政命令手段解决的漕运人力问题。
具体做法是将盐的收入用于漕运雇工,从长江、淮河至东渭桥,大抵一万斛盐雇工费七千缗,自淮河以北,沿路设置巡院,挑选能力强的官吏主事,不烦劳州县就能完成漕运事务。
以盐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万斛佣七千缗,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择能吏主之,不烦州县而集事。
刘晏这些做法,改革了过去要么朝廷财政没有钱,要么老百姓被严重盘剥,不管人民死活的税收政策。而是做到了国家财政增收,老百姓负担更轻,生产和经济更加繁荣同时兼得的大好局面。因此,他的改革也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可以说,离不开刘晏高超的经济财政才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非常成功的经济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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