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9日上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学森在谈话中提到：“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次谈话被媒体称之为“钱学森之问”，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温家宝与钱学森
此时的钱学森已经是94岁高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钱学森之所以将他内心的真心话向共和国总理倾诉，无非就是让政府关注和正视中国的教育，无论是钱学森自己，还是时任总理温家宝，他们都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讲中，就曾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也是对“钱学森之问”最好的诠释。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天津，其父梅曾臣是清末秀才，共育有五子五女，梅贻琦是长子，自幼熟读经史且善于背诵。1904年10月17日，严修（严范孙）和张伯苓创办的私立敬业中学堂开学，由张伯苓为监督（校长），梅贻琦作为第一期学生入校学习，1907年，敬业中学堂改名为南开中学堂，1908年，梅贻琦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南开中学堂毕业，随即进入保定高等学堂学习，1909年8月，梅贻琦参加了首批“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的考试，这是中国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先进行初试，考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预录取68人，再进行复试，考物理、化学、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在630名考生中，梅贻琦以第6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庚子赔款首批47名赴美留学生中的一员，这些留美学生进入美国不同的大学，选择学习化工、机械、土木、冶金及农科、商科等专业，梅贻琦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机电工程专业。
第一届“庚子赔款”留美生合影
1900年，义和团入京围攻各国使馆，导致八国联军出兵进行武装干涉，并且攻占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弃都西逃。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向十四个国家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史称“庚子赔款”。
1907年12月3日，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年度咨文中，要求国会授权减免和取消“庚子赔款”超出的实际损失部分，将多余赔款部分用于开办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罗斯福总统是在接受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报告之后，向美国国会提出这一建议的，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美中双方协议商定，创办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
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在北京西郊清华园正式开学，标志着一所新式学校正式诞生了，这一特殊的日子，也被清华大学定为自己的校庆日，清华学堂是清朝政府外交部用“庚子赔款”建立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时，清华学堂被更名为清华学校，由第二批留美幼童、肄业于耶鲁大学的唐国安任出任首任校长，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周诒春担任教务长，1913年8月唐国安病逝之后，由周诒春开始继任清华学校校长。
1914年，梅贻琦获得伍斯特理工学院机电工程学士学位后回国，曾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1915年秋天，梅贻琦应时任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之聘，担任清华学校的物理教师，同时也执教英文和几何，聘期为三年，梅贻琦为人沉默寡言，不善言辞，曾向自己的老师张伯苓倾诉，不愿从事教师工作，但在张伯苓的训导之下，梅贻琦才继续在清华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从此，梅贻琦的一生与清华园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4年11月，周诒春邀请梁启超到清华进行演讲，梁启超以《君子》为题进行演讲，其中引述《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进行诠释和解读，以“君子忧天之运行不息、不屈不饶；忧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勉励清华学生。周诒春也在致辞中指出：“清华之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当奋发有为，力戒虚骄自大、贪安好逸；当群策群力，同声同气，以拯救国家。”并提出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清华学校的校训，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清华大学永远的精神支柱和品格象征。
1916年，清华学校聘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为清华学校进行校园总体规划，校园内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都是由亨利-墨菲主持设计的，清华园内这组建筑群，均采用了西式风格，也为以后的校园建筑风格定下了基调，非常符合留美预备学校的定位。亨利-墨菲是一位天才的校园规划师，10年之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聘请他设计规划了燕京大学校园。
1922年4月，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曹云祥出任清华学校校长，在曹云祥和周诒春之间还有二位校长，一个是毕业于北洋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张煜全，另一位是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金邦正，前者的任期只有一年半左右，而后者的任期甚至还不满一年，二人在任期内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而且都是被迫辞职，也可以说是被清华的学生赶出清华园的。
曹云祥是清华学校任期较长的一位校长，清华学校在其任内，实现了由留美预备学校办成完全独立的大学计划，酝酿多年的升格为大学的计划，终于获得北洋政府外交部的批准，清华学校改组成立了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研究院，1924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名为清华大学。
1925年5月，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相继成立，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是清华大学初创时期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这一年也是清华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开始招收第一批本科生，而国学研究院也在哈佛毕业生吴宓的筹措之下，开始广揽名师，聘请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导师。
李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曹云祥曾聘请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并主持工作，胡适谦虚地表示：“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起点之高，学术成果之丰硕，影响之广泛，可以说达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顶峰，至今还无人能够超越，而曹云祥对清华的历史性贡献，也应当被历史所铭记。
1931年10月，梅贻琦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在曹云祥和梅贻琦之间，还曾有三位校长，以任职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是温应星、罗家伦和吴南轩，温应星和吴南轩都只是过渡性校长，任职时间极短，只有罗家伦任校长期间有所作为。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了四分五裂的中国，全国行政、司法、教育、军事、外交都趋于统一。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大学，并改称国立清华大学，隶属于教育部，当年9月，蔡元培、胡适的学生，也是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受命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曾游历了欧美多所著名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罗家伦执掌清华期间，取消了留美预备部，停办了国学研究院，而是以欧美现代化大学的模式，重新构建国立清华大学体制，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添置校舍，招收女生，裁汰冗员，并创设与清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为国立清华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也使得国立清华大学跻身于中国名校行列。
梅贻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时，他已经在清华工作了十几年，见证了清华大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他对清华园内的一切也都相当的熟悉，即担任过清华学校的教师、也当过清华大学的教授，而且从1926年就开始担任教务长，无论是教学和学校管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而梅贻琦出任校长时，也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清华的校长非常难当，这从此前清华校长频繁更迭中就可看出端倪，被清华学生逐出校园的校长不在少数，学富五车的校长也是大有人在，看看历任清华校长的履历，哪一个不是欧美名校出身，但最终长时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者，唯梅贻琦一人耳。
梅贻琦
梅贻琦只有学士学位，而且不是名校出身，何以能在大师如云的清华大学立足，唯一的解释，就是在于梅贻琦的人品，他以不同凡响的教育智慧、圣人般的人格魅力和终身服务教育的理念，奠定了清华大学之自由思想和独立之精神的灵魂，不但征服了清华大学的广大师生，也彻底征服了中国的莘莘学子，凡是中学生都以报考清华大学为荣。1915年就进入清华学校读书的梁实秋，曾经回忆他在清华园读书时的情景，那时清华园的宿舍就有暖气、电灯和自来水，睡的是钢丝床，如厕则是抽水马桶，当时许多人都用不惯，非采取蹲式不能完成任务，由此可见清华办学经费的富裕，清华当年的办学条件，后人是无法想象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了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涂炭和毁灭，国立清华大学随即组织师生西迁，并与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西迁云南昆明，在抗日的炮火声中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战火中诞生的西南联大，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所一流大学，尽管当时办学条件相当的简陋，但这里却又是一个大师如云的地方，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观。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室
西南联大由校务委员会执掌和统筹学校事务，校务委员会主席由张伯苓、蒋梦麟和梅贻琦三位校长担任，但实际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只有梅贻琦一人，可以这样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其存在期间，梅贻琦自始至终都是实际的掌舵者和管理者，这三所联合起来的高校也以清华的学生最多，尤为重要的是，清华大学的经费来源，并没有因为抗日战争而有所削减，反而因美元的升值，清华大学办学经费的含金量更大了。梅贻琦是张伯苓的得意弟子，他有意放手让弟子承担这样一个责任，而蒋梦麟在重庆国民政府里还有其它事情可做，基本上都呆在陪都重庆，因此张伯苓和蒋梦麟基本在幕后，而梅贻琦则以一人之力撑起了西南联大的天空。
梅贻琦的管理大学的法则就是教授治校，在国立清华大学时如此，执掌西南联大时更是如此，学校各种职能部门的领导都是来自一线的知名教授，学校的一切事务也都由教授进行民主决策后实施，学校有两个机构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一个是校务委员会，一个是教授会。西南联大存在的8年时间里，可以说经历了整个抗战时期，为中华民族保存了重要的科研力量，延续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文脉，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生，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训“刚毅坚卓”就是梅贻琦亲自制定的，西南联大所取得的出色成绩，使它享誉海内外，绝对跻身于世界一流名校的行列，西南联大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所培养的学生，在新中国各行各业积累了大批精英人才，这批人为共和国的伟大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三所大学陆续迁回原址复校，梅贻琦依然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48年12月乘飞机离开了炮声隆隆的北平，前往法国首都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并于会后长期滞留美国。
缪云台、梅贻琦、胡适在美国留影（1954年）
1955年，梅贻琦离开美国回到台湾，利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6年，清华大学在台湾新竹市复校，但台湾的清华大学，除了继续使用“庚子赔款”之外，已与北京的清华大学完全不同了，但无论如何，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还是保留和延续了一些清华园的血脉。
历史的车轮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前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获得了飞跃式发展，对此各方评价不一，一些学者在评价大学的时候，常常征引“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以此来证明一所大学的优劣与否，不在于校园的建筑的宏大，而在于学校师资的高低，“师资是唯一决定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高下”，这句话出自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之口，梅贻琦先生从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在清华大学校长职位上长达17年之久，这还没有加上西南联大和台湾新竹时期的清华，应该是中国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之一了，更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既前无古人，更后无来者，梅贻琦也被后世称之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这一历史殊荣可谓当之无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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