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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正是八个样板戏最红火的年代,我们村小学校也就是五六个班百十来个学生,竟然也成立个毛泽东思文艺宣传队,宣传队经常排练个小剧目小选段演给群众看,公社还组织各村学校文艺调演,搞的很红火,有时候大队开群众大会,文艺宣传队会前 要登台表演一下,乡亲们称我们文艺队是娃娃戏班子。
唱戏也是要有天赋的,俺班的小女生杨花她爹在戏班子里打大锣出身,她学戏太快了,听一遍就唱的有模有样。我天生没有音乐细胞,咋学也学不好,五音不全,嗓子发哑,戏是肯定唱不好的,只能在《红灯记》《沙家滨》演个特务汉奸,演员甲乙的小角色。父母对我很失望,因为那个时代能会唱几出好戏,是鲤鱼跳龙门的最快的捷径,演李玉和叫什么亮的不是当上文化部长了?那个时候谁家的儿子女儿能考上县里的剧团,比现在考上清华北大都有名气。于是父亲就对母来说:这孩看来唱戏是不中了,等有钱了,给他买个弦子(二胡),将来拉个头把弦子(乐队第一把交椅),说不定还能找个名角。
当时我对父亲的这句话真的闹不明白,拉个头把弦子和找个名角当老婆有啥球关系?百思不得其解,可也不好意思问。但是这句话对我是有非常强烈的冲击力,不为别的,如果将来能找一个长得像柯湘(《杜鹃山》的女政委)一样名角当老婆,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从此我便下定决心,立志要学拉弦子,将来当头把弦。
为了先打好基础,迎接父亲要给买的弦子,在行人稀少的荒岗上,张开我想像的翅膀,让梦想飞翔,怀揣着一把漂亮的弦子,模仿拉弦子的高手,空对空表演,左手上下滑弦,右手左右来回拉弓,嘴里还念念有音,或长或短或舒或缓或高亢或低沉,穿插锣鼓锵声。此刻我感世界就是我的,我就是世界,行走在梦想的世界里,自得其乐,让我留恋忘返。我幻想着将来某个时刻,我穿着演出服,端座在灯火辉煌的大舞台一侧,面对着舞台,引领着乐队,让演员在我头把弦子的伴奏下,唱的满堂喝彩。少年的我,这个时候很亢奋,脑袋瓜子里充满着无尽的幻想,有时新奇无比,不乏荒诞剧。我后来读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我读着很有味道,阿Q不是我的化身么,特是革命胜利后阿Q那种要啥有啥的感觉。鲁迅先生不愧为中国的大文豪,他能写出人的这种的感觉,真是太伟大了。
这时段,父亲在县城工作,离老家百十里路,每几月才难得回家一次。从说弦子这件事起,我特别盼望父亲回来,盼望看见父亲骑自行车回来时,肩上多一个装弦子的长长的蓝布包。可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永远也没看到那个装着我梦想的蓝布包,我的心慢慢的暗淡了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是:“四人帮”粉碎了,学校开始了文化课考试,演传队也解散了。然后是考高中、考大学,一路考下来,再也没有时间去想那个头把弦事了,我的这场头把弦的青春梦想也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后来我在县里当宣传部长时,文化局有一个豫剧团,豫剧团有个女团长,她是个角,是剧团里台柱子,她男人恰好就是剧团的头把弦!有次到文化局座谈,一我充满好奇地问她:为何头把弦能找个角名?她说:“你可知道,头把弦是边鼓子一打,他定调子哩,定低了你唱不亮,定高了你顶不上。头把弦要想拿捏你,还不容易?再说女唱男伴,听琴听声,哪能不生情?”
哦,原来如此,看来为了让我找个媳妇,老父亲给我早谋划好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父亲给我设计多条人生道路和职业选择,但当个头把弦这个选择是我最想要的,人家看戏是看人,我看戏是跑到后台看拉弦子。再过几年,就退休了,退休后先买一把弦子,非得学会拉不行,圆了这个梦。
(后续:二位懂乐器的老兄对我说,拉二胡永远当不了头把弦,要当头把弦就得拉板胡。看来我就是没拉头把弦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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